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及时代的关系

文学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及时代的关系

作者：张 永

来源：《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1年第01期

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景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它是文学活动过程中的特别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现象。文学风格的出现，既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成熟，也标志着文学活动发展的成熟，同时还标志着文学接受水平的提高。在这个定义所包含的几个因素中，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形成作品风格的内在动因。

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养成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是作家个人的独特的世界观、艺术观、审美趣味、艺术才能及气质禀赋等因素综合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明显特征，它制约和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显示。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反映着作者的思想性格和理想愿望。由于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同，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分析、评价不同，其创作构思、创作方法、艺术技巧以及语言的运用也就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风格的多样化。

作家早就注意到气质、个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曹丕曾说过“文以气为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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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什么样的气质个性就有什么样的风格，不能强制或机械模仿。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写了一篇专论——《体性》。他认为风格（“体”）来自才、气、学、习，既与先天禀赋有关，又不能缺少后天的教养。风格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东西，不同性格造成作品的不同风貌。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就是最精练的概括说明。他举例说：贾谊性情俊发，以至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情傲诞，致使风格浮侈；杨雄性格沉静，因而风格深隐；刘向为人简易，故而风格明博……明代李卓吾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这些都说明，个性与风格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也是肯定风格与个性的关系的。他说：“风格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个性的一些特点。”

重视作家的创作才能，是因为才能是作家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表现。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能使作家从生活中发现他人所忽视的东西；丰富的想象力，对意象塑造和作品的整体构思带来直接的影响。作家才能的高低，当然与风格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是通过影响和改变作家的审美意识特别是审美理想而影响创作个性和风格的。审美理想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对某种理想的艺术境界的向往和追求，如果他把这种审美理想贯穿于创造过程的始终，就可能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当代作家茹志娟说：“我好像都是写一些小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些小的题材也好，小的人物也好，我努力去把握他们，尽力把他们开掘得更深，我觉得开掘得更深了以后，就刻画了这个时代。”她说她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与我的兴趣，我的美学观都是结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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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传达能力，是作家谋篇布局、形象塑造和遣词造句等全部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的总和。传达能力的差异，使作品产生不同的审美价值，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

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虽与先天的禀赋气质有关，但更要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任何创作个性和风格，都毫无例外地要受到作家所在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影响其世界观和人生态度，也影响其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郁厚重的风格；鲁迅“韧战”的思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感和他那犀利、尖锐、冷峻的杂文风格，显然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密切相关。

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对作家的个性和风格也有影响。法国理论家丹纳把一定时代的社会审美心理叫做“精神气候”，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仿佛在各种才干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丹纳的说法是有道理、有根据的。古希腊雕塑艺术的繁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众多才华出众的文学艺术大师的出现，都是同特定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审美趋向分不开的。

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与人们的思想情绪是不同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礼记·乐记》写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也是这样。刘勰对建安文学的分析十分深刻：“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时代的诗人们，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不同侧面描述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有比较一致的题材和主题，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表现了悲愤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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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调。其艺术上也有共同的特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这就是人们所称赞的“建安风骨”，即建安时代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

时代风格的变异，也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抱朴子·钧世》有这样的看法：“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这是说古代诗文比较质朴简练，后代诗文比较丰富多彩。“文变染乎世情”，“与世推移”的创作现象直接影响着风格的变迁。

时代风格的形成，当然离不开诗人的有意创造。唐初王勃，看到当时文风流弊，纤微雕刻，浮华绮靡，于是通过创作带动一批作家，是为“唐初四杰”，建立了一种刚健宏博而音节流美的风格。四杰刚健流美的诗风一直发展到白居易，形成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向。有的作家不愿走前人走过的路，要另辟新径，因而形成另一种风尚。宋诗就是如此。钱钟书《宋诗选注序》曰：“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唐诗和宋诗之不像实际是各为一代诗风。亦如缪钺《论宋诗》所述：“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哉气骨，故瘦劲。”唐宋之诗，当然可分高下，但皆风格独具，这一点是不容抹杀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时代则是培植作家创作个性的气候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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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北省玉田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