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ｍｅｎｇ
忧患意识原论《楚辞》
忧患意识比较———兼与《诗经》
李金坤
（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３）
摘要《：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家庭、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在２１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
关键词《：诗经》《；楚辞》；忧患意识；里程碑；古为今用中图分类号：Ｉ２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３６５（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５９－０５
如果说家庭、社会等诸方面来反映《诗经》是从个人、各阶层人们的忧患意识，具有集体无意识表现特征的话，那么，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则主要集中反映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深沉意识，呈现出浓厚的个性化政治色彩。倘论《诗经》是一部忧患之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独具奠基作用的话，那么，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则更是一部深沉厚实的忧患巨著。
屈原的全部作品可谓篇篇含忧，句句寓愁，悲怨之雾，遍及辞林。作品中充满着悲伤恐惧情绪的字眼，可谓俯拾皆悼、憚、患、悲、伤、哀、怨、愤、愍、忿、郁邑、歔欷、是。如：恐、
郁结、纡轸、愁苦、於邑、轸怀、忧心、震悼、怛伤、愁叹、离愍、离谤、逢尤、伤怀、永哀、太息、烦冤、冤屈、长鞠、舒忧、娱哀、惨郁郁、自抑、掩涕、抆泪、擥涕等，犹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琵琶行》）。具体论之，屈原的忧患意识约有八端，即：（一）自修之忧恐；（二）不遇之忧思；（三）育才之忧患；（四）颓风之忧叹；（五）遭诬之忧愤；（六）疏放之忧怨；（七）民瘼之忧伤；（八）国难之忧戚。而归根结底，则落实到这是屈骚精神“忧国忧民”上面。最根本的体现。清人林云铭尝云“：读《楚辞》要先晓得屈子位置。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
（
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１］
不开的宗国情结。从他诞生之日起，他的命运就与楚国紧紧连系在一起了。具有这样非凡的家史与特殊的身份，诗人自信其应该且必须担当起振兴楚国、统一天下的责任和使命。而要完成重任，注重修身，历炼成才，最为重要。诗人深谙此理。因此，他在修身问题上，毫不含糊，毫不松懈“。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以下引文未注出处他本已有美好的内在品德，可还要加强才者，皆出于此篇）。
能的培养，做到德、才双修，素质全面。诗人以大量穿戴香花香草的特殊行为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德与才华。所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辟荔之落蕊”“；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他还常常为光阴似箭、时不我与而焦灼。所以，他更是争分夺秒地修炼自己“：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之不芳”。“，朝饮木兰“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从“朝”与“夕”的对应描写中，突出了诗人白马过隙般的时间紧迫感与高度自觉性，体现了诗人强烈的时间意识、成才意识与生命意识。令人甚为饮敬的是，屈原如此强烈的时间意识，完全是建立在他那自修为国的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核心之上的。诗人在《离骚》中展示着极其丰富的感情，倾吐着人类最深刻的焦虑，悉心思考着在日月轮转中人的存在和自我的身份。于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屈原第一个真正明确并使用具有现代概念与意义的经过洗礼而纯化了的“诗的时间”话语。也就是说，真正的时间意识是由屈原开始确立的。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陈世骧先生所说“：屈原的诗作《离骚》，广泛运用
１４２）
又云“：愚按屈原全副精神，
总在忧国忧民上。如所云‘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其关切之意可见。因被谗疏绌之后，纯是党人用事，以
［１］
致国事日非，民生日蹙。即哀自己，亦所以忧国忧民也。”（１４５）
下面便以屈原作品为例，论析《楚辞》之忧患意识。一“、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自修之忧恐—屈原自认是“帝高阳之苗裔”，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得化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１１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作者简介：李金坤（１９５３－），男，江苏金坛人，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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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学刊２００７年
‘时’字及其相关概念‘，时间’俨然成为它的中心旨趣。……诗人因群小当道，谗谄交加，失意仕途之余，忧心忡忡，却不畏一切地竭力在短暂的人世间追求一安身立命之所。可是人生如寄，万物稍纵即逝《，离骚》中对这种主观的‘时间’感觉至为敏锐。……诗人刚提起早晨，马上便说到黄昏；日子才出现，立刻就变成月份；此中是春天，下句转口气便是秋天了。朝、夕、日、月，春、秋、年、岁等字眼，或双双见于对句，或双双于同句中出现。屈原之前，这些字眼分别运用有限和落实的感觉。屈原之后，它们就时，包涵了相当稳固、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字眼一变而为个人的、活跃的、同时具有更大的感人肺腑的力量，正表征了那永远流逝的‘时夫民心”。清人鲁雁门《楚辞达》注“怨灵修之浩荡”句云：“（屈原）忽然想到君心终不察人心，则邪正永无分明之日，家国民生再无望救之时，不觉放声一号，怨字如呼天抢地而出，传神奇笔，其音至今未寂。与前伤‘灵修之数化’紧照应，一伤一急，各有至情至理。”诗人在不遇明君反遭殃的残酷现实面前，痛定思痛，终于清楚地意识到“：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九章・惜诵》）。不遇明君，废弃不用，就意味着诗人此前刻苦磨砺自己的，美政”理想也“好修”之功即化为乌有“将随之成为泡影。因此，诗人焉能不“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九章・抽思》）。
间’则生于心。之后，在中国，那悲剧性的诗人屈原，在上下求索永恒的人生真谛的过程中，以其激越而沉郁的想像力，完完全全地把那无休无止、变动不居的‘时间’的概念，用时’字具现出来。由于这概念的本身已极重要，而籍以表
现出来的气魄又那么雄长，因此它对后世的中国思想和文
学，一直产生极大的影响。”
［２］（２０６）
屈原这种在自修为国精神
统帅下的时间意识，在其之后历代爱国主义诗人及有识之士的人生实践中，无不体现出重要的生命意识，从而具有鼓舞、激励、鞭策人们奋力前行的重要作用。
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不遇之忧思
如上所述，屈原努力锻炼自己的道德、
才能，是为了实现振兴楚国、统一天下的美好理想。此外，当他看到楚王不能很好地趁着年轻抓住发展楚国的机遇时，表现得尤为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的“美人”指楚王。宋人王观国云“：《离骚》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注曰‘
：美人谓君也。言恐岁暮而不早用贤也’。”
［３］（２４０）
诗人希望楚王珍惜光阴，广纳贤才，励精图治，强国富民。因此，他直言劝谏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他还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事实来启迪楚王，衷心希望楚王能够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扬长避短。诗人列举道“：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通过对比，光明之正道与黑暗之邪路判若泾渭，何去何从，不言而喻。然而，屈原上述所有的努力、满腔的忠诚，到头来只能落得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尽管诗人再三表白与辨解说“：岂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竭诚希望楚王能够“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能够由此而大力推行美政。然而，这一切都令诗人大失所望。昏庸的楚王常常是“：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九章・惜往日》）。“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九章・惜诵》）。于是，诗人对楚王的怨恨之情喷薄而出“：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九章・惜往日》）。“余既不难去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
像屈原这种“不遇的忧思”，宋玉在《九辩》中也有同样的抒发。屈原所开创的这种“不遇的忧思”题材，对后来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等等，都有直接的影响。怀才不遇由此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歌吟不绝的主题之一。
三“、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育才之忧患屈原执政朝廷时，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之职。王逸《离骚序》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
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诗人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不遗余力地为振兴楚国而选拔和造就各色有用人才。如他所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其中的“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都是香草，象征可以造就的优秀人才。“九畹”“、百亩”，乃虚指，表示所育各类人才之众多。诗人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早日成才，为国所用。所谓“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是也。然而，事实并非如愿。令诗人万分痛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人才纷纷变质而腐败。诗人不无伤感地叹息到“：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在屈原看来，那些遭黑暗势力打击迫害而“萎绝”的人才，并不是最令人悲伤的，因为他们的本质未变。而最令诗人哀伤之至的是，许多人才则从本质上彻底颓废败坏了。这样，无疑增加了危害社会与国家的不利因素。诗人面对众芳芜秽、人才变质的伤心局面，冷静分析“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的严重问题，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又说，众才颓变的原因还在于人们自己“莫好修之害也”。要之，屈原分析众芳芜秽、人才变质的原因有三：一是奸佞党人的嫉妒与迫害所致，意志薄弱者纷纷溃败而堕落。二是社会贪得无厌、投机钻营、唯利是图等风气败坏，许多人因利欲薰心而变质。三是由于人才本身放任自流，不能加强自己道德品质的修炼与磨砺，因自暴自弃而霉烂变味。人才的变质，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诗人于万般伤痛之余，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九章・涉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第１期李金坤：楚辞》忧患意识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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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不为流俗所污、铁志“好修”的坚强信念，与变质之“众芳”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四“——颓风之忧叹—、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由于楚王的昏庸、党人的奸邪与腐败，屈原时代楚国的政治形势已经每况愈下、日薄西山，社会上呈现出种种颓败不堪的风气。诗人屈原以极具批判力度的如椽巨笔，记录下颓风的方方面面，体现出诗人忧切悲叹之情。写贪婪自私、嫉贤妒能者，如“：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九章・涉江》）。“世溷浊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党人们诬陷、诋毁屈原的丑行，给诗人带来了深惩！”群小、
深的忧愤，同时也更使他认清了社会黑暗的本质，从而增强抗争的意志与勇气。
六“、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疏放之忧怨
屈原无限忧怨的放逐悲情，在《九章》中得到了最为集中而全面的体现。其中九篇作品，主要是屈原放逐汉北与江南期间所作，是诗人放逐生活的真实记录。诗中多使用直接倾泻和反复咏叹的抒情方式，以表现悲愤哀怨之情。清人陈本礼评曰“：《九章》则直赋其事，而凄音苦节，动天地而泣
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九章・怀沙》）。“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九章・惜往日》）。“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远游》）。写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者，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类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九章・涉江》）。“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卜居》）。“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九章・怀沙》）。对于这些令人窒息的世道颓风，诗人始终保持遗世独立、不随波逐流的清醒意识与崇高品质。正如他所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自信之中却深含着对颓败社会风气的怨恨与忧叹。明人黄汝亨评价说“：屈子以其独醒独清之意，沈世之内，殷忧君上，愤懑混浊。六合之大，万类之广，耳目之所览睹，上极苍
苍，下极林林，摧心裂肠，无之非是。”
［４］
（１１６）
所以说，屈原这
种“独醒独清之意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屈骚精神之一。
五“、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遭诬之忧愤
屈原本来是一位怀抱美政理想、渴望楚国强盛的具有深沉历史感和伟大责任感的政治家，只是由于奸邪群小与营私党人的百般诬陷与恶毒攻讦，加之昏庸的楚王听信谗言，楚王遂对他由信任、重用而转向猜忌怀疑，进而疏远，直至最终的放逐。简言之，屈原的政治道路遂形成了一条悲剧轨迹，即：任→疑→疏→逐。
屈原行吟于放逐的悲路，徘徊于沅湘之江畔“，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创作出《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万古不朽的伟大诗篇。造成屈原悲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那帮群小与党人的嫉妒、造谣、排挤与打击。那些群小、党人们总是抱成一团，结党营私，视光明正大、廉洁奉公的屈原为眼中钉、肉中刺，总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在楚王面前竭尽造谣、污蔑和诋毁之能事。他们或而无端作梗，阻碍诗人的进身之路；或而捕风捉影，败坏诗人的美好品德；或而颠倒黑白，丑化诗人的思想情操；或而嫉贤妒能，攻击诗人的杰出才华。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置屈原于死地而后快。面对群小、党人们来势凶猛的诬陷与毒害，屈原则毫不畏惧，坚决斗争，以黄钟大吕般震天动地的声音回敬了人们的无耻非难“：亦余心之所
鬼神，岂寻常笔墨能测”。［５］（４４４《）九章》中诗人被放逐的忧
怨之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复陈述对楚王的怨愤之情。如“：疾亲君而无他兮，有招祸之道也”（《惜诵》）；信非吾罪而弃逐之，何日夜而忘之”（《哀郢》）“；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抽思》）。“荪”，此指楚王。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
（《惜往日》）。正如鲁迅所说“：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６］（３４４）。二是
对放逐艰辛生活的忧叹。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中”。诗人生活于高山丛林、猿猴啼鸣、雨雪交加的险恶环境中，其艰难苦恨之情景不言而喻。三是祈望楚王招回而不得的忧伤。如“：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抽思》）“；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思美人》）。正因为诗人怀有这一份不忘君王、热恋楚国的深厚情结，所以，他至死不肯离开楚国故土一步。诗人那自沉汨罗江的悲壮之举，则永远将其定格为千古不朽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形象。
七“、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民瘼之忧伤屈原的作品中涉及“民”字者１１处，其义约有三端：（一）泛指民众百姓；（二）屈原自称（亦含于第一义中）；（三）指楚王。
泛指民众百姓（含屈原自己）者，如“：哀民生之多艰”“，民生各有所乐兮”“，民好恶其不同兮”“，荪独宜兮为民正”（《九歌・少司命》）“，革孽夏民”（《天问》）“，民离散而相失兮”（《九章・哀郢》）“，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民生禀命”（《九章・怀沙》）。诗人自指者，如“：终不察夫民心”。指称楚王者，如“：览民德焉错辅”“，相观民之计极”。在含有“大众百姓”之义的“民”字所占全部“民”字比例句中，直接反映民生疾苦的句子只有“哀民生之多艰”。虽仅此一句，但它却是诗人结合自身不幸遭遇以及对楚国民众苦难生活体察之后的人生感悟，是悲己悯人的儒家仁爱思想的切实反映。屈原作品中较为具体描写民众灾难生活之场面者，如《九章・哀郢》开头六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要理解这段话的内涵，首先应了解此诗的创作时间与背景。楚襄王三年（公元前２９６年）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其时屈原放逐于汉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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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诗人闻此噩耗，理当回郢悼念怀王。由于愤怒指斥担任令尹子兰的误国之罪，因此他再次被谗而放逐江南，时间在襄王四年二月。朱熹评析：仲春，二月，《哀郢》开篇六句云“阴阳之中，冲和之气，人民和乐之时也。屈原被放，时适会凶荒，人民离散，而原亦在行中，闵其流离，固以自伤。无所归咎，而叹皇天之不纯其命，不能福善祸淫，相协民居，使之当
（此和乐之时，而遭离散之苦也”。［７］
郢都已被攻破。这些都是诗人放逐江南九年后对当初被迫离开郢都时的痛苦心情的回忆。在九年的放逐生涯中，诗人无时不在思念着楚国，并深为楚国而忧愁。要之，屈原对楚国的忠诚之情是始终一贯而无与伦比的。
《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是相似的，但具体内涵与表现形态却不尽相同。如果说《诗经》反映了个人、家庭、社会方面的忧患，是一部厚重博大的忧世之书，那么，以屈原代表的《楚辞》，则主要是反映诗人精忠报国而道路险阻的忧患，是一部深沉悲壮的忧国之书。《诗经》抒发忧患的作者，呈现无主化、佚名化、集体性特征，是集体无意识的普遍忧患形态。《楚辞》发愤而抒忧的作者就是屈原，诗８０）
所论基本符合屈原所
述东迁流离的悲苦之状，然而则过分坐实于“皇天之不纯命兮”二句，渲染了“天人相应”的迷信色彩。实际上，屈原面对自己再次被放逐与人民百姓一起流离失所的荒乱残败之情景，并非“无所归咎”，而是借助开篇冲口而出的“皇天之不纯命兮”的愤慨之语，以达到“怨天”“尤人”的目的。而所尤之人无疑是指楚襄王及其弟令尹子兰等昏君佞臣之流。正是他们的昏庸腐败、倒行逆施，才导致了国破家亡、人民遭殃的苦难现实。诗人责问的是天，实际上却是对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罪恶的责问。这样来理解《哀郢》开篇六句，便释义明畅矣。首二句，写诗人愤呵苍天祸降人间，百姓惊恐无常；怨天以尤人，指明灾祸之源乃在楚国腐朽统治集团之罪过。次二句，实写仲春二月，诗人与无数妻离子散的人民百姓一起纷纷逃迁东方，是一幅惨目不忍睹的“仲春流亡图”。末二句，写人民百姓水路逃亡的情景“。诗的开篇就是这样将诗人的流亡与百姓的流离失所联系起来，从而加强
了《哀郢》篇所具有的悲剧氛围与情感力度。”
［８］（９３）
正因为诗人前后两次多年的放逐生涯，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百姓生活的艰难，所以，在他全部作品中所用“民”字之含“百姓大众”义项者最突出、最鲜明，也最富深情。可见，诗人悯人爱民的美德，与中原儒家文化所固有的“民为邦本”传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八“、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国难之忧戚楚国是屈原心中的太阳。振兴楚国，是诗人一生的梦想。从诗人表明的“帝高阳之苗裔兮”的非凡身世，到自身的刻苦“好修”；从怀才不遇的忧思，到育才失望的痛惜；从颓风败俗的忧叹，到奸佞诬陷的愤恨；从疏远放逐的自悼，到忧国忧民的悲悯；百忧归一，尽为楚国。诗人为国衰而忧，为国破为哭。可以说诗人每一根忧患的神经都与楚国兴衰存亡紧密相联。当他再次流放江南而离开郢都时，又是何等的悲痛欲绝而依依不舍。诗人在《哀郢》中说“：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鼌吾以行。……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轸怀”，悲痛之怀“。长楸”，高大的梓树，这里象征楚国都城郢都，代指楚国。千百年来，屈原望楸洒泪的恋国者形象，则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给无数爱国志士以伟大精神的鼓舞力量。诗人在回望郢都的流放路上“，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
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诗人为“平乐”的“州土”与“遗风”的淳朴而生悲哀，只是因为诗人由楚襄王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料想到郢都不用多久就会大厦变丘墟、城门成荒秽“：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字面意思是说，（我）还不知道大厦变成丘墟啊，谁不知两座城门会荒芜？这里是诗人对朝政荒芜必然导致国破家亡恶果所作的一种明知故问的怨愤之语，并非指
人直泻忧怀愁绪，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独特忧患形态。《诗经》忧患意识之表现，三种人称及代言体形式灵活运用，不拘一格，多为带有叙事成分的抒情诗。《楚辞》忧患意识之表现，全是诗人以第一人称直接倾诉，是典型的具有浓郁情感色彩的抒情诗。《诗经》多用复句及赋、比、兴手法来叙写忧患意识。表示忧患意识之词多为单音节词，如“哀”、忧”等；语言短小，忧思迫促，惊心动魄。《楚辞》多用铺叙及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来表现忧患意识。在运用忧患之词方面，已有《诗经》的单音节发展到双音节，多音节，如伤怀”“、惨郁郁”等，较之《诗经》，更便于充分抒发忧患情绪。句式加长，忧思缠绵，哀怨感人。《诗经》作者的身份多为平民大众，反映忧患的内容甚为广泛，具有平民化色彩。《楚辞》作者的代表是屈原，出身贵族家庭，多集中反映忧国忧民的愁怀，主题甚为集中。《诗经》中的大、小《雅》及少数《风》诗，忧国忧民的主题较为集中，而《楚辞》则进一步拓展了《诗经》中“忧国忧民”这一主题，与《诗经》共同奠定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
《诗经》《、楚辞》的忧患意识影响后世甚为深远。宋玉云“：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其西堂。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九辩》）将忧恐之情绪寓于凄凉之秋景，意境凄恻，甚为感人。贾谊凭吊屈原，其“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的哀叹，可谓忧愁知音，异代同憾。汉乐府《西门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生命忧患《，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的游子忧思，曹操《蒿里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仰天浩叹，曹植《赠白马王彪》“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忧生之嗟，阮籍８２首《咏怀诗》的忡忡忧心，鲍照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的不遇忧愤，阅读这些有感于生命短促、人生艰难、离别相思、壮志难酬的忧患诗句，令人顿生悲凉之感，怜悯之意。到了“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的杜甫，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则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诗人已完全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把忧郁的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将五首》《、三吏三别》《、秋兴八首》等名篇自不必说，在其他看似寻常的诗歌题材中也无不流露出深厚的忧国忧民之意绪。如饮酒时则曰“：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八哀诗》之三）；送别时则曰“：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送韦讽上阆州录
““《《第１期李金坤：楚辞》忧患意识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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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参军》）；题画时则曰“：时危惨淡来悲风”（《题李尊师题松树障子歌》）；观舞时则曰“：风尘澒洞昏王室”（《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就连咏月时亦想到“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月》）；吟雨时亦不忘“恐湿汉旌旗”杜甫的忧国忧民意识真可谓是无时不有，无处（《对雨》）。
不在。（《春望》），一花之放，“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鸟之鸣，都能牵动他那根敏锐的忧国忧民的神经。《诗经》《、楚辞》尤其是《楚辞》中屈原的忧国忧民精神，为杜甫所全面吸收并将其提升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在屈骚和杜诗中所蕴涵的忧患感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有积极性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乃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继承辛弃疾、文天祥、金元时期的元好者”。［９］此后宋代的陆游、
问、萨都剌，明清时代的陈子龙、顾炎武、吴嘉纪、黄仲则、龚自珍、魏源、秋瑾、梁启超等诗人，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不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浓厚意识，由此共同构成了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正如冯天瑜所指出的那样“：从周初的‘忧位’‘、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民’‘、忧天下’，忧患意识的内涵愈益丰富。承其绪，后世仁人志士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有不同的忧患，或忧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困苦，或忧道学之中绝，其间往往也交织着个人的哀伤，所谓‘俯仰身世，悲从中来’。然而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派生物———忧患意识又是古今同慨的。”
［１０］
灾，ＳＡＲＳ的横行肆虐，禽流感的世界性传染，等等，这些危害，无一不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时刻绷紧忧患之弦，重新认识自然，关爱自然“，天人合一”，和平共处。孔子曾经首次指出忧患意识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孟子亦曾指出“生于忧患”的著名命题。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们只有人人增加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我们才能让世界充满爱，让人类更美好，让传统的忧患意识在新世纪再次绽放出理性之花。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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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时间”之诞生［Ａ］．马茂元．楚辞资料海外编［Ｃ］．［２］［美］陈世骧“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王观国．闲情赋［Ａ］．马茂元．楚辞评论资料选［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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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陈本礼．屈辞精义・九章［Ａ］．马茂元．楚辞评论资料选［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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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已乘黄鹤去，忧患意识传于今。我们现在已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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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王德华．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贾谊到杜甫［Ｊ］．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８６，［９］程千帆等．忧患感：从屈原、
２１世纪，时代不同了，忧患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例如
环境污染、生态保护、交通安全、生命保障、治安管理、卫生防疫、控制人口、世界和平等关系到人类切身利益的根本性生态保护等问题，都已经非常尖锐问题，尤其是环境污染、
近几年地摆到了人们面前，我们都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来，草原的沙漠化倾向，内陆的沙尘暴天气，洪水的泛滥成
（５）：５８－６４．
［１０］冯天瑜．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Ｊ］．历史研究，１９９４，（２）：１０９－１１７．
校对［责任编辑、汤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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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２１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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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Ｓｏｎｇｓ；ＣｈｕＣｉ；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ｗｏｒｒｙ；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ｐｕｔｔｈｅｏｌｄｉｎｔｏ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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