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关于公立医院的改革举措当中，管办分开一直是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原则之一，也是社会各界绝大多数人士高度共识的改革方向。
从改革大方向来说，管办分开必须明晰政府的职权范围，在此基础上明确，管和办的分开不能只是再增加一个行政主管“婆婆”，必须触及机制、体制的变革。
成都市的医改率先迈出了管办分开比较彻底的一步，为其他地方提供了难得的参考经验。
新成立的成都市医院管理局与卫生行政部门平行、独立工作，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参与公立医院业务层面的机制、体制改革与运行效率的管理。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负责公立医院的业务职能，从而更好地集中精力实现包括公立、民营机构在内的全行业监管，建立公平准入、共同成长、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医疗服务的总供应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其次，建立医管局不只是再增加一个行政主管“婆婆”、换汤不换药，而是通过机制、体制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积极性，尽可能使每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成都市医管局将财务自主、机构设置、班子组阁、职工聘用、设备购买等经营手段通过明确的责权界定“还权”给了医院和院长管理团队，减少干预、减少审批、简政放权，使其作用更好、更多地集中在政策性指导、保障和管理服务方面。
再次，政府首先履行其自身在医疗保障、公共卫生方面的职责和比较优势，并同时发挥市场在一般临床医疗的比较优势。因此，在率先建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外，成都市政府也显著增加了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支持力度，特别加大对承担公共卫生的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的倾斜政策性支持，划拨医疗土地支持承担基本医疗服务的医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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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都医改与全国医改一样，判别其好不好，成功与否，不应该只观其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看其改革带给了百姓什么好处，其中包括看病就医的可及性、费用负担以及服务品质等关键指标。
另外，成都医改能够走多远，百姓受益程度究竟能够有多大，还取决于更高、更深层次的大体制问题如何解决，比如解放医生生产力的多点执业问题，医院的行政事业单位定位和编制问题，社会力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的收入分配问题等等，都亟待中央有关部门进行卫生领域外更大范围的顶层设计和体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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