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

论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军事情报工作的特点

作者：赵力

来源：《党史文苑》2011年第24期

［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抗战时铺开的情报战线开始全面发挥作用，发展到最高点，取得巨大成功。情报工作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工作更加系统化专业化，并且与军事斗争、统战工作、城市工作密切结合相互促进，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关键词］ 解放战争 我党 情报 特点

我党军事情报工作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发展到达一个顶峰。毛泽东评价解放战争中我党军事情报工作说：“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1］周恩来评价说这一时期提供的情报“迅速、准确”。［2］叶剑英说：“解放战争时期二局工作最好。”党中央也称赞这一时期中央情报部提供的军政情报“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五个方面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军事情报工作主要特点作一论述。 一、情报工作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

1.情报工作大范围地展开。从领导体制上来看，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情报工作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完整的领导体制，机构更加健全，指挥领导更加成熟。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统抓全党全军的情报工作，各中央局、分局，各地委、特委，各军区都成立了社会部（情报部）、情报处，搜集所在地区的情报资料。从情报系统上看，解放战争时期抓情报工作的不论是党的系统还是军队系统，派出的情报人员及其所形成的情报组、情报站越来越多，他们在工作关系上单线联系，形成了一个发射状的情报网络。以边保为例，由于落实“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政策，情报力量发展速度很快，不仅“在边区外围的国统区要地站稳脚跟，又将触角伸向国统区的中心城市，西安、兰州、银川、归绥、包头、五原、山西，都有边保情报部门安下的钉子。1945年短短一年，边保的情报力量比上年增加374%”［3］。从工作内容上看，情报人员不仅收集直接的军事情报，而且搜集与军事情报相关的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报；不仅搜集敌人的情报，而且搜集中间党派的情报资料；不仅搜集国内的情报资料，而且搜集国际的情报资料。

2.情报来源的层次更高。解放战争时期，情报人员提供了大量的战略情报，情报来源层次比较高，机密性很强。这些情报主要由打入国民党核心机构和高层的情报人员提供。如国民党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庚等，他们都是我党的地下党员，能够直接或间接接触国民党高层，掌握了第一手的核心战略情报。对中央运筹帷幄，掌握全局起到了重要作用。情报人员提供的战略情报在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中原突围、三大战役等重大战役中都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二、情报工作与军事斗争密切配合

1.为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情报。解放战争中，各情报系统为配合军事斗争提供了大量可用情报。仅以华南潘汉年情报系统为例，1946年到1947年，潘汉年情报系统向中情部报告的重要情报包括：“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从海上向东北军事运输情况；徐（州）蚌（埠）会战的部署、国防部战斗序列、淞沪警备计划等；揭露和粉碎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获得有关国民党的江防计划，以及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等情况；国民党国防部的人事、联勤部的组织系统、补给表、军队运输等情况”［4］，等等。国民党机关转移南京后，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由吴克坚情报系统领导，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主要搜集国民党军事战略情报”。［5］他们“将1946年3、4月间国民党两次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和对我兵力、特点估测的会议记录全部抄出报送中央”［6］。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我情报工作人员为我军提供了一张敌人详细的城防图，对加速解放天津，减少部队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为军事行动提供情报的例子不胜枚举。1959年1月，天津解放10周年，曾任天津战役前线司令员的刘亚楼讲到：“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了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的贡献是大的。”

2.军事情报内容更加及时准确。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情报较之以往准确。一个原因是部分情报来自国民党高层。因此就有毛泽东称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熊向晖的地下情报工作是我党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7］另外一个原因是情报组织的扩大和成熟。不仅仅只有一条线在就同一件事为延安提供情报，在同一个地方的多个情报组，多条线会同时就一件事向中央提供情报，而他们却没有横向联系，互相不认识，而这得益于情报组织的不断发展。沈安娜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看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关于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的草稿原件，立即抄送组织”，［8］而与此同时，打入国民党军事机关报《扫荡报》的“谢爽秋、李若愚获得国民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就及时报给南方局”。［9］延安在就同一事件的各种不同来源的情报的相互佐证下，经过研究局的分析，证实情报的准确性。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统区群众工作、地下工作愈加扩大，隐蔽工作更加有效，情报组织也更加扩大，情报的准确性也更高。两条线得到同一个情报，确认了情报的准确性。防止一条线的背叛或者情报的不准确带来的损失。然而情报的不准确，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 三、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紧密结合

1.通过情报工作系统发展进步力量。“中共的情报工作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组织情报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往往是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互相结合进行的。”［11］1946年5月15日，中央在《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指示各局：“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11］“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2］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是分不开的，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了中央社会（情报）部的一项重要工作。1946年春夏之交，潘汉年从北平南下上海主持情报工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作。途径南京时，当时住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对潘汉年去上海的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尤其提到“在上海除抓好情报系统工作外，要积极开展统一战线活动，利用他和社会各界人士熟悉的有利条件，为中共争取更多的朋友和同盟者”。潘汉年争取的主要对象是“上层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进步的民主党派，还有许多实力派和民主人士”。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大批民主党派人员、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等都从各地辗转香港到达河北平山。1948到1949年3月一年多，经过潘汉年情报系统到解放区的“据不完全统计，最少也有350人以上”。［13］ “无论抗战、内战，蒋介石都把他目为‘杂牌’的非嫡系部队放在第一线当炮灰，以达到其消灭异己的目的。”［14］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为争取国军投诚创造了条件。国军的投诚起义既靠打入国统区的情报人员做工作，又通过情报系统与中央联系、报告情况，下达指示。1946年高树勋率部起义；1948年9月16日的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部起义；1948年10月淮海战役中，我党秘密党员、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张克侠、何基沣率两个军起义，都通过情报系统和情报人员与中央联系。1949年12月，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情报人员王少春利用建立的秘密电台，“留在该部负责中共中央与刘文辉的联络工作”［15］。“两航”起义中“党中央对起义工作的指示，和我党在港工作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等等，都是通过情报系统的秘密电台解决的”［16］。

2.通过统一战线发展情报工作。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工作为我党我军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了情报工作的发展。一是团结了民主人士。中间阶层对国民党更加失望为情报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民主人士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开始站到人民一边，他们主动为支持解放军服务，提供自己所掌握的国民党的情况，同时为我情报人员在地区开展工作提供帮助，创造有利环境。二是团结了国民党投诚军队。解放战争时期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他们不仅提供了国民党军部队的情报资料，而且很多人员为我党我军“反用”，通过在国民党内的关系，掌握敌人的情报，提供给我党我军。国民党败退时，在各个城市都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组织和特务，投诚的国民党军为解放军接管城市，消灭潜伏特务组织提供了情报资料，促进了对城市的接管工作。

四、城市工作与情报工作相互促进

1.城市工作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开始接管城市，大批干部和群众开始打入国统区并且从事接管城市前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指出：党员干部要“打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信用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做到“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联系与党内联系相配合”［17］，这一方针为国统区情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情报工作环境。山东城工部在工作中要求：“今后我们就不能只仅仅靠几个干部打入，而要开展群众性打入，只有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才能适合目前形势的要求……可打入到工厂、作坊、学校、报社、国民党机关、军队、以及商店等各个单位里去”。群众情报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情报工作是我们的任务之一，经常注意了解敌人的军事、政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与新的设施，及时向上级或有关部门提供材料，这对于我们决定工作具体方针是有很大意义。”上党战役中，时任长治城工站副站长的焦万里回忆，“为了配合刘邓大军进行上党战役，解放长治，减少损失，指挥部决定重新组织人员打入城内，恢复原先我在伪警察局、保安队等系统的地下关系，做好内应”。

2.情报工作加快对解放城市的接管。城市工作促进了情报工作，情报工作又促进了对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18］国民党败退时，在大陆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特务组织，从事暗杀破坏、刺探情报、扰乱治安等活动。特别是新解放的国统区城市中，“反革命分子和投机分子千方百计企图混入我党组织”。［19］以石家庄为例，石家庄解放后，解放军先后“逮捕的国民党人及特务共约千余人”［20］。情报战线提供的情报和采取“反用”敌人及其情报系统方针，顺利破获大量潜伏组织，加快了对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但必须认识到，情报工作与城市调查是两个不同的工作范畴，在分工上中央有着明确的要求。 五、情报工作更加系统化专业化

1.培养教育工作系统化。在长期的情报工作实践中，我党我军逐渐形成了一套情报工作的指导理论。在解放战争新的形势任务要求下，情报工作开始由搜集警报性的情报开始向搜集战略性、进攻性的情报转变。这对情报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情报人员必须经过系统的教育培训，严格的纪律规定，否则就容易被侦破。随着实践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周恩来、毛泽东、李克农等人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思想。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对情报人员的培训方面，无论在理论指导、培训内容、人员选取上都更加成熟，更加规范。东北军区印制了初级使用的《侦察教材提纲》，中级以上的使用《谍报勤务》作为教材培训情报人员，甚至开始针对不同工作而培训的不同的情报工作人员。如三十里铺培训班的学员的培养目标就是负责后方工作，而七里铺训练班学员的培训的目标就是打入敌后。1948年，中社部训练班还专门为接管北平培训了一期学员。情报人员培训更加细化，更加系统化。

2.情报人员技术专业化。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人员技术水平，与土地革命、抗战时期相比，是最专业的时期。“抗战初期，边保的干部还是学着做情报工作，八年过来，李启明等一大批边保干部已经成为情报专才。”［21］一是由于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周恩来、李克农、潘汉年、陈云、罗青长等等，他们有着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为训练班的情报学员亲自上课，讲述专业知识，为提高情报人员的技术水平做出了贡献。二是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才能应付周围险恶的环境。为了吸取更多优秀的人才，在情报人员选取上适当放宽条件，只要政治上可靠，有能力，有知识就是先决条件。三是经过培训，掌握了系统的专业知识。

3.情报分析研究得到发展。成功情报要能够从众多的秘密情报中辨别没用的、假的情报，又要能够从公开资料的收集研究中分析出新的有价值的情报。毛泽东、周恩来在辨别情报，提高情报的准确性上都有过指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情报分析方法。1948年3月16日，周恩来在军委二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局侦破胡宗南部密码工作的总结报告上批示：“不管敌人如何精益求精，他制度中的内在矛盾及工作中的漏洞是敌人无可挽救的致命伤”，“以科学战胜科学，应加上政治，就是说我们掌握了科学定能战胜敌人使用的科学”［22］。这一时期，不仅加强了对秘密情报工作的分析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机构设立了政治研究室、政策研究室，延安还有专门研究书刊杂志的部门，如中情部的公开情报研究部门“书报简讯社”，研究分析情报资料，预测情报，研究情报，为中央提供决策。○

参考文献：

［1］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303. ［2］［8］［16］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情报史资料编辑小组编.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第一集）［C］.1987：34，33，238.

［3］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M］.作家出版社2005：310. ［4］［10］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M］.人民出版社，1996：189，199. ［5］沈安娜.在周恩来教导下坚持隐蔽战斗［J］.红岩春秋，1998（1）.

［6］薛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贡献［J］.中共党史研究，1998（1）。

［7］转引自我党对敌情报战史略［N］.北京日报，2009-04-27. ［9］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1］［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02，679.

［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C］.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44. ［13］潘汉年在上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5］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8：688.

［17］周恩来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1980：111. ［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27.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Z］.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33.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Z］.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9. ［21］李耐国.军事情报研究［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14. ［22］周恩来年谱(1989—1949)［M］.人民出版社，1989:766.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