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的新传统因素

２０１０年５月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Ｍａｙ，２０１０　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Ｍ　ｏｆ　Ｎａｍ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３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的新传统因素　杨　霞　摘要：清末民初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形成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中国意识”的影响　下，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制度建构和审美趋向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新　传统因素，诸如文学功能的历史化、文学建构的社会化和文学演进的尚武化等都较大地改变了文　学书写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清末民初；“中国意识”；新传统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６０８（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４３—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８—２０　作者简介：杨霞，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２１００９７　清末民初是２Ｏ世纪文学新传统形成的重要　后真正的动因是“中国意识”所激发的“文学兴国　阶段。在“中国意识”（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影　论”。１８９６年，广学会出版了传教士林乐知编辑　响下，中国文学逐渐在文学观念、文学书写、文学　的《文学兴国策》　］猫，它编辑了日本驻美公使森　传播、文学组织和文学审美理念等方面建立了一　有礼征求到的美国名流对日本改革的意见，实际　系列有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意义传统”，　上谈的是文化教育问题，强调的是文学的功利　它与２０世纪文学的发展有着多方面、多层面的意　性——“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可见近现代文学　义联系，如文学书写的政治化、文学功能的历史　功利性的特点与被移植的现代性期待也有着很深　化、文学传播的制度化、文学组织的集团化、文学　的联系，除了上面提到的本国国势、国情因素，这　演进的尚武化（在新文学中衍化为革命化）和审　里面还蕴涵着在反西方心态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　美评判的立场化等，它们相互调适、运作，构成清　的对西方价值的认同。所以，中国士大夫几乎是　末民初文学由内到外的相对稳定的文学意义结　立即接受了《文学兴国策》，梁启超在《西学书目　构。它虽然形成于清末民初，但对于整个２０世纪　表》将它列为“最佳者”之一，《文学兴国策》几乎　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在整个２０世纪文　进入当时所有的“西学书目表”，谭嗣同在看完　学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被实践、阐释和强化。　《文学兴国策》后还很后悔以前将时间花在钻研　一、文学功能的历史化　桐城古文和魏晋文章上。可见，《文学兴国策》在　中国造成最重要的影响是把文学当作“文学兴国　文学的功能化、文学功能的历史化和文学历　论”与“文学救国论”的“教科书”。　史的经典化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所形成的　最有意思的是不仅理论家提倡把小说作为　比较典型的新观念传统。　“教科书”，连小说家自己也把小说当作“教科书”　“文学的功能化”传统形成于“文学兴国论”　来创作。李伯元创作的《官场现形记》明明不是　的生发过程中。　“教科书”，他偏要说自己创作的小说是一本“教　清末民初，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　科书”，就连大量“骂世”、“避世”的狭邪小说也是　“文学救国论”的崛起，此后它一直影响着中国２Ｏ　如此。当时作家，确实有不少人把写“教科书”作　世纪文学的发展。“文学救国论”的提出使文学　为自己创作的使命，这也是清末民初文学“讽百　在一开始就成为“不纯粹”的衍生物，近现代文学　劝一”特点形成的一个深层原因。　功利性形成的源头就在于此。“文学救国论”背　这里实际上延伸出这样的认识：文学创作应　一】４３—　该成为社会发展方向的指示。它寄望于未来，虽　然具有不可验证性，但其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倾覆　现行制度。而当它辅佐的意识形态生成后，文学　学的发展进程之中。　文学“经典构成”（Ｃａｎ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概念是　荷兰学者佛克马在讨论西方和现代中国文学经典　时提出的　。他在文中指出了文学经典的构成　幻想性的抒写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与社会结构尖锐　的对抗性与颠覆性，成为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维度，　与意识形态构成互补关系，这是２０世纪文学发展　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从清末民　初的新小说——启蒙文学——革命文学——民族　过程及内外因素和条件。经典具有高度的模式和　长期的适用性，经典　１５、＂理或经典情结，已经作为一　种集体无意识被承继。有了文学经典，也就保证　了文学书写的价值认同和审美立场，坚守了意义　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文学演进过程中，这　种文学观念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国近　现代文学的救亡方案书写在新文学发展的这一支　表现尤为突出。　文学史写作的确立和文学历史的经典化开启　了文学功能历史化的传统。　文学史写作的确立和文学历史的经典化不仅　给出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构筑方式，而　且促使文学开始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和　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　与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　世界。这些都使得清末民初确立的“文学史”撰　写开始成为一种与“中国意识”密切相关的制度　化的机制。　一种充满因果联系、逻辑推理、理性阐释的　“文学史”写作，在一开始主要是为了满足学校教　育需要而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它在一开始就是有　别于文学创作等私人化的写作，决定了它是一种　公开化、甚至集体化的写作。尽管它也考察文学　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但却不是为了“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尽管它也决定于写作　者的个性、修为、观念等因素，但其写作中很容易　受到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控制。所以，“文学史”　书写的开启意味着终于有了一种名正言顺的方　式，可以有效地把文学创作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　中，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引导文学创作的有力　“工具”。２０世纪文学书写的“功利性”特质和　“文学史”书写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关系，极大地影　响到２０世纪文学发展中话语权的形成、批评机制　的建立、审美引导和研究范式的转变。这也是使　得后来人在研究２０世纪文学时，仅从文本解读上　研究始终深感不得其要领的原因。总之，对于２０　世纪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的生长和传播，“文学史”　的建构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关于“文学　史”的想象，便直接介入了清末民初及其以后文　一１４４一　传统的传承。　在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有汉以来，解　经注典成为文学经典化的主要方式，传统“经典　化”的特点在于“述而不作”。从清末民初开始，　“经典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文学史书写成为文　学经典化的主要方式。２Ｏ世纪中国文人的重要　文化活动便是确立和认证某种文学书写的合法　化。现代“经典化”的特点在于“影响运作”，现代　“经典化”的目的在于取得文学话语的领导权。　因而，现代“经典化”的指向便始终脱不了现代性　和国家意识的内在规定性。“（文学）经典的变化　可能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促成的，但另一方面，经　典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２　——“经典”没　有在哪一个国家比在中国更成为一个问题。每一　次对经典的重新确认，都离不开国家意识的驱动　（１９１９、１９４９、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都是社会政治结构转　变的关键时刻，这些年份也成了文学经典重新阐　释的时期）。一般来说，经典确认得越频繁，表明　权力越不稳固，充满着更多的未知因素，人们因此　越焦虑。“焦虑”曾经被哈罗德・布卢姆视为文　学“建制”（其中包括文学经典）的心理机制，对文　学经典的焦虑也可以说贯穿了整个２０世纪的中　国文学　二、文学建构的社会化　以报刊媒介传播文学，以社团组织建设文学，　是清末民初以来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有别于　传统文学的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文学逐渐被社　会组织化、秩序化，形成一套文学生产、出版和消　费的制度形式及运作模式。它不仅改变了作家的　生存方式，造就了一批与媒介互动的文学读者，也　改变了２Ｏ世纪文学的文体、语言和表现方式等。　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可以作家、文集为中心；　但研究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文学，则必须把报刊　的因素考虑在内。除了细读本文，还必须考虑到　每篇文章的生产与传播。这是２０世纪以来的文　学描述与古代文学描述的一个最大的差别之　一——文学传播的制度化。　大众传媒本来是在“中国意识”形成之后，在　“新民”的追求中出现的，但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　意识、制造时尚、影响思想潮流的同时，也在建构　着清末民初以来的文学。可以说，清末民初以来　的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　趣味、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清末民初以来的文　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传　媒和文学开始成为人们，尤其是文化精英生活中　重要的精神支柱时，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发生　了——征文。从１８７７年《申报》的“有图求说”，　到１８９５年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中国文学　开始在媒体的运作中强化了其社会意识。据祝均　宙等编的《中国近代文艺报刊概览・引言》，近代　文艺杂志有１３３种，文艺报纸７６种　］　卜４船，在清　末民初文学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以刊物为主要　阵地的、崭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在这种新传播方　式的辐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的小说创作与小说　翻译形成了清末民初文学的第一次高峰。所以相　比较古代文学的诗歌主述史而言，２０世纪文学呈　现出显著的小说主述史的状态。　另外，文学新的传播方式促成了文学市场、商　业意识的兴起。作家群体的职业化与传媒和受众　的平民化（大众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学景象中所　没有的。明清两代小说当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　域，但作家并未直接介入，商品意识在绝大部分作　家的创作中基本上不起作用；而清末民初，由于新　小说市场的建立以及作家的专业化，商品意识迅　速介入小说家的创作过程，并直接影响了这一时　期小说思潮的演变。以报刊杂志、书店和出版单　位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体制，构成了政府体制外的　文化。　清末民初文学演变不再像古典时期，是一种　自然的渐进过程。清末民初文学的演变是人为设　计的、有主导倾向的文学，文学的宣传和倡导对文　学的创作实践发挥了潜在的规约和牵制作用。在　清末民初的文学“社团活动”里我们不难发现这　一意义传统——文学组织的集团化。　正是因为有了一系列文学组织，中国文学再　也不可能完全是文学自身和个人的事，它常被人　为地计划着、组织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因媒　介因社团而不同，文学创作在媒介里流行，文学理　论和主张在社团里发生共鸣，文学的意义在读者　那里被完成。　文学组织的集团化趋向是在清末民初关于个　人、家族、国家关系的论辩中重新整合的传统。在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群己之辩”是发生在清末民　初。尽管围绕着“群己之辩”展开了“立人”的文　化理想和“立国”的现代化方案的价值观争论，曾　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但实际的状况却是：政　治文化精英的理想虽然是“群己和谐”，但达到它　的现实道路却并未真正探明；普通民众的社会心　理依旧是“己重群轻”，但却没有发展出健全的现　代个人观念。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意识中的　“群重己轻”因承载了新的内容再次成为新的传　统在２０世纪文学中延续下来。从大多数情形看，　清末民初以来作家的种种个人意识、个人情绪和　个人价值判断后面，都有一个“中国意识”的潜在　参照系存在，突出的是民族的整体意识的觉醒　（也有在突出整体时出现了忽视个体的主体性、　个性和特殊性的偏颇。这种情况，在５０—７Ｏ年代　的文学中有了进一步的恶性发展）。从清末民初　的文学作品来看，绝大多数都努力在个人的命运　上体现群体的命运，在个体之思上体现群体之思，　个人只是国家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因　此，如何“新民”的问题，就很快转化为如何最有　效地建构国民的主体意识。这一意识深刻地影响　了近现代文学传统的建构。　“群重己轻”的失衡使得“急功近利”的现代　化追求合法化。如“戊戌变法”前，有人劝康有为　先办教育，再搞改革，康有为的回答是“局势严　重，来不及了”；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曾向　孙中山建议：“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而　孙中山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就这　样，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本就微弱、在近代西方思　想的影响下刚刚稍有起色的个性解放思想就被中　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摒弃了。它太空疏了，不但　与国家前途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提倡个性解放　甚至会造成一般民众思想的混乱，妨碍改良或革　命的进行。因而双重现代性的追求就这样被简化　成了一维，这一维又集中体现在集体主义思维模　式的强化。与“整合革命”同时发生的集体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整个社会被整　合成一个共同体。个体承担的前提必须是加入某　一１４５—　个集团，而很多时候群体比个人更自私，因为它的　目的性更强，功利性更明显。与众不同的声音当　然有，比如鲁迅，可惜太孤单。　清末民初激烈的民族抗争和急剧变化的政治　风潮，推动和强化了文学向集团化、体制化的发展　变化。“君子不党”，乃中国古训。然而，随着清　末改革目标的提出和改革形势的深入，中国人也　开始认可了“党”字。这在清末民初已开始成为　一种风尚。像《负曝闲谈》中的秀才殷必佑，在科　举废除后，在看报读书上用功半年，也懂得什么　“二千年历史”、“五大洲全球”之类新术语、新概　念，有时与人谈论，也要举其一二，以示夸耀，并动　不动就说人“守旧”，说人“顽固”，便是这种风气　的极好写照。潮流涌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　杂。改革既为有志之士提供了一展雄图的舞台，　也给无赖之徒制造了发迹的机遇。集团化对２０　世纪文学、社会影响的复杂性也与此有关。　而且，随着文学成为与“中国意识”相关联的　事业时，它就不再仅是一种个人意志的表达。所　以，走出科考时代的读书人经由“地缘”到“业界”　意识的转变，开始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集团组织。　集团力量的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　变，是国家意识与社会进程形成对应关系的产物。　２Ｏ世纪中国文学的集团化、制度化性格，从一开　始便与民族国家建制构成不可或缺的互动关系。　由于“中国意识”对集团意识的整合，清末民　初的社团开始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特　性——职能性。职能性社团的产生意味着清末以　来文化领域的觉醒和集团意识的强化，他们藉此　扩展群体意识，强化界内活动能量，凸显挣脱封建　皇权的公共意识。清末民初出现的这些社团已经　成为张扬趋新舆论、价值观念和现代意识的重要　社会载体，它们急于以各种方式表达自我，牵引域　外视听，改变已有的观念形态。　三、文学演进的尚武化　“中国意识”推进了民族认同，并强化了民族　冲突的升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甚至在很　多时候，发展成为“二军对垒”的对抗情境，这形　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当然，二元对立　思维并不一定都起源于这种冲突，但这种冲突无　疑强化了它，并激化了有明以来新出现的文化中　的激越因素。久而久之，它便影响了人们看待世　一１４６一　界或解决问题的方式——尚武（后来演化成革命　的方式），促使文学审美尚力化的倾向凸显。　尚武思潮是近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国家意识和　政治意识觉醒的产物，是清末民初以来文学审美　尚力化最突出的动因。尚武思潮对２０世纪中国　思想的激进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改变了中国知　识分子重文轻武的观念，对２０世纪中国思想的激　进化、２０世纪文学战争动员体制，以及文学书写　的宣泄化等特征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　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运作方面的极端情绪、领导意　识、还有知识分子向民众的求赎以及对革命暴力　文化的崇尚等。　首先，尚武思潮的出现及其后来的演变对２０　世纪文学新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沿袭儒教的不尚力争的文化社　会，士大夫或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　方法是“以和为贵”。但是从１９世纪４Ｏ年代开　始，一次次挨打、失败和屈辱的记忆，激活了文化　深处“尚武”的倾向。在研读清末民初的文学作　品和思想史时发现，里面充满了鲜明的“尚武”倾　向。在五四前夕，“尚武”思想一度成为主导社会　的一股狂潮，“宁为武愚，勿为文弱”成为一种时　尚。连相信教育救国的蔡元培也在１９０５年前后　成为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活跃分子。陈独秀还　提出”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的论点，赞成“十岁　之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的　程式　¨８。。在五四时期，不光是《新青年》存在着　这样的思想倾向，其他诸如《东方杂志》等杂志都　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流露出不同程度的尚武倾　向，所以，“五四”文学、文化设计中潜藏着一种武　化人格：摩罗、天狗……在２０世纪文学书写中，革　命想象和“战争文学”是特别发达的。从清末民　初的虚无党小说、政治小说到左翼文学、十七年文　学等，都有着“战天斗地”的豪情，不少都充斥着　典型的斗争思维和暴力叙事。而且，其叙事始终　处在一种极度紧张的情绪之中，远没有古代文学　的气定神闲、从容潇洒。　其次，尚武精神对文学演进方式有着直接的　影响。　尚武精神促使文学审美趋向的形成是采取一　种发动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是清末民初以来　文学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预示着清末民　初以来文学构建的新理念和新方式，即理论在文　学建构中的超前性和指导性地位；而用运动方式　重任。　发动文学变革则是其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尚　武思潮影响下，清末民初以来文学的变革主要是　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和“运动”来实现的，如“诗　界革命”、“白话文运动”。而且，小说戏曲革命，　是在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新”小说、“新”戏剧的情　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传人中　国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便逐渐把尚武期待转移　到了民众的身上，他们改变了对民众的态度，尚力　逐渐为复仇——暴力——斗争——革命的话语系　统所取代。在尚力变成了尚武、复仇——暴力被　赋予了革命的神圣意义并逐渐被读者接受而成为　一况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五四新文学革命不就　是价值认定在前，真正有水准的创作出来在后吗？　不仅如此，“革命文学”运动是这样，工农兵文艺　倡导也是这样，大众化、左翼文学……２Ｏ世纪中　国文学史上不少文学运动都是如此。因而，在中　种共同的审美期待的情况之下，革命叙事文学　通过革命者的胜利想象，最终将激情的彰显转换　为革命的道德追认，一种新型的以尚力的、激进的　革命思维导致的文学审美文化确立了。文学审美　国２Ｏ世纪文学发展的进程中，理论指导创作的意　识格外强盛，主题先行的色彩异常浓厚。它既有　利于文学的变革，又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预设下　了障碍。　成为一个集可观的思想文化实践与时代主题的主　观理解和解释于一身的复杂的问题结构。　以“中国意识”为表征的近代性与以“国家想　象”为核心的双重现代性，共同“在场”营构了２０　另外，尚武精神的发展加深了文学书写者对　革命暴力文化的崇尚。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国家想象”的落空，再加　上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造成了世纪之初的知识　分子的无力感。能够拯救这种哀伤和挫折情绪的　世纪文学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缔造出曲折　往复的发展态势及此消彼长的多重品格。　参考文献：　［１］林乐知．文学兴国策［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２００２．　只有民粹主义，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知识分子阶　层的自我否定。而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社会脆弱性　［２］［荷兰］Ｄ・佛克马・Ｅ・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　与［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的感知，激发了他们关注民众、唤起民众的潜在动　机。也正是这种动机，使得不少知识分子成为激　烈的政治煽动者。而更为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将　这种动员演变为一场追求现代性的文学革命。因　此，有人说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　它始终是从暴力思维层次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　从这一层次人手来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文化、文　［３］温儒敏．关于经典化与学院化［Ｊ］．文艺研究，１９９９　（１）．　［４］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Ｍ］．南昌：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Ｍ］．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　学就担负起了为中国的历史变革开道呐喊的宣传　（责任编辑：陆林）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ＹＡＮＧ　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ｏｋ　ｓｈａｐｅ．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ｈｏｗ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ａｓｔｅ．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ｉｏ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　－－－——１４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