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与解放区文学
1.1解放区文学
解放区文学规模宏大、时间长久、影响深远。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里，文学史中概称这12年的文学为“第三个十年”。在中共领导和影响的文学中，以鲜明的政治性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揭露黑暗统治，歌颂解放战争和对新中国发出呼唤，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文学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解放区文学，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在1942年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规定下，使文学朝着描写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
1.2解放区文学的文学特点：
首先，在性质上，解放区文学思潮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特征。
第二，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服务的方向。解放区文学思潮之所以规模巨大、时间经久不衰就在于它始终坚持着这一鲜明的标志。
第三，在处理诸多文学活动的内部关系中，除了坚持辩证统一的原则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表现出重在普及、重在改造和重在创新的基本倾向。
最后，解放区文学思潮发展形态，往往是突破了文学框架的运动式的推进。它既有区域性、历史性、政治性，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文学范畴的一种，并有着所有文学共性的东西。
解放区文学诞生于险恶的战争环境之中，但它的产生却带给人们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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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敢为人先的大胆的创新精神。可以说解放区文学以它巨大的成就和辉煌的业绩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学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优良传统，下开社会主义文艺之先河，有着承先启后的特殊意义。
1.3解放区文学代表人物：
解放区文学的重要作家有孙犁、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柳青、艾青、何其芳、周扬、臧克家等等。
孙犁，这位作家的小说着重于挖掘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艺术上追求诗的抒情性和风俗化的描写，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质。孙犁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塑造了崭新的农村年轻妇女的形象，她们有着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激情、乐观的精神。这种农村妇女的形象在以前的文学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她们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出现的全新的人物。
还有赵树理。这位因创作《小二黑结婚》而成名的在解放区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被树为解放区文学和文学工农兵方向的代表。他以农民所能理解的艺术形式，塑造出了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他在新的历史、地域条件下表现了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上的翻身。赵树理的创作侧重表现的是农民精神、心理状态和他们的种种人伦关系的变化，以这个过程来表现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难性，他并没有一味地歌颂什么，更没有去神话什么农民英雄；他并没有无视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相反给予深入的批判。
2.1“十七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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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十七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只能算是极短的一瞬间；但它被赋予特指的含义、承担了特殊的历史内容。
2.2“十七年文学”的文学特点：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那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这十几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2.3“十七年文学”代表人物：
“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家有赵树理、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刘绍棠等优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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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建国后有《山地回忆》等短篇以及长篇《风云初记》。1956年发表的中篇《铁木前传》可视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十七年文学”为数不多的中篇佳构。作品也是写合作化运动，从两个老人，两个青年的关系及其变化中，显现出时代的变迁。作者表现了物质贪欲怎样改变了一个人的品性。意义在于表现社会环境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物质生活的提高往往也会带来不同的精神结果。
3.1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关系：
解放区的文学建构具有一个明确的未来的目标指向。它一方面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另一方面也在为新中国文学的诞生开辟道路。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同质性。它实际上已经提供了我国当代文学的雏形。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传统中，解放区文学传统自然地成为新型文学建构的根基，这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指出解放区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气周扬从全面总结和肯定解放区文艺取得的巨大成就等诸多方面人手，阐释了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具体思路。阐释的过程就是“传统”的意义彰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型的革命文学的历史起源和方向的唯一性问题得以最终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以彻底改造人性为目的的思想改造的社会工程，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方式，经由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压力下的主动参与和认同,达到了更加全面、深刻触及人的灵魂的目的。同时，“思想改造”也成为十七年时期文艺界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一个基本主题。通过思想改造所摧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独立王国，树立起的是带有特定政治色彩的集体人格。历史对作家充满力度的召唤使创作主体形成一种内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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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这种理性影响着“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书写。在“十七年文学”爱情话语的组织和表达中,解放区文学传统具有规约性的语言一直是控制其精神走向的一种无形的力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
“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3.2解放区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后续发展
在经历了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之后，如果说批判“三家村”是文革开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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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那么1965年11月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文革的前奏，其结果是1966年2月出台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极左路线在文艺上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纲领与宣言。总体上，它提出建国十七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具体而言，它提出了所谓“黑八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这就给“十七年文学”判了死刑。进而，《纪要》又提出“要破除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这就否定了自古以来的中外文学和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
这十年浩劫，把中国的一切都推向了濒于崩溃的边缘，使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苦难。仅就文化、文艺领域而言，十年间，极左路线的推行者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和虚无主义。事实上，所谓的“文化革命”是他们全面推行极左思想路线的借口，文艺则是他们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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