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处州处士周启明
浙江温州 叶高首 文/摄
少微阁应少微星,近世英豪多间生。据《栝苍汇纪》载:“初,郡治在今城西小栝苍山之巅。少微阁在州治后厅西,郡守关景晖建,米芾书榜”。隋唐史皆书“括苍”,宋熙宁间得《古碣字从本》云:“松身柏叶即椤木也”,因为处州山多此木,故名“栝苍”。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
的州图,使它们相互对应。《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这就是星宿分野之说。处州名字起源于星宿分野之说,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处州上直少微处士星,而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南第一星为处士”。开皇九年,括苍大地恰好正面对应少微处士星,故以“处士”名州,将古括苍定名为处州。
处州即处士之州。“处士”是指古时候称有才德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也称为“高士”,或称“隐士”。如西周姜子牙、蜀汉诸葛亮、前秦王猛、元末刘基,这些人皆有“治国安邦之策,济世匡时之略,经天纬地之才,鬼神不测之机,未肯轻授于人”。古处州曾被称为“万山之都、四塞之国”,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英豪多生。括苍仙都,酷似武夷,山奇水秀,风光旖旎,自古以来是处士隐居的好地方,如计倪 、陶弘景等;而龙泉瓯冶子淬剑之地,,习俗豪举,山谷环合,悬流千仭,信天钟秀,颇称乐土,自古以来是处士向往的好地方,如浮丘伯、王刚叔、杨亿等。
中国星象文化第一楼——丽水应星楼
书香门第千卷藏,笃学贤良郡造秀。据有关资料记载,约南唐末期,周圭先祖本是汴州人,后迁徙金陵(今南京)。周圭中进士后历任建州通判,秘书省校书郎,其子周文规(文玘)北宋时任丽水知县,遂携家迁居丽水,占籍处州。家有大量藏书,“以《古笑林》多猥俗,乃於书史中钞出可资谈笑者,为此编”。周文规认为《古笑林》书的内容猥琐庸俗,于是从大量的家藏史书中抄出可资谈笑的内容,编成《开颜集》一书。“集古来诙谐事,凡三十五事,各注出典,汇为一部,书有自序”。周文规热爱生活,处事乐观,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然则思虑岂可有也?故凡人思虑则有断续,至于心则元无此,一天理之自然而已”。书中所写诙谐开心故事,每个故事都注明所出典书,从而使后人知道很多古代珍贵典书已经佚失,如《巧治悍妇》故事就是摘录于南朝宋虞通之《妒记》。
周文规长孙男周启明(约951--1025),字昭回,举明经,大中祥符元年举贤良方正,因事报罢,官至太常丞;次孙男周齐明,尝应进士举,不仕。周启明出生龙泉,后居缙云,名字来源于“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启明、长庚,皆指太白金星,晨在东方,叫启明,夕在西方,叫长庚。有孙周庆宗知饶州,其后裔遂居饶州龙塘;六世裔孙周奉哲,入缙云项川(今七里乡项弄),遂为项川周氏始祖。周启明书香门第,博览群书,一生笃学,才学超群,勤于抄写,以至家添藏书数千卷,著有诗、赋、笺、启、杂文共一千六百余篇。翰林学士杨亿称赞他“郡之造秀”;京城诸名士对他的书画“大加叹赏”;“陈氏三宰相”之一陈尧佐在朝廷“表其行义”;宋真宗赵恒褒奖他“赐其粟帛”;著名文学家范仲淹称赞他“工于词藻”;仁宗皇帝除试助教,就加廪给,还“特除京官”;《宋史》说他“笃学有文”;《续资治通鉴长编》称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
奇才坎坷科举路,嗟惜兴学重教归。宋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八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为重。贡生穷其一生,莫不滋滋以求。明经考试以帖经为主,进士考试以诗赋为重;帖经死记硬背,诗赋全靠才学;以文考取为明经,以才考取为进士。故考明经易,中进士难。先进士后明经,
不定时增设,贡举中又以进士最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进士后前途光明,仕途宽敞,有朝一日,高居宰辅,一览大政;中明经后世路崎岖,仕途坎坷,碌碌无为,卑胥下吏,低声下气。《册府元龟》称:“贡举进士,每年考试所收人数,明经不得超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超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进士明经,难度迥异。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人到三十岁前不难为学明经,人到五十岁却难以考取进士。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凡科举考试,均考经学,天下儒士,须熟读经书,通晓经典。明经虽易,实则很难,半生拼搏,大多难获此功名。
宋代制举和贡举并存。汉文帝设“举贤良方正”,世代延续,累叶更新,考期不定。宋太祖时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宋真宗分“中书门下程试”和“殿试”两步进行;其后赵宋制举常见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辞科三科。考中进士,且授春官,闻开制举,欣然赴考,进士常举,制举特科,制举高于贡举。官宦子弟,山野小民,宰相重臣,荐举即考。
周启明先进士,后明经,终应制举。唐末五代以来进士取士,皆得二三十人上下,宁缺毋滥。太祖匡胤,崇文抑武,尊重士人。建国初年,首科举考,精挑细选,选十九名;建国二年,取十一人。此后每年一考,录士约在十人左右,乾德四年(966),仅录六人,凤毛麟角,进士考试,考取颇难,竞争残酷,可想而知。据《宋登科记》载,宋开宝六年(973)以后每年省元和状元名单,记载非常清楚,没有周启明姓名。由此推测大概南唐保大九年(951)出生。而周启明连续四年参加科举考试,“四举进士皆第一”,连中四省元,从而说明周启明参加进士科考试时在宋开宝六年以前。但殿试却没有发挥好,结果连续四次名落孙山,贡举坎坷,转举明经,《浙江通志》记载分明,一考即中。
中明经科进士后,周启明再去“举贤良方正”。据《宋史•隐逸中》载:“景德中,举
贤良方正科,既召,会东封泰山,言者谓此科本因灾异访直言,非太平事,遂报罢。”周启明已通过中书门下秘试,不久,有人向真宗进言,说汉朝时开贤良科是因为兵荒马乱,现在天下太平,朝廷不应设置此科目。制举考试遂被废弃,周启明没能再参加御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书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草泽刘若冲、周启明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若冲、启明、申并许应举,仍免取解。启明,处州人也”。朝廷为弥补亏欠,给予“免解”优待,即免经解试,直接参加殿试,获取考进士资格。而周启明经过多次科举考试打击,决定放弃进士考试, “于是归,教弟子百余人,不复有仕进意,里人称为处士”。学识渊博,旷世奇才,回归缙云,淡泊名利,教化百姓,以为己任,倾其所有,创办书院,传承学脉,兴学重教。
封略瓯中邹鲁风,且披湘帙散幽经。咸平元年(998)十二月,杨亿到任处州知州,两年以后回到京师。据《宋史》记载,“郡人周启明笃学有文,深加礼待”,可见杨亿在处州期间双方交往密切。和杨亿一样,周启明也喜欢和僧人交游,从其撰《送僧有言之天台》诗,
可见一斑。诗称:“讲寺金庭远,香文玉篆连。船中鸣夜磬,雪里见新年。山尽城临岸,云空海照天。莫嫌通剡客,僧舍枕花川。”佛教于隋朝传入龙泉,北宋时龙泉崇仁寺原有古华严塔一座。据杨亿《龙泉金沙塔院记》载:“汝南周启明者,郡之造秀,占籍是邦,致书于予,恳请为记。”这里“汝南”是指周启明的周姓是属汝南郡,并非是指他是汝南人。在龙泉时,周启明致书杨亿,恳请撰文记述龙泉金沙塔院之事,并且详细介绍金沙塔院来龙去脉,为杨亿提供写作素材,杨亿撰写了《龙泉金沙塔院记》一文,周启明把杨亿所作的文章编印于地方志。杨亿和周启明为弘扬佛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启明颇才学,擅书画,媲名家。大中祥符元年(1008),上京参加制举考试时,“以书谒翰林学士杨亿,杨亿携其书画向诸名士展示,均大加叹赏,自是知名”。京城诸名士见到他的书画,大加叹赏,从此声名显达。参加制举考试遇挫后,回到缙云,专心教书,培育学生好几百人,其中很多学生功成名就,使缙云成为瓯中小邹鲁。正如杨亿诗《予以缙云进士周启明长书呈秘阁黄少卿黄颇歎》称:“ 缙云江外郡,封略古瓯中,早被唐虞化,已成邹鲁风。剖符曾出守,解榻值名公,失意嗟场藿,缄书附塞鸿。掷金才少敌,泣玉恨还同,后夜蓬山宿,知君必荐雄。”
周启明的另一个好朋友是人称和靖先生林逋,两人命运相同,经历相似,怀才不遇。隐居杭州西湖,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闻其名,赐粟帛,并诏告府县存恤之。林逋虽然心存感激,但不以此骄人。很多人劝其出仕,均被婉言谢绝,林逋终生不仕不娶无子,惟喜植梅养鹤,自谓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同年,宋真宗赵恒赐处州处士周启明粟帛。布衣钱塘林逋和缙云周启明,同入《宋史》列传人物。在获知周启明举贤良方正科以后,林逋撰《和酬周启明贤良见寄》诗:“治世谁能吊屈平,且披湘帙散幽经。 春阳尽吐芊芊草,霄极长垂两两星。半壁烟岚图太华,一筇风雪访支硎。雅吟为惠将何比,明月珊瑚海气腥。”
龙泉华严塔
万里藏云境界宽,终期奖劝抛印绶。周启明恬淡功名,淡薄名利,兴学重教,境界宽广,百姓交赞,真宗褒奖,特赐粟帛。“当时正值周启明归田授徒时期,无寸功立,竟逢此赏赐,不知何意?”原来是因为“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科,既召,东封初,启明举贤良,既罢归,遂不复有仕进意,教授弟子百余人,时号处士”。于是转运使陈尧佐“表其行义于朝,故赐之”。教育英才,兴文右儒,功异百官。正如他写的《萧岩·万里藏云境界宽》诗:“万里藏云境界宽,仙源江上起峰峦。莺啼翠柳三春暖,松隐清风六月寒。飞雁忽惊天柱过,
蛰龙犹向石潭蟠。宦游争道兹岩好,林下何曾得共欢。”与其“宦游争道何曾欢”,不如“万里藏云境界宽”,诗以言志,终身不悔。
仁宗即位后,始除试助教,就加廪给。周启明年俞古稀时,“特除京官,以示奖劝”,迁秘书省秘书郎,改太常丞,约于北宋天圣三年(1025)卒于任上,葬于龙泉十六都桐山。周启明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工于词藻,精于书画;笃学有文,才华横溢;淡泊名利,兴学重教,讲论六经,辯博明达,著书立言,天资德粹,终期奖劝,始抛印绶,识者嗟惜,后人嗟叹。鸿才硕儒范仲淹在《荐李覯并録进礼论等状》中惜叹:“讲论六经,辯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杨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识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臣窃见往年处州草泽周启明工于词藻,又江宁府草泽张元 用及近年益州草泽龙昌期,並老于经术,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奖劝”。
龙泉华严塔毁于无知 看看这些幸存的国宝
1957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署名孟予的文章:
无知即罪过
“浙江省龙泉县为了修马路,竟将五代的金沙寺塔、北宋的崇因寺双塔拆除,利用三塔的砖铺砌路面。塔内石函中的唐宋写经、彩色画像付之一炬,小银塔、鎏金古钱等销毁熔化了。
对千年古塔,要是我们有幸得到一块砖(如同期的杭州雷峰塔砖),势必手舞足蹈,供之奉之,视如珍宝。但龙泉县的民政科真是慷慨大方,毫无吝色地拆除古塔还不算,竟将大量塔砖击碎铺路。
敦煌千佛洞的发现,惊动全球,这一稀世奇珍,引起多少帝国主义冒险家的凯觎,千方百计地劫走大批文物。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华尔钠的罪行,今天想起来都令人切齿。我们如果偶尔发现散失在外的一页残卷、一幅残画,亦必视同连城之璧。但是,龙泉县竟有干部公然把两箱又一百多卷和敦煌艺术品有同样估计价值的唐、宋写经、木刻经卷及彩色佛像画当作迷信品,象似效法林则徐仇视鸦片一样,把‘国宝’付之一炬。划这一根火柴者,真乃好不勇敢。
……
常言说得好,‘知识即力量’,‘无知即罪过’。要做好事就要有知识,莫再把‘没有文化’当作挡箭牌。”
1957年1月19日,在舆论的压力下,中共龙泉县委会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刊发公开检讨书:
关于破坏龙泉文物的检讨
“人民日报对于我县拆毁古塔破坏文物的批评是正确的。由于县委缺乏知识,学习政策不够,以及存在官僚主义,致对有关人员拆除三座古塔以及毁坏其中文物没有加以制止。在党报批评后,县委即责成县委委员刘玉兰同志和副县长张恢吾同志立即召开了几次有关人员座谈会,进行了数次个别了解,查对事实经过,组织人员采取多种办法追查散失文物。此外,县委还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对这事件进行讨论研究,接受教训。除指定专人继续收集散失文物外,并加强教育干部群众,采取措施保护我县现存其他文物。现在,拆塔的过程和责任问题,我们尚在继续了解追查中。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干部,待事实查清后,将给破坏这些文物的有关人员以应得的处分。”
龙泉三塔发现的经卷之多,价值之高,毁灭之惨重,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文化部部长郑振铎亲自处理此事,周总理也很关心。大约在1957年春(2~3月间),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共浙江省委监察会、省监察厅、省文化局、中共温州地委和龙泉县委、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央监察部、文化部等三级单位,先后进行了历时45天的二次展开全面检查。这在龙泉历史上绝无仅有,引起了广大干群的震动,也变成了保护文物的现实教育。广大群众纷纷向调查组提供文物动态,上交不少龙泉窑的瓷器和瓷片,著名的“元代龙泉窑船形砚滴”就是当时征集过来的(现藏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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