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流变及发展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流变及发展

提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批判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方法论和认识论，对性别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得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成果。但在二十一世纪回顾时，除对她们的智慧与辛勤致敬外，会发现一些理论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烙印，如对性别制度与妇女生活的简单化、普遍化、本质化，及唯经济论对她们视野的束缚等。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日渐融合，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渐渐突破以往的局限，并与其它女权主义流派一起，为女权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关键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作者：王向贤，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助教。

在现今的女性主义学术圈内，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经常混用，但细细推敲起来，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前者比较狭义，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妇女从属地位及解放路线的论述，这实质上是国内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或妇联所称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后者则比较广义，泛指注重从经济社会关系、物质生产关系角度分析妇女生活和性别制度的女权主义，在范围上除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外，还包括激进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等。但很多人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也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范畴，如阶级、劳动、意识形态等都是这一流派的关键语汇。还有两者皆用的，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1]( p29－20,183) [2](p3)。为更准确、更符合国内的习惯且避免歧义，本文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三个称谓中，则选择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的妇女解放理论和当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三部分。

第一节 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女权主义（1820s－1840s）

乌托邦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兴起发展于1820年至1840年间，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目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敏感地发现了妇女在社会中受到系统地控制和压迫，畅想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社会中妇女、两性美好的生活蓝图他们（她们，女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安娜·薇勒、爱玛·马玎等）的观点非常激进，提出男女不平等与家庭、婚姻、政治以及资本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相互缠绕，两性的解放必须彻底改变所有传统社会制度。如欧文认为，家庭是男性权力的来，婚姻使女人变成男人的财产，私有制是社会权力的基础等。傅立叶则提出了后来经由马克思而传遍世界的理念：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并且于1837年创造了法文的feminist一词[1] ( p40－44)。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的想象力丰富且令人神往，但在他们创立的公社中，妇女依然受到形形色色、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和歧视[1] ( p44)。这种言与行的反差，一方面提醒我们改变人类历史最悠久的制度之一的性别制度是多么艰巨；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没有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理论，我们应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各种理论，既不迷信，也不苛责，但必须不断反思。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1850s－1890s）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际运用都很熟悉，我在此就不赘言了，只非常简单地谈一点我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认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理解妇女生活和性别制度的贡献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提出了提纲挈领的若干条妇女解放的路线，如妇女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妇女只

有参加社会劳动才能取得解放。二是提供方法论和范畴，如历史唯物主义、劳动、阶级、私有制、意识形态等。前者主要被急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苏维埃和中国共产党“拿来”并投入实际应用，对这些国家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制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者则在大约半个世纪后被西方女权主义批判性地继承和深化，取得了很有分析力的成果。

当然，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如何宣传且被许多人接受的，在实践是又是如何具体运用的，这些都是亟待探讨的问题，我在另两篇文章《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从知识构筑的角度考察根据地妇女运动》中进行了探讨，限于篇幅，在此略过不提。

第三节 当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1960s到今）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流派影响巨大。在批判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范畴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结合激进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对妇女生活和性别制度进行了富于启发的分析，大大促进了人们对性别与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代表人物与代表文章

1、朱丽叶·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被誉为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综合性理论。主要观点如下①马克思的生产范畴未能包涵妇女的再生产（性、生养育、情感慰藉），从而引发了女权主义者们对马克思理论范畴的批判与改造。②妇女的从属性地位来自于她们被迫承担的人口再生产和四个相关结构：生产、生育、儿童的社会化和性。③所以，要想彻底改变妇女的从

属性地位，就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其实这篇文章里还有许多细节引人注目，如作者对性解放对女性复杂作用的警觉，对所谓专家育儿法的揶揄，当然也有“只有在目前西方这样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 [2] ( p32)之类的话让人感觉到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优越感。

2、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1970）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结合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提出：①性阶级（sex class）的概念，认为女性的身体、生育（再生产）及哺乳使妇女成为不同于男人的一个阶级，女性的身体是造成其从属性地位的物质基础。②女性承担的人口再生产将其困于家庭，从而使其地位低下，经济不独立。③技术的发展可帮助妇女控制自己的身体，摆脱生育的束缚，是妇女解放的关键[3] ( p67－70)。

这篇文章是第二次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章，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有其弱点。①将妇女普遍化、本质化；②对技术的天真和乐观，幻想技术是价值中立且避免男权制烙印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当大多数妇女从不把生育视为自己的选择而是视为生理命运时，这篇文章对我们仍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它告诉我们要思考和质疑那些深入人心得已经被本质化了的女性角色和职责。尤其是当那些遭到沉重打击的众多母亲把为子女而活下去当作唯一的生活支柱，而舆论、媒介也津津乐道为是伟大的母爱而颂扬的时候，我们就更应当警惕。

3、海迪·哈特曼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和性别分工》（1976）和《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1979）

作者在《资本主义、男权制和性别分工》中提出的观点是：①男权制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存在。尽管作者指出维护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机制，资本主义并非像有些人

说的那样是天生的平等派，但在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维持性别分工时，作者语焉不详[2] ( p47－49)。所以她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中似乎认为并非资本主义自身愿意实行性别分工和性别歧视，而是由于男权制的阻挠和坚持。②性别分工是男权制的物质基础，在维护性别分工与男权制时，男劳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男劳工们组织起来，垄断技术、机会、行会和工会，排斥控制妇女。资本家们则从男劳工们坚决维护的男权制中获益[2] ( p56－73)。所以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性别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性别分工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中作者继续深入了对性别与阶级之间矛盾的剖析[4] ( p97-122) 。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视的，女权主义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所以二者应联姻，但过去的联姻是不幸的，所以应该改善婚姻质量。在文中，作者指出工业化造成了男权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男人们想要妻子留在家中为自己提供个人服务，而资本家则想让除自己妻子外的所有妇女加入生产力大军。所以，作为男人，男劳工们与男资本家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让自己的妻子留在家里为自己提供个人服务；但作为劳资对立方，则存在着利益的矛盾。那如何维护男人们的共同利益并满足资本家的要求呢？经过半个世纪（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斗争磋商，劳资双方的男人们发展出家庭工资这一解决方式：资本家给予男劳工们扶养整个家庭所需的工资，使男工们的妻子可以留在家里为其提供个人服务；而资本家也得到了好处，因为“家庭主妇比赚工资的妻子能更好地生产和维护更健康的工人，经过教育的孩子比没受过教育的孩子能成为更好的工人” [4] ( p106)。工作中的性别隔离和女性工作被定义为低价值、低工资也进一步巩固了男权制的物质基础。

作者还指出，过去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联盟时，女权主义总是被迫屈从于阶级斗争，不管是新左派们还是老左派们，总是要求妇女们放弃“她们的愚蠢事务，（以便）成为严肃的革命者” [4] ( p113)。所以女权主义在与马克思主义联姻时，绝对不能依赖男革命者们，

而是必须在两手都要硬，既反男权制，也反资本主义。

海迪·哈特曼的这两篇文章引起的反响很大，如艾里斯·杨就在1981年针对哈特曼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了《超越不幸的婚姻》。她评语的核心是：哈特曼的《不幸的婚姻》是一种表面的二元论。原因如下，①既然哈特曼认为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在于男人对女人劳动力的控制，不让女人接近某些生产资料，那么父权制实质上就是某种社会生产关系。换言之，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都是由控制生产力的一方决定的，那二者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哈特曼的二元论只能是表面的二元论[2] ( p78－82)。我对这一点的看法与艾里斯·杨不同：男权制的物质控制权在于男人，资本主义的物质控制权在于资本家，二者作为男人，有着相同的男权制利益；但作为劳资对立双方，又有着矛盾。这是二者的区别之一。我们不能因为控制的媒介都是生产力，就认为两对控制与被控制的机制就相同。②由于哈特曼是从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所以杨认为这实质上仍是马克思的生产经济决定论，所以女权主义只能是嫁给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不可能平等，前者只是后者的修修补补[2] ( p83)。③哈特曼似乎认为资本主义是天生的平等派，资本家本意是想让除自己妻子以外的所有男人女人都平等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只是由于男权制的作祟，资本主义才不得不满足男劳工们对控制妻子的渴望。所以要想解释男劳工和资本家对自己妻子的控制欲，只有从男权制入手。所以杨认为哈特曼是人为区分出两个独立的系统[2] ( p82)。

因此杨提出统合论――资本主义父权制，要求将具有性别视角的性别分工作为核心范畴[2] ( p84－90)。但从其全文来看，杨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她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女性从属地位和现象都应有或只能用父权制来解释。这是我极不赞成的。因为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很多，如阶级、族裔、种族、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婚姻、性倾向甚至年龄等都对女性生存状况发生着作用，父权制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在仔细分析父权制及其与其它因素的交叉作用的前提下，有时候我们应超越性别视角，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

行更缜密的研究。

二、妇女与劳动

总的来说，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判在于，马克思的“劳动”实质上只是男人为生产交换价值而进行的劳动，妇女在家庭等私领域进行的再生产，如家务、性、生养育、情感支持等则不属于他所定义的劳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妇女在私领域进行的再生产不仅生产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具有政治经济内涵，如妇女的劳动及其被赋予的价值支撑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

女权主义关于家务劳动的讨论始于1969年，由玛格瑞特?本斯顿的《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意涵》牵头。她指出，妇女并非不劳动，只不过她们做的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务劳动，由于不进入市场交换，所以家务劳动被贬低、被边缘化，这是妇女地位低下的物质基础。摩顿（1971）、克斯塔（1972）和鲁宾（1975）进一步深化了家务劳动，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仅生产使用价值，更生产剩余价值，因为家务劳动使得劳动力得以再生，而且用工资买来的物品，并不是直接就可以消费的，必须经过妇女的再加工，如烹调、洗涤、清洁、日常维护等[1] ( p197)。

以上这些女权主义的讨论和洞见，直接导致了七十年代的国际家务有酬运动，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等国都出现过类似运动。但在八十年代渐趋消失，因为家务有酬虽然可以帮助确认妇女家务劳动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也为传统的两性分工正名仍将妇女囿于传统性别角色之中[1] ( p207)。

家务劳动是否是异化劳动时也是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讨论的中心。开始，一些女权主义者将家务劳动理想化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没有被异化的劳动。但

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看到了家务劳动的异化性质。克斯塔在1972年指出，家务的琐碎、重复，妇女的被孤立于家中都是异化的。艾森斯坦于1979年进一步指出，任何非自由选择，而是被预先分配给特定人群的工作，都是异化的。到了八十年代，关于家务劳动是否是异化劳动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如唐娜温于1985年指出，在某些方面，家务劳动是非异化的或非异化色彩较淡，如个人可支配劳动的时间、地点、种类等。但在其它方面，如家务是妇女份内职责的这种预先指定、重复、琐碎、与公共领域的隔绝等，则异化色彩强烈[1] ( p198－199)。

生育作为劳动的一种，历来也是女权主义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与激进女权主义更关心生育的生物层面、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更关心生育的心理机制和象征意义不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性及生养育的社会关系。杰格在1983年指出，应通过改变性制度和母职制度，使妇女真正拥有性与生育的权利，如安全方便、物美价廉的避孕措施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抨击妇女在性关系中的被物化、被异化，一夫一妻制的强制异性恋机制和强迫母职等，并要求给予母亲经济保障，如有薪产假、育婴假、托儿所等[1] ( p203－204)。

妇女与劳动性别分工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之一。最早开始于1966年朱丽叶·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海迪·哈特曼为认识性别分工的政治、经济和心理意涵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她们指出，家庭工资、职业的性别隔离，尤其是男劳工为巩固和发展男权制发挥了巨大作用。技术性也是维护性别分工的一个工具。这里的技术性并不由某项具体工作的技术含量来决定的，更多的是一种人为的认定。妇女传统行业除低薪及所谓的低技术外，也有服从性、照顾性以及对男性的性吸引等特点。所以杰格认为，与男性有酬劳动者相比，女性有酬劳动者身受另一种特殊的异化，为了薪金，她们不仅须付出精力、体力，还须付出性、情感和情绪[1] ( p206)。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批判性地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

解放的范畴、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妇女生活、性别制度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多颇给人以启迪的观点。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发展轨迹时，还是能发现明显的时代痕迹。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女权主义所面对的一个很自然也是很紧迫的问题是：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女权主义流派之一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自然也将此问题视为首要议题，而且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有着很现成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况且马恩二人也正是从探讨女性从属地位的起源着手提出他们的妇女解放理论的。所以很自然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接过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薪火，运用马恩的认识论和范畴继续深入探讨女性普遍从属地位的根源。

尽管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就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运用、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各种范畴的，但今天看来，这一流派对马克思经典理论仍有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如七十年代朱丽叶·米切尔的《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和八十年代海迪·哈特曼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艾里斯·杨的“性别分工”和艾里森·杰格“异化”就典型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她们视角的影响和限制。而且在这种追根溯源中，一个不言自明的判断是所有的妇女都是受害者，普天下的妇女拥有同样的利益和需求。

在方法论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也受到了马克思明显的影响。如南希·哈特索克在《女权主义立场――发展女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87）一文中，就明确说明她要仿效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简化为两阶级的、两种人的、一切根据价值交换的人类模式，将建立一个抽象的、两性的、两阶级的人类性别制度（其实哈特索克的声明比起以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不言自明而言已经是个进步和自觉）[5] ( p221)。这种理想化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理论家们将理论构思得尽可能完美、精致、纯粹，但如果将其入现实之中，就会发现它苍白乏力。而且随着女权理论的不断发展，这种方法论的缺陷日渐明显。因为

在现实生活中，妇女生活在一个多维的、网络的、历史性的世界中，妇女所受的压迫限制绝不仅仅来自一维，而是性别、阶级、种族、地域、年龄、性格、性倾向等的交叉作用。而且妇女也不是纯粹的受害者，她们也参与了社会性别制度的构建和维持，也会开拓自己的生活空间关于性格与妇女境遇的关系简要解释一下。比如，当面临家庭暴力时，不同性格的妇女反应会有所不同，性格温顺的女性（这里的前提是女性是受害方）很可能会比性格强硬的女性受到的暴力更多。

到了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她们的主要缺点在于，1、总是渴望用一因或几因去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而且往往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物质生产关系，其它的原因也由物质生产而起，所以七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总想把女权主义嫁给马克思主义。2、在这种追根溯源中，将妇女本质化为受害者，且彼此之间没有差异。虽然有的女权主义者也会提到要注意不同阶级、种族妇女的不同情况，但这些对差异的关注往往被寻找普遍性根源的努力和策略上的本质化、一体化所淹没。当然公平地说，这些缺陷并非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独有，而是当时各个女权主义流派的通弊。

三、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转向

女权主义发展到九十年代，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各个流派开始渐趋融合。当我们看一篇女权主义文章时，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派的痕迹。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势头，说明大家对妇女生活和性别制度的分析更加全面和有力了。下面以《卖鱼中求地位：发展对果阿渔妇的影响》[6] 来说明这种趋势与优点。

果阿是印度沿海的一个地区，那里的克哈维种姓的妇女精明能干，通过杰出的销售才能获得了经济独立、在家庭中更大的自由和比过去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但是她们的种姓

在印度地位较低，所以她们较高的生活水平、增强的自信心及她们种姓地位低、社会声望低形成了反差。于是她们通过1、展示财富、仿效精英，积极参加天主教的礼仪并为之慷慨解囊来提高地位。这一策略反映出殖民的影响：天主教是由西方人带到印度去的，在当地天主教的地位比印度教高，而宗教也是殖民和被殖民的方式之一；果阿妇女对精英们的仿效，也表现出印度人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殖民”。2、努力将孩子们从渔业中撤离出来，并通过高等教育，使孩子、家族向上流动。她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效，但这样的后果是：当她们的女儿从能带来经济独立和权力的渔业中撤离出来，并成功地提升了阶级地位的时候，她们的女儿们也不得不接受更具约束性但社会声望更高的父权制的控制。从这篇文章中，大家可以看出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的联动关系与渴望；更可以看到妇女们的能动性和她们在各种力量间的协商权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性别、阶级、种姓、宗教、父权制、殖民、代际在妇女身上的交叉作用。所以由这篇文章可以感受到最近女权主义的融合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