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转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走出“千年府学”的历史三峡

苏州潘露

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中华现代文化的大转型，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需要冷静思考，从容突破。中华传统文化在19世纪出现巨大的历史断层后，有必要去探寻背后的深刻原因。随着王朝循环历史的走到了终点，伴随着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海上侵入，我们被迫融入思想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自此开始全面经受着痛苦的转型与重建过程。

传统文化彻底崩溃，西方现代伦理也没有进入，这种价值虚无，为20世纪极端思潮的发育和生长，提供了最大的空间。现代转型是一个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心态和教育内涵。一切需要从头说起，才能管中窥豹，略知一二。鄙人在此不为“千年府学”高唱赞歌，只从历史哲学和文化现象的角度为“千年府学”的衰败和出路做一些粗浅分析。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现象，瓶颈一旦形成和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发生阻滞，只能原地打转，盘旋不进，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永远冲不出瓶颈。冲出瓶颈的程序，在哲学上和自然科学上叫“突破”，在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上则叫“转型”。也许大家都清楚，始于184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已经进行了174年，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历史的八阵图，原因何在？

大师王国维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公元前11世纪，周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周王室推行基于血缘的封建制和宗法制，辅以礼乐文化，巩固王权。西周末，逐渐坐大离心的诸侯们开始违反和僭越礼制的规定，出现礼坏乐崩的现象。整个东周时代，随着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扩张的野心和不断升级的战事，在彻底摧毁原先秩序的同时，也促成了思想的解放和活跃。以诸子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国“轴心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

虽然中国的“轴心时代”只有短短的三、四百年时间，但是在这场毁坏与新生并存的社会危机中，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提出了众说纷纭、五彩缤纷的哲学和学术体系，产生了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其一是对周礼和社会文化的彻底反思，其二是对重建精神家园的企望。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为中国文化“黄金时代”的到来积蓄了巨大的势能。

先秦“轴心时代”的自由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理念，毫无疑问是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的，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很快就结束了。公元前三世纪，来自西北高原的秦国开始武力统一华夏，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社会和文化大转型，到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和董仲舒以“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垄断意识形态为止。一个旷古烁今的中华帝国屹立在亚欧大陆东方的同时，中国文化黄金般的古典时期也随之结束。

此后的历史，正如德意志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中国历史在秦统一后进入王朝更迭的治乱循环中，在思想文化领域基本已无重大突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为标志，中华文化的高峰和价值多元的“轴心时代”结束。鄙人观点认为，至公元前221年起东亚文化的母体——中华文明“走在历史的下行线上”，其中虽有波浪涟漪，但是无法掀起惊世骇俗的滔天巨浪。这样一个完备而又合理的统治系统，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们的东方哲学——儒、法、道三家的精义熔铸其中，便形成一个所谓“霸王道杂治”的文化整体，虽在漫长的中世纪文明中独步世界，彪炳史册；也因此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岁月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的内在定型，都是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变动。自始皇帝焚书坑儒后，中华帝国在此后历朝文化发展策略上以控制自由思想为主线，控制较轻的唐宋则出现文化小高峰，控制较重的明清则文字狱不断。鄙人翻阅了世界历史，从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先进思想文化和经济水平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便是我们当前需要完成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涵与远景。敢问喜欢用一条腿蹦着走路的人，能走多远？

如果回顾“千年府学”过去辉煌的原因，必须看到文化迁移和文明中心的影响，对东南学宫辉煌的推波助澜。自公元前五世纪吴越归宗和公元十世纪后吴文化强势崛起后，“千年府学”就承载和驱动着中华传统文明的三驾马车，从中古走到现今。三辆马车是，其一，在宋之后的官办学校体系中，逐渐成为学术中心之一，领衔文化界和教育界；其二，在宋明理学的大框架下，成为孔子、朱熹等人重建君子之国的理想文化土壤，成为文化人和士大夫的精神家园；其三，在近代化转型中，还能清醒走在历史的最前沿，无论是苏州南社还是江苏师范学堂建立。遗憾的是，在一波三折中，却出现历史倒退，倒退在哪？

我们的民族文化内在死结，就是发育太早、先天不足而已，在价值观高度上缺乏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标志的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文化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传统民族文化，为其固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寻找现代价值体系的归宿过程，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和南亚的印度、东亚的中华社会，都是必经之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文化的历史“优越性”是大中华民族主义的一厢情愿而已。在这个人类重要文化的历史转型问题上，没有其他路径可寻，要么积极反应、融汇变通，要么消极抵抗、衰败出局。

只有经历了转型之苦，吸纳和接收了外来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在传统文化的大树上结出现代文明之果。伴随着科举选官制度的生根发芽，“千年府学”这种文化和教育

制度就是我们固有的文化形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稳定状态，在开放文明的冲击下，转变成西化“现代化”，是十分困难和十分痛苦的。“西方”和“东方”两者之间横亘着的思维方式的鸿沟，略似于一个成年人与自己童年之间的鸿沟。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山长们朱长文、钱德洪、翁心存还是俞樾，即便是孔子和朱熹坐镇，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等西方真正的思想家面前也要相形见绌了，高下立判，不必多言。

鄙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最大障碍就是国共两党，文化转型被政治转型拖累，他们甘愿把中国文化拖入斯拉夫文化的历史死结中，企图引入列宁主义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拒绝回归人类主流先进文明，用无比极权的党国体制在20世纪中进一退二，最终“独尊马列，杀尽百家”。他们在屈辱和激愤情绪支配下，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半醒半醉中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新儒家和新左派也死灰复燃，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上演了一出出“孔孟”大战“马列”的历史穿越剧，鄙人看尽了小丑作态龙庭。在一个基本价值观倒置和扭曲的社会形态下，整个文化生活的指向，乃至真、善、美的意义都没有了依凭。丧失了精神家园的荒谬感是无法通过理性分析来慰藉和释怀的。在当代文化大转型面前，普遍的焦虑感、荒谬感就成为每个人对社会、人生、自然进行深入思考的契机，其实转折就在每个人的心中。

用现代“普世价值观”构建社会文化和人文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社会长期不能走出“瓶颈”，正是因为传统文化中缺少以“正义、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为核心要素的普世价值。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认为，“毫无疑义，祖先给我们留下众多宝贵的文化积淀中华传统文化也孕育了绵延不绝的宗法专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有非常不利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五大缺陷：1.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2.社会上没有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3.思想文化领域尊圣宗经，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中国

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和地方自治，行政与司法统一。5.不讲形式逻辑，科学和理性难于发展。不是中国人愚蠢，是祖传的僵化的制度和思想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社会转型失去了内在的动力，遇到难于逾越的障碍。是否接受现代文明，融入世界，成了国家和民族盛衰荣枯的生死线。”

英国人鸦片战争后说，“中国女人真可怜，一双小脚缠了一千年”。我淡淡的笑道，“难道千年府学的男人们不可怜吗？一套《四书五经》背了一千年”。中国传统的学术就是不断地造各种各样的围墙，造一个监狱把自己关进去，这种画地为牢也叫做学术？这其实是很可笑的逻辑。不幸的是“千年府学”的继承者们，在现代洋科举中苦苦挣扎，在高考绑架基础教育的大前提下艰难找寻往日的辉煌和自信。至于如何再次引领文化和思想的发展潮流，不在大家的思考范围之内吗？

公元前387年，大哲学家柏拉图在古典时期文化中心雅典开辟了西方的“千年府学”——雅典学院，此后许多古希腊哲学名士曾受教于此。直到529年，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学院关闭，这才结束900年柏拉图学院的教学史。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后，再次成为文艺复兴和社会革命的思想起点，在此基础上西方现代文明的宏伟大厦拔地而起。鄙人并非妄自菲薄，大胆断言：一个传统而又现代的“苏州学院”，那才是“千年府学”的历史出路，我们不能辜负历史，更不能满足现状！

“我思故我在”，仅以此文为“千年府学”祝寿，为传统文化寻根！为现代文明求索！

2014年12月7日

（本文仅代表笔者本人观点和立场，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本文发稿时系笔者工作单位江苏省苏州中学110周年校庆，其前身“苏州府学”980年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