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对宜春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

韩愈对宜春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

【摘要】本研究立足宜春，贴近现实，对韩愈在袁州的文学活动、韩愈与袁州士子的交往、韩愈在袁州解放奴婢的现代意义进行归纳总结，预期能进一步让宜春内外的受众更加了解韩愈，进而了解宜春地方史，增进大家对宜春的感情，可进一步繁荣宜春市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宜春文化发展。

【关键词】韩愈；袁州；士子；制度建设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闰正月，53岁的韩愈从潮州量移至袁州（今宜春），担任袁州刺史至当年十月底。9个多月的时间并不长，在韩愈研究中经常被一笔带过，甚至绝少有人提及。尽管量移袁州在其仕宦生涯中并不十分起眼，但探寻韩愈在宜春的行迹可知，韩愈刺袁的9个月推动了袁州儒学文化的发展，给当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宜春文人应该珍惜这份历史机缘，将韩愈在袁州的表现尽量来一番“现场重现”，并从中挖掘出一些现代意义，不仅丰富宜春地方文化史研究，也为全国韩愈研究贡献一份绵薄。

一、韩愈在袁州的文学活动

韩愈任袁州刺史期间没有写诗记录，但散文创作颇丰。“江山多胜游”的宜春没有陶冶出他的诗情，却激发了他的文思。《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中收列元和十五年文23篇，其中可证为刺袁时作的有21篇（系于同年的《黄家贼事宜状》，据方成《诗文年谱》定为是年秋作，韩愈十月离袁，故无法确证；《与孟尚书书》则因文中有“行官自南回，过吉州，得手书”句，可证为离袁后作。除去《慰国哀表》《贺皇帝即位表》等一些应制公文外，还有《柳子厚墓志铭》被选入《古文观止》）及《祭柳子厚文》《南海神庙碑》《新修滕王阁记》《祭湘君夫人文》等名篇。或许正是由于韩愈将主要精力投入于散文创作，因而在诗歌创作上才无所建树。如此众多的名篇佳作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也可谓是宜春之幸事，稍可弥补无诗之憾。

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历代学者都有口皆碑。李翱曾说，在韩愈生前，“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赵醉也说，“韩公文至高”，“以引接后学为务”，“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宋代散文家多学韩愈，他们对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功绩，注意到了把他放在散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进行评价。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些评论，亦可用于韩愈在宜春的散文写作。

二、韩愈与袁州士子的交往

韩愈在宜春地方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贡献是兴文教。据南唐王定保《唐摭言》载：“韩文公名播天下……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

名。”民国《宜春县志》载：“袁自韩文公倡明道学，嗣是守郡者类以造就人才为心”，“宽刑禁，尚文学，悉奉昌黎为法”。又说：“昔韩昌黎自岭南移守于此，教化既洽，州民交口颂之。”韩愈在袁州带起了一批人，浓厚了宜春的文风。逮至中晚唐时，宜春文风大盛，江西的第一位、第二位状元卢肇、易重皆出于宜春。此后陆陆续续考中了30多位进士，赢得了“江西进士半袁州”的美誉。唐朝每科取进士50名，与宋朝以后每科取进士近千人相差悬殊，更可见“陆陆续续考中了30多位进士”之难得。这显然与韩愈在袁州“倡明道学”、大兴文教、使民开化有莫大关系。正因为此，念韩愈的肇启之功，后来袁州人为了表达对韩愈的崇敬，“美韩公传道励世之心”。北宋皇佑太守祖无择在府学讲堂西（今鼓楼路天府巷口对面），建立韩文公祠主祀韩愈，其址在当时宜春府学西，与现今昌黎书院所在的宜春台东西遥相呼应；后来，韩文公祠年久失修，明嘉靖已酉（1549年）知府刘廷浩、知县徐拭在原址基础上进行复修，匾额改为昌黎书院，增建原道阁，延诸儒讲学。岁久渐倾。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知府郑镐典复修，增屋三楹，以备疱烹。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汪若水再修春秋致祭，司香火，明末鞠为茂草。康熙四年（1665年），守道施润章、知府李芳春、郡丞孙席庆、推官郑鐤捐资在旧址重建，祀位如旧。此次重建始于1665年，成于1667 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府杨进将军补修厅楼，并在左添建横屋一栋三间。嘉庆十五年（1810年），知府郑鹏程、知县龚景沆率贡生刘培庄重建文公祠及讲堂左右两廊书房。道光二年（1822年），分宜职员张申禄在讲堂左偏捐建书屋。1822 年，西城三宫殿基改为书院，前后2栋。后祠五贤前为讲堂，又添建左右书舍共20间。道光十八年（1838年），宜春捐资修葺原道阁、四宜堂并添构卷棚、移建头门，新建魁星阁及碑亭各一所，并围以高垣、曲拦，备置一切什物。同治七年（1868年），知府骆敏修用修上谕亭的余款重修在院左右的魁星阁和月亭。1903年，昌黎书院改为袁州中学堂，民国三年又改为江西省立第八中学（即今宜春中学）宜中、七中，后为乡村师范学校校舍。现在宜春市四中校园内。昌黎书院在1984年被列为宜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被江西省批准列为省级风景点之一。现在宜春主城区有昌黎大桥、昌黎大道、昌黎阁，依然传承着来自历史深处的对韩愈的感激之情。

三、韩愈在袁州创设的制度建设

韩愈在宜春做了两件好事，颇为后人称许。一是放奴婢。据《旧唐书·韩愈传》载：“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按唐朝法律规定，不许用良人男女抵债为奴婢，而当时用良人男女抵债为奴婢的现象在宜春较多。韩愈到任后通令各地，改掉旧做法，凡抵债奴婢一律放回到父母身边，所欠债务一笔勾销，共解放奴婢732人。韩愈在任袁州刺史之职时，以《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上奏朝廷，要求放免被典贴为奴的良人男女，对“仍勒长吏严加检责，如有隐绳，必重科惩”。典贴之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 为降低风险，官方资本不向真正需要借贷的老百姓开放——资本从来就嫌贫爱富，今天银行仍是这副德性！他们被迫向能借到政府高利贷的大户借。水过地皮湿。大户放贷利息下限绝对不会低于官方利息上限，越穷者借贷成本越高，也就不得不产生用人抵押贷款的地方风俗。据《旧唐书·韩愈传》载：“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至，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

母，仍削其俗法，不许隶人。”共解放奴婢731人。后召拜朝散大夫，奏乞以在袁州放免佣奴之法，推之天下，著为令。

韩愈促成的这桩制度建设，其意义结合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会看得更清楚。尤努斯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永远摆脱贫困生活。这个理想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一项基本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孟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贷款。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的模式运作着，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韩愈就是唐代的尤努斯，领导着当年消除高利贷消除贫困的席卷全国运动。当然，不能苛责韩愈没有现代金融理念，创办民营银行来维护小微生产者生存。而在《谏迎佛骨表》跟皇帝顶牛：“日后凡是国家因未迎佛骨而出现祸殃灾变，都情愿归咎于我一人之身。上天可以作证，我也决不后悔。”发展社会财富之心殷殷可鉴！在“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的今天，韩愈在袁州解放高利贷人质的行为，应该得到比他的杂文更有价值的解读。

参考文献：

[1]陈志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巴蜀书社1999。

[2]刘国盈《韩愈丛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3]蒋凡《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柳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宜春市志》，南海出版公司2000。

[5]《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6]吴文治《韩愈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