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赋的滥觞
摘要:赋起源于以铺陈为特征的诗化的散文,考察先秦文库之珍存,对赋体的形成和诞生关系最大者,莫若《庄子》。与“命赋之厥初”的荀况和“以赋见称”的宋玉相比,《庄》文虽未形成赋的完整体制,却颇富赋的雏型,已看得见荀宋赋的端倪。《庄子》颇多铺陈文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篇章,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它亦诗亦文,散韵结合,奠定了赋的特有机制;它那假设问对的结构模式、对比映衬的铺陈方式、虚拟寄托的构思特点、富丽奇僻的文辞词汇等为后世赋家所祖式,影响了赋体尤其是汉大赋的形式特征。由此可见,《庄子》不愧为赋家之祖和赋之滥觞。
关键词:《庄子》;赋的滥觞;赋体模式
赋是一种以铺陈为特征的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它起于先秦,盛于两汉,蔚为一代文学之正宗;其后虽屡径演变,却一直生生不已,流行不衰,是我国特有的重要文体之一。那么,赋的源头何在?从古到今,有源于古诗、源于散文、源于荀赋、源于铺陈手法、源于民间隐语诸说及所谓多源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就具体作品而言,笔者发现,赋体主要滥觞于善于铺陈、亦文亦诗的诗化散文《庄子》。
一、赋的起源与《庄子》
关于赋的起源,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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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追源溯流,阐述了“赋自诗出”及其流衍形成过程,有其一定贡献。但是,由于赋是诗、文结合体,它绝不可能在某个单一的母体上生成,而刘勰却囿于“宗经”思想和摒先秦诸子著作于文学之外的观念[1],单就诗歌一途立说,且在赋体起源上,把《诗经》六义之一的“赋”,特别是把“登高能赋”的“赋”和诵读方式之一的“赋”与作为文体之一的“赋”混为一谈,这就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2]。
这种观点影响了一千多年的赋论,直到清代章学诚才奋起为之补正,他在《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中说: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其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
且不说他“假设问对”之属能否对号,“原本诗骚”之说是否确当,其“出入战国诸子”之言确是慧眼独具,见识卓异,大开学人视野。
近年来,关于赋体渊源的论辩甚夥,除在上述刘、章学说基础上提出的源于诗骚、源于散文诸说外,还有所谓多源说等。受诸贤启发,笔者在此也贡献自己的一点拙见。我认为,赋与古诗有关,但却不是它的嫡传,它“拓宇于楚辞”,但也只是受其影响而“始广声貌”,因为荀赋与楚辞无涉,足证赋体早已先之而存在。赋“出入战国诸子”,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或排队入座,再说,章学诚所说也不是纯就赋体起源而论,实包含其发展壮大在内。赋既非一源,也不是多源的简单凑集;既是对所有旧文体一切可用形式的面性吸收与融合,又不是突然间实现的,而有其可资探寻的直接滥觞。由于赋的体裁特点是诗与散文的结合,它的艺术本质是铺陈的表现手法,赋体形成的关键,“在于铺陈的成熟并独立成篇,而铺陈的熟首先取决于语言自觉意识的觉醒程度”[3],所以笔者认为,赋起源于以铺陈为特征的诗化散文。说得具体一点,那就是它与诗歌、散文同胎孕育于“卜辞”的母体,啜养于周初有关旧文体的铺陈手法,催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语言自觉,而主要滥觞于善事铺陈的诗化散文《庄子》。
甲骨卜辞作为我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其中的“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等片文字,现今常被看作诗歌和散文的萌芽,其实也何尝不是诗文一体的赋体的萌芽。《尚书》《周易》尤其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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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等早期文籍中日趋发展的铺陈描写,也成为赋的艺术要素和渊源。春秋时代的行人辞令和贵臣谏辞(包括赋诗明志),机智灵巧,揭开了语言自觉的序幕;而战国策士们的纵横驰说,滔滔陈辞,则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华夏故土上同时掀起一场空前的语言艺术的大演习、大竞赛,他们那铺张扬厉、夸夸其谈的说辞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给文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受时代风气的熏染,诸子文章中的铺陈也日趋繁富和成熟。《论语》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动描述,《孟子》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诸段热情铺绘,已具有赋的性质。散文诗《老子》中更有肖似赋体的文字,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容,涣若冰将释,敦若朴,混若浊,旷若谷。„„(第十五章)
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春登台。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乘乘无所归!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畏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淡若海,漂无所止。众人皆有己,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母。(第二十章)
从这些章节中,已分明看得见赋的形影了。特别是纵横家苏秦、张仪的说辞,口若悬河,恣肆辩丽,言形势则东西南北,道利害则纵横上下,侃侃娓娓,极力铺陈,耸人听闻,把语言的技艺和功能推向了高峰,实为汉代赋家所规模。但可惜的是,《论语》多片言只语,不成大观;《孟子》以雄辩为能,不以铺陈见称;《老子》抽象高谈太多,而形象铺写无几;纵横家的事迹和言辞由口头流传到被添油加醋地写成文字,最早也在战国末期,故《战国策》和《楚辞》一样,只能是对赋的发展演变发生影响。考诸先秦文库之珍存,对赋体的形成和诞生关系最大者,莫若《庄子》。郭沫若说它“立意每异想天开,行文多铿锵有韵,汉代的辞赋分明导源于这儿”[4],实在是一个天才的发见!
二、《庄子》在荀宋赋之前已有大量有实而无名的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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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众所周知,赋之命名始于荀况、宋玉,然而文学史上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荀子《赋篇》“纯用隐语,虽始构赋名,君子略之”[5],而淳于髡“不以文名,更无赋传”,却被认为是“有实无名的赋手”[6]。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7]一样,在赋这一名称出现之前,庄子已有大量有实而无名的赋作了。
请看《齐物论》对风的描写: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
这里,作者挥润赋笔,以其天才的体验和神思,把看不见摸不着的风写得有动有静,有起有落,绘声绘色,摹形摹影,尤把稍纵即逝的风声烘托、刻画得逼真传神。杨慎曾说:“庄子地籁一段,笔端能画风,掩卷而坐,犹觉翏翏之在耳。简妙含蓄,庄子画风之祖。”[8]方以智更说:“此是一篇天风赋。”[9]把它和宋玉《风赋》相比,不仅形体逼似,而且笔致高妙多了。因为“《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而这里“写的是风的自身”[10],充满了诗情画意。
又如《逍遥游》所写藐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疬而年谷熟。„„”我们把它比之于宋玉的《神女赋》如何?宋玉写的是高唐神女的丽颜盛饰,庄周写的是姑射神人的精神风度;高唐神女缠绵悱恻,柔情似水,正是人间情态,姑射神人冷艳飘逸,不食烟火,俨然天上仙姿;宋玉以之寄托深情,微含讽谏,庄周借此表达理想,独开境界。庄周的描写虽不及宋玉的色彩斑烂,雅丽精工,然而各有千秋,同臻极致,其内容、体式颇有类似焉。
再如《人间世》写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繲,足以糊口;鼓䇲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锺与十束薪”。这里的描写,又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而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的笔法何其相似,而且更多铺陈滋衍,名之“支离疏赋”可也。宋玉以丑为丑,骋辞强诬登徒子好色,立意庸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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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周丑中寓美,旨在说明畸人全性,意出尘外,平心而论,庄周反胜于宋玉,不知其几何矣!
由此看来,被称为“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11]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宋玉生活于顷襄王后期,至少晚于庄子七十年。其时楚已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与宋蒙(今河南商丘)毗邻。宋赋式法庄文,不只从上述客观联系可以推出,从时代和地理条件考虑,也是极为可能的。
《文心雕龙·诠赋》云:“荀结隐语,事数自环。”今人多据以推原荀赋出于民间隐语。所谓隐语,刘勰解释为“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并举“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12]等为例证。又谓隐语自魏代以来,“化为谜语”,而“荀卿《蚕赋》,已兆其体”[13]。隐语起源于民间,这是不成问题的。《诗经》民歌中的“鱼”“饥渴”等语,早已有人考证属于隐语。《国语·晋语五》有“秦客廋辞于朝”的记载,廋辞亦即隐语(韦昭注云:“廋,隐也”)。春秋战国时代,“楚庄齐威,性好隐语”,故有优孟之谏庄王葬马,淳于髡之对齐王问[14]。这两篇文辞,摛采体物,有声有色,都接近赋体。这些滑稽之士的谈片,确实推动了赋体的诞生,“命赋之厥初”的荀赋正是受这种隐语的影响而产生的。《汉书·艺文志》将先秦《隐书》十八篇列入杂赋类中,大概也出于这样的缘故。
但是可别忘了,在荀况之前,淳于髡同时或稍后,还有一位居住在宋蒙乡间“穷闾阨巷”中的大滑稽家——庄周,他在僻处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讽世刺时,著书洋洋“十余万言”。他生活在民间,对隐语的运用,更是近水楼台,便利而精熟。他的书中,可以说遍布着隐语。像齧缺、王倪、支离疏、泰清、无为、少知、无足、知和、无有、方明、谆茫等人名物名,都是明显的字谜。最突出的是《大宗师》中的“副墨之子(文字)闻诸洛诵之孙(诵读),洛诵之孙闻之瞻明(见解),瞻明闻之聂许(心得),聂许闻之需役(实行),需役闻之于讴(咏歌),于讴闻之玄冥(静默),玄冥闻之参寥(邈远),参寥闻之疑始(迷茫之始)”。这简直是一连串的谜语。更有意义的是,庄子往往将所要讲的道理隐于形象、故事和言谈之中,让读者去“射”,这就是他所谓的“寓言”。例如《天运》篇的“黄帝遗玄珠”: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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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赤水之北”,隐喻人生之彼岸,即道之玄境;“昆仑之丘”隐喻玄境之极致;“玄珠”即道,而“南望”隐喻迷恋世俗之此岸,故曰“遗其玄珠”。“知”谓智慧,“离朱”隐明目,“吃诟”隐聪耳巧舌,“象罔”乃无形无心的真性之谓。前三者索之皆不得,唯象罔找回了玄珠,这是隐喻求道当去智慧、黜聪明的深奥哲理。这种“寓言”,与其说是对比喻的发展,毋宁说是隐语的扩张更确切些。《庄子》“寓言十九”,便注定了它有较多的由隐语发展而来的以铺陈谜面为特征的赋的雏型。荀况有《知》《云》二赋,庄子也早就赋予知、云(云将)以形象和生命,让它们参与哲学思辨,把它们当作隐语式的人物来描绘了。庄子的隐语,虽不具备荀赋那样的完整体制,但远比荀赋广泛而深刻,从实质讲,庄周远远走在了荀况的前边。而且荀况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并引用过《庄》书中的文字,他显然是读过《庄子》的。他的《赋篇》除受稷下士人(如淳于髡)和其他学子(如老聃)隐语赋文的影响外,不能排除受极善“遯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隐语大师、铺陈高手庄周影响之可能。
翻开《庄子》,其中近似或属于赋体的文字比比皆是,所赋的对象也多种多样。除上举各例外,再如《逍遥游》开篇,即可视为“大鹏赋”;《马蹄》对马的描写,似可称为“马之赋”;《人间世》所写栎社树和商丘大木,可以看作“恶木赋”;《大宗师》有长长的“真人赋”;《在宥》《刻意》各有“圣人赋”;《说剑》叙天子、诸侯、庶人三剑,可谓之“剑赋”;《田子方》写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相当于“射赋”;《外物》叙任公子钓大鱼,算得上“钓赋”;《达生》有一“髑髅赋”;《秋水》骈出“河海赋”;还有玄妙虚廓的“道”与“至道”之赋(《大宗师》《在宥》)„„总之,作者以其卓越的才能,赋天赋地、赋神赋鬼、赋人赋物、赋影赋梦、赋心赋智、赋理赋道,林林总总,洋洋洒洒,波诡云谲,光怪陆离,实乃赋之大观。而全书以自然无为为宗,幻生奇迹,罗列怪象,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一切围绕着这一要言妙道铺展开来,生发出去,无乃天地间最大之赋乎!
从以上可以看出,《庄》文虽未形成赋的完整体制,像荀、宋赋那样与诗画境,与文分家,然而在它那诗、文、赋的浑然一体中,却颇富赋的雏型,已看得见荀、宋赋的端倪,透露了赋体诞生的信息。它无疑如同躁动于母腹中的胎儿,预示着赋这种新文体离呱呱坠地为时不远了。显而易见,庄子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拓源者和开山祖,不仅荀、宋步其踪迹,始命赋篇,而且汉人乃至后代赋家也多受其滋溉。其筚路褴缕的开拓之功和对赋体定型、发展尤其对汉赋兴盛的深刻影响,是难以抹煞的。
三、《庄子》中赋的特征及在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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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荀赋、宋赋之前就大量作赋,创立赋体,那么,《庄子》已具备了赋的哪些特征,在哪些方面对赋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影响呢?
首先,《庄子》颇多铺陈文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篇章,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铺陈,是与赋体共存,最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内层要素,是赋的艺术生命之腱。庄周的文章“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汪洋辟阖,仪态万方”,这早已成了定论。他虽非纵横家,但却有纵横家的文风,且有诙谐幽默之长。他虽无辞赋家的冠冕,却有其极善铺张的本色,且是大量铺绘的第一家。汪洋恣肆的铺陈,使庄子与纵横家、辞赋家站到了一起。
赋家的铺陈终究与纵横家有所不同。他们不仅需要对天下大势的宏观瞰视,而且需要对各种事物的细致观察。庄子正是这样的。他既放眼宇宙,鸟瞰人间,透视几千年,又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声一影以及人的一喜一怒体察精微。如《秋水》写蛙之洋洋自喜,《齐物论》写风之呜呜翏翏,《马蹄》写马之天然喜怒,《徐无鬼》写流人思亲之愈久愈浓,无不细腻入微。故林云铭说他“体物肖似”[15],刘熙载说他“体物入微”[16]。要成为赋家,首先得成为博物君子,而恰如宣颖所说:“古今格物君子,无过庄子。其侔色揣称,写景摛情,真有化工之妙”[17]。且庄子“不随人观物”,只眼独具,才识过人,因此能画他人难画之物,有别人未有的铺陈之文。
在许许多多独立成章的铺绘文字中,《天运》篇黄帝与北门成关于咸池之乐的问答是值得注意的。北门成问黄帝:“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黄帝就此作答,说明为何会“始惧”“复怠”“卒惑”,形成三段极富波澜的长长的铺陈文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土隙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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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悦。故有焱氏为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
这俨然是三部曲。每段文字既是说理,又是抒情,更用一系列形象和概念烘托、描绘音乐形象,边描绘边欣赏。三部曲,又构成三种境界,愈转愈玄,愈出愈奇,不可思议。三段文字同属铺陈,但因其节奏、韵律、情感与所描绘的不同境界相契合,风格显然有异:始如江涌三峡,复如漫逝平野,卒如缓归大壑。作者不愧为铺写高手!像这样的众多铺绘章节,实在已与赋略无二致。
其次,《庄子》亦诗亦文,散韵结合,奠定了赋的特有机制。是赋便少不了诗和文两种因子——在散文的肌理上须流淌着诗的神韵。《庄子》在散文的母体上注入诗的精神和气韵,具有浓郁的抒情性、葱笼的想象力、奇妙的象征、闳深的意境及诗的语言和韵律,从内容到形式都诗歌化,从而形成一种亦诗亦文的诗化散文的新体制,这正是赋体所要求的。这种诗化的散文,在它以前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除(老子》而外,是没有过的。加之它又颇善铺陈,自然成为赋体的直接滥觞。关于《庄子》的诗化特征,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8],故此处从略。
第三,《庄子》运用多种铺陈方式和写作方法,为后世赋家所祖式,影响了赋体尤其是汉大赋的形式特征。这主要有以下方面:
1.假设问对的结构模式
荀况《礼》《智》诸赋,都由制谜(设问)与射谜(解答)两部分组成,即先把所赋的对象作为谜面进行描摹,然后假装不知,请对方解答;对方就此推理猜测,铺陈一番,揭出谜底。这就是所谓“荀结隐语,事数自环”,“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后来宋玉《高唐》《神女》诸篇,汉人《七发》《子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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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猎》及《京》《都》诸赋,莫不踵其步武,从而形成一种模式。究其原始,问对形式在《论语》《孟子》中已经常使用,但都属于纪实;而真正开创并大量运用假设问对这种结构方式的,便是《庄子》,其寓言大都是由假设问对的形式构成的。如《逍遥游》中“肩吾问于连叔”一章,肩吾不理解接舆关于姑射神人的言论,向连叔陈述了一番,以求解答;连叔闻言在此基础上又再番铺陈,以释其惑:“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云,这与荀赋的结构何其相似乃尔!章学诚谓赋之假设问对源出《庄子》,诚乃灼见。
2.对比映衬的铺陈方式
《庄子》中的铺陈较多采用对比方式,相互映衬。如“鲲鹏与小雀”“坎井之蛙与东海之鳖”“天子剑、诸侯剑与庶人剑”“至德之世与方今之时”等等。而宋玉的《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特别是汉大赋作品,也大都采用这一方式,喜用对照铺陈以形成对比差和衬托效应,体现了相同的写作方法和审美兴趣。很显然,这一方式也源于《庄子》。在这一点上,后世赋家也分明受到《庄子》的影响。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庄子《逍遥游》前一部分的描写方式就很相似,都是先用对比描写形成一个层面,然后推出另一境界,与前文形成另一对比层面。后者虽陵越前者,但又囊括涵盖前者。二人的作品在铺陈分量和程度上有很大差别,文体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对铺陈的布局和整体构思上,却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至于宋玉所赋大王、庶人之雄雌二风,与庄子所说天子、诸侯、庶人三剑更是如出一辙。
3.虚拟寄托的构思特点
赋是具有虚拟特点的文人文学,无论荀、宋、枚、马、班、扬、王、张,其赋作多是虚拟之辞。而追溯起来,为文大开此风的正是庄子。他笔下的人物故事,“皆空语无事实”,都是用想象虚摹的。其中一些人名也是虚构的,如无名人、无人、无穷、无为、无始、无有等。从无名人、无人、无有到子虚、乌有、亡是公、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岂不是一脉相承吗?不过,庄子虚构的人名,往往包含某种理念,与后世纯属无谓的虚构有所不同。他的“胡思乱想”,其中皆隐藏着要言妙道。庄子著书旨在明道破惑,讽谕当世,赋作家也是讲求讽谕的。他们都用了寄托手法,且都寄托于笔下的人事。只是庄子放言无惮,含蓄而不含糊,赋家却因其特殊处境,往往扭扭捏捏,含糊其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诮。还应注意的是,赋家曲终奏雅、卒章显志的构思特点,恐怕也是受庄子某些篇章篇末点题的启示而来的,因为它是最早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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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富丽奇僻的文辞词汇
《庄》书文辞词汇之丰富,是不待多言的。作者更创造了许多新奇的词语,爱用别人不用或从未使用过的生僻字词。如《齐物论》写风一节,《养生主》写解牛一节,《人间世》写大木一节,都有很多怪僻词语.这在书中俯仰皆是,不胜枚举,以致成为人们阅读《庄子》的障碍之一。在这一点上,后世赋家也正好承其绪风,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但总的说来,《庄子》文辞词汇虽富丽奇僻,然似乎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且辞理并胜,文质相称,“虽瑰玮而连犿无伤”,“虽参差而諔诡可观”,绝不像司马相如那样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搞得恍恍惚惚,病病怏怏,造出那“丽以淫”的“文妖字林”以“鬻声钓世”[19]。不论后继者的功过如何,要之,《庄子》对赋体特别是汉赋语言风格之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还有,章学诚说赋家“出入战国诸子”,指出“假设问对”为《庄子》之遗,其实他所说的“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也都为《庄子》所兼赅。可见,赋体的诸多外在特征,《庄子》差不多都具备了。且《战国策》《韩非子》《吕览》均比《庄子》晚出,赋家者流,正是导源于《庄子》。尤需指出的,庄子任乎自然、无为自守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汉赋的世界观,并进而影响到汉赋的创作指归;庄子“以大为美”的美学思想,影响了汉赋家的审美观,从而创作出了颇能显示“大美”特征的汉大赋。因此完全可以说,“如果谓赋之出于诗骚犹陈完之育于姜,而因代有其国的话,那么赋之出于《庄子》,则犹如王者之支庶封建为列侯也”[20]。
《庄子》在后代赋作中还留下多方面的影迹。除上面说到的“命赋之厥初”的荀况、“以赋见称”的宋玉和有关汉大赋作品外,贾谊《鵩鸟赋》就多处引用《庄子》文句,其《吊屈原赋》也与《则阳》篇柏矩吊辜人的情形相仿佛。枚乘《七发》假设吴客以七事启发楚太子,与《达生》篇皇子为桓公除“鬼”病,《徐无鬼》中无鬼以相狗相马讽魏武侯的描写不无关系;其中对音乐的描写以及王褒等人关于声乐的赋作,大概也受到《庄子》“地籁”“咸池之乐”诸章的启示。张衡的《髑髅赋》与《庄子·至乐》篇关于髑髅的描写,其内容、结构、语言大同小异,显然是从中脱胎出来的。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赵壹的《穷鸟赋》《刺世嫉邪赋》等也无不与《庄子》的精神和手法相关。《汉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类、陆贾类、荀卿类和杂赋类,顾实先生综合章太炎、刘师培以来的说法,认为屈属盖主抒情,陆属盖主说辞,荀属盖主效物;于杂赋则云:“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者欤。”[21]据此可知,秦代以来的杂赋[22],与《庄子》有着更为直接的亲缘关系。把《庄子》归入杂赋,亦无不可。有趣的是,《庄子》和楚辞都有《渔父》篇,二者的线索和写法大体相同,已有人怀疑它们存在影响关系[23]。由此看来,说楚人辞赋受《庄子》影响,不为无据。更奇怪者,汉初赋家枚乘、邹阳、庄忌等人,都出入于梁孝王门下;“卓绝汉代”的司马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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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赋生涯也自此发端。而梁王都于睢阳,其地正是宋国故都、庄周故里,这些赋家都从此地崛起,岂不是个伟大的秘密吗?从“子虚”“乌有”等名称的由来等,是否可以看出煌煌汉赋与《庄子》之隐密关系的信息和密码呢?
综上所述,《庄子》不愧为古诗、散文与辞赋之间的一块里程碑,不愧为赋家之祖和赋之滥觞。既如此,笔者不避狂肆,不揣浅陋,在此放胆效刘勰《诠赋》并为之妄续几笔,作为本节的结束:
赋从诗出,更自文来,亦诗亦文,铺言摛采。卜辞孕胎,《诗》《书》哺育。而行人修辞,近臣进谏,俳优制隐,策士聘辞,皆发扬蹈厉,宏壮身躯。至如《论》《孟》语体,亦有铺文;《老子》韵文,不无赋章。荀况沿波而命赋,宋玉顺流以使才。若乃《庄子》,瑰玮连犿,汪洋自恣,包举宇宙,虚设人事,工于画物,尤善摛辞,繁类铺比,妙契赋心。《知》《云》《风》《钓》,浑涵其中;子虚乌有,自此出焉。虽无赋名,亦非定体,然乃荀宋之先声,汉赋之滥觞也。
注:
[1]摒先秦诸子著作于文学之外的观念,刘勰《文心雕龙》本身的倾向即可证明。同时,萧统《文选序》明言:老庄之作“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把它排斥在《文选》之外。刘勰盖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
[2]赋、比、兴之“赋”,是指与比、兴不同的直陈,而不是铺陈,因为“比”也可用作铺陈,如《卫风·硕人》第三章即是。“升高能赋”,据孔疏:“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与赋体更不相干。诵读方式之“赋”,即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与赋体也无直接关系。 [3]冯俊杰:《赋体四论》(四),《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4]郭沫若:《庄子与鲁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5]程廷祚:《青溪文集》卷三《骚赋论》(中)。
[6]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7]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85页。
[8]杨慎:《丹铅摘录》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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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方以智:《药地炮庄·齐物论第二》,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10]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2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7页。
[11]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三《题高唐》。 [12]分别见《史记·楚世家》和《战国策·齐策》。 [13]刘勰:《文心雕龙·谐隐》。 [14]见《史记·滑稽列传》。
[15]林云铭:《庄子因·养生主》篇末评语。
[16]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17]宣颖:《南华经解·庄解小言》。
[18]刘生良:《〈庄子〉——绝妙的诗》,中州学刊1990年第1期。 [19]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20]徐宗文:《庄子与汉赋》,《安庆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21]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22]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23]见徐志啸《诸子散文与屈骚》,《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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