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在当代中国的经典化历程

论《家》在当代中国的经典化历程

宋剑华

［摘　　　要］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但《家》的经典化阐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它的经典化过程更是一波三折，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沉思与遐想。《家》的经典化过程，既反映着时代对文学需求的重新选择，同时也反映着当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许多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我们都能从中寻找到答案。

［关键词］　巴金 《家》 当代中国 经典化 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8）06-0148-08

巴金小说《家》的经典地位，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得到确立。理由非常简单，所谓文学经典，是指一部作品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但《家》并非如此。我们不妨用一组数字来说话：民国时期《家》的发行量不到8万册，读者对象基本上是一些青年学生；话剧《家》在上海和重庆两地总共上演了200多场，市民观众最多也就9万人次。如此狭窄的社会接触面，当然不足以支撑《家》的经典地位。另外，民国报刊杂志上讨论《家》的各类文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不分伯仲，可见当时社会对于这部作品的分歧之大。理论界对于《家》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像样的评论文章也不多见，以至于有人感叹说，民国时期《家》的研究是“成效甚微的二十年”。a读者与学界都对《家》缺乏热情，我们又怎么能说它早已经典化了呢？

《家》的“经典”化历程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但它同样是道路坎坷、命运多舛。学界历来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主要是由政治因素所导致的，我个人不太赞同这种说法。由于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文学评价体系，文学经典的历史定位，完全取决于知识精英的主观意志；不同时代的知识精英有不同的思想诉求，经典也自然会伴随着新的审美标准而发生变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知识精英可以通过《家》去强制阐释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它的经典性就不容置疑。但是知识精英经过世界观的改造，很快便自觉地去认同国家意志，当他们无条件去推崇“红色经典”时，《家》受到冷落也就在所难免了。新时期的知识精英在诉苦般的自我反思中，突然发现《家》所反映的时代还远没有结束，故它又再次被奉为经典，变成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旗帜。一部《家》的当代阐释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和历史原因。

一、《家》的经典化初始时期

作者简介 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632）。a 李存光：《巴金研究的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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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巴金作为753名代表中的一员参加了大会，这对他来说无疑意义重大。因为能够出席这次会议既是对他过去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未来新中国文艺界的地位。大会结束以后，巴金被选为中国文联常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又担任了上海文联主席与作协主席，并且还多次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实际上第一次“文代会”，巴金同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人一道，已经成为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代表性人物，并得到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充分肯定。既然巴金的创作得到了认可，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巴金的哪些作品才能支撑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家》的经典化过程，其意义正在于此。

从1953年到1962年，《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共印刷了258557册，是民国时期16年总和的三倍以上。其实《家》的这个印数，主要是指1960年以前，1960年以后《家》的印刷数量明显大大减少。《家》的发行数量比如1962年5月最后一次印刷的，只是为作者特制的55本精装插图本。a毋庸置疑，

越大，它的受众群体就越多，其经典化程度也越高。对于为什么要重新出版《家》，当时曾有人提出过强烈质疑，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冯雪峰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做出回答。他认为巴金是五四以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进步作家，他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面貌，而《家》这部作品，更是具有“暴露封建家庭的丑恶和黑暗以及地主阶级的罪恶的进步作用”。甚至“巴金的其他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进步的一面；解放后国家出版社选择他的主要作品重印出版，就是由于这个原“中国新文学史”因”。b另外，50年代以后，各高等院校中文系先后开设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课程，教材的阐释，也加速了《家》的经典化进程。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教材案例，就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史稿》分上下两册，1951年和1953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史稿》虽然没有像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样，明确地把鲁、郭、茅、巴、老、曹独立分章，但却划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轮廓，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做了历史定位。《史稿》对于《家》的评价很高，认为《家》是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光辉典范，它的反封建创作主题，即便是在现今社会“仍有很大的鼓舞力量，激励人们为美好的将来而斗争”。这就是它的经典意义。c《史稿》对《家》的历史评价，很能代表当时学界的基本看法。

在《家》的经典化过程中，不能忽略连环画对于原著的多次改编。1954年，上海立化出版社出版了董天野绘图的连环画《家》；195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集体创作的连环画《家》；195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又出版了电影截图版的连环画《家》。这些版本都不同于1941年的钱君匋本。在50年代的几个版本里，董天野本应该是最好的，无论是故事叙事还是绘图效果，都紧凑连贯、脉络清晰，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董天野本一共有98个画页，以觉新的婚事开场，以觉慧的出走结局，故事编排要比原著精致。董天野本有几个地方，对原著做了较大的改动：首先，作者特意设计了一个学生爱国运动的游行场面，让觉民、觉慧参与其中，使读者的视觉一下子就能回到历史原场，去体验五四运动的时代氛围。而原著中觉民并没有参加学生们的请愿示威，觉慧也是被同学拉去看热闹的，如此一改他们的形象立刻大变，明显提升了小说原著的思想境界。其次，觉慧与鸣凤的爱情叙事，是董天野本着力表现的一个重点，尤其是鸣凤“投湖”的那一页，画面雷雨交加、狂风大作，鸣凤的哭诉与无助，比原著更为生动感人、催人泪下。再者，连环画对冯乐山这一人物，刻画得也要比原著深刻，小说《家》中的冯乐山，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但连环画不仅有他的多幅画面，还给他封了个“孔教会”会长的头衔，同时更是让他与觉慧直接发生冲突，令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新旧势力之间的殊死较量。董天野本的连环画《家》，发行量有数十万册，这对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好的反封建思想教育，对于《家》的经典化无形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a王海波：《谈巴金的〈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情况》，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股奔腾的激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94-295页。

b冯雪峰：《冯雪峰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84-386页。c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修订版，第264-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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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连环画对于《家》的经典化贡献，电影改编的作用也不容抹杀。从1941年到1957年，《家》曾四次被搬上过银幕：1941年上海“国联”影业的《家》（周贻白编剧、卜万苍等导演），1953年香港“中联”影业的《家》（吴回编剧和导演的粤语版），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家》（陈西禾编剧、陈西禾与叶明导演），1957年香港“长城影业”的《鸣凤》（魏博编剧、程步高导演）。在这里，我只比较一下1941年版和1956年版，因为这两个电影版本的《家》影响要更大一些。1941年的电影版《家》，完全打乱了原著的故事结构，以觉民和琴两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为主线，其他人物都只不过是前者故事的一种陪衬。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就是把一部悲剧变成了闹剧。比如冯乐山这一人物，选了一个高大肥胖的中年演员，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气质，更没有“老太爷”那种威严。又如高觉慧这一人物，个子矮小且举止轻浮，在整个故事情节当中仿佛就是高家悲剧的一个“看客”，根本不像什么反封建斗士。尤其是弱化了觉慧与鸣凤之间的爱情叙事，把鸣凤这一重要人物边缘化了，集中去表现梅和瑞珏之死的“哭戏”场面，完全改变了小说原著的故事情节。1941年的电影版《家》，虽然吸引了大量的市民观众，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怎么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程砚秋在看了电影《家》之后，就曾说“《家》极有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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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有名诸明星表演，看过之后使我大不满意。”当时的报刊杂志，除了有关电影《家》的宣传广告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评论文章，说明当时的社会精英并不认同这部影片。1956年的电影版《家》，无论是在演员阵容、摄像水平还是音乐配置上，都堪称完美、无可挑剔，即使我们今天再去观看，仍会觉得它是一部十分难得的艺术精品。编剧兼导演陈西禾在不影响原著思想主题的前提下，重新编排了《家》的故事情节。电影的开头，是1949年开明版小说《家》的封面，上面打出一排巴金本人的话：“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然后便是高老太爷为觉新的婚事抽签，一下子便把“大家庭”的罪魁祸首推了出来。这部影片要比原著更能体现反封建的价值取向，而且故事情节高度集中，矛盾冲突自然舒展，一改小说中那种节奏缓慢的毛病。影片虽然也是以觉新的婚事开场，但原著里的主要事件，都得到了合理的穿插，有些关键性的细节，甚至还弥补了原著中的某些不足。比如电影中的学潮场面，是由觉慧领头的一场爱国运动，他们抵制并烧毁日货，这一情节在原著中是没有的。又如觉慧和鸣凤两人敢于跨越界线，无所顾忌地去演绎青春生命的浪漫爱情，也是对原著中那种矫揉造作的言情叙事的一种修正，故能博得广大观众的同情眼泪。1956年的电影版《家》，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都较为透彻，加之他们炉火纯青的表演技巧，给观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然而，巴金本人却对这部影片深表

b不满，“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部影片”。巴金不喜欢这部影片的原因，是认为故事编得太散，没有抓

住一个主线来集中展开，其实这正是原著的缺陷，而不是影片的弱点。

《家》因电影而走红，这是它走向经典化的关键一步。因为大部分社会读者，都是在看过电影之后，才去阅读巴金小说的。比如著名话剧导演陈薪伊就说，“看过电影的《家》……然后就看《家》，还看了本《憩园》”，从此便喜欢上了巴金的作品，并去参演和导演巴金的作品。c从上一代人的追忆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当《家》走出了象牙之塔的艺术宫殿，真正进入到了普通读者的审美视野，它的经典化才有可能实现。

二、《家》的经典化冰封时期

然而，《家》的经典化进程，在1958年以后便进入到了一个冰封期。巴金本人曾解释说：“我在1957年漏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抜白旗’运动被姚文元一伙揪住不放，在《家》的经典化过程被中断，完全是由政治因素所造成的，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d言下之意，我个人对此说法却不敢苟同。

a程砚秋：《程砚秋日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29页。

b巴金：《谈影片〈家〉》，《巴金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94页。c陈薪伊：《生命档案·陈薪伊导演手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d巴金：《怀念叶菲英兄》，《巴金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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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有过多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知识分子同人民政权保持高度的思想一致。其实巴金对于思想改造是非常自觉的。比如1952年至1953年，他曾两次去朝鲜体验抗美援朝战争，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他既被志愿军将士们的牺牲精神所感动，更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歌颂文章。又如他曾多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远大目标，都会令他无比兴奋、备受鼓舞，并用文字去表达他内心的喜悦之情。在那个全民沸腾的火红年代里，巴金没有抱怨只有奋进，“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a这无疑是巴金当时的真实心声。至于说1958年学界对巴金有过几次“批判”，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地去看待这一问题。从1956年开始，为了彻底清算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国内文坛刮起了一股重估五四新文学之风，除了早已故去的鲁迅之外，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不能幸免。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求文学必须服从政治，一切都应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标准；由于五四新文学不能直接去反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所以“重估”其经典性也就具有了特定时代的理论合法性。20世纪50—60年代，“红色经典”独领风骚，每一部作品的发行量都很大，可见读者市场对于文学生产的主导作用。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就印了350000册，比1953年至1962年《家》的印数总和还要多出100000册；而曲波的《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更是印了500000册，是1953年至1962年《家》的印数总和的两倍左右。推崇“红色经典”的革命英雄主义，像《家》之类的新文学经典，自然会因其缺乏明确的革命理想而受到当代读者的强烈质疑。故有人批评郭沫若的《女神》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诗人完全忽略了“要真正解放个性，首先必须从解放全民着手；如果整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被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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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了共产党员的本推翻，所谓发展个性、尊重自我又将从何谈起呢？”还有人批评茅盾的《子夜》

光辉形象和“党的领导作用”；c批评《春蚕》只写出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却没有“明确指出农民应该怎样摆脱贫困和压迫”。d连郭沫若、茅盾都要挨批，巴金又怎么能躲得过去呢？

1958年，《读书》《中国青年》《文学知识》《文学研究》和《文汇报》等报刊杂志，曾对巴金早期的文学创作，组织过长达数月的大讨论。但在当时还只是一场学术争鸣，正反双方的言辞虽然都比较激烈，却并没有溢出正常的“批评”范畴，更谈不上是什么政治运动，因为论辩双方都没有否定《家》的反封建思想意义。我们先来看看“正方”的观点：他们指出《家》虽然没有直接去描写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来看，它却比较深刻地暴露了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顽固和腐朽，揭穿了封建礼教的可耻的虚伪，一定程度地展示了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和分崩离析的必然命运，激起人们对旧制度的憎恨，并且给予了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余孽们以尖锐的讽刺。因此，《家》这部作品，按其总的倾向来看，是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的，它所揭示的主题符合当时时代赋予的要求”。e持肯定态度者还否认巴金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说巴金的《家》以及《灭亡》存在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也是极不正确的。的确，巴金笔下的觉慧从‘家’出走，并没有指出他到哪里去。但是读者应该知道巴金在那个时候是无法写出觉慧走什么路的”。f对于觉慧这一人物，他们更是充满着赞誉之词。当时《读书》等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正方”文章，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说明组织这场讨论者，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没有去刻意打压任何一方。再来看看“反方”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发泄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读者“从中看不到新社会的曙光，不能说作者是向封建制度冲锋的战士”。在他们看来，喜欢《家》的读者，“都是政治要求不高的人，他们一边流泪，一边捧着巴

a巴金：《怀念胡风》，《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740页。

b杜毅伯：《郭沫若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人文杂志》1958年第2期。c宋汉濯：《谈谈茅盾的〈子夜〉》，《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d何家槐：《〈春蚕〉分析》，《语文学习》1955年第8期。e谢韬、王光瑜：《〈家〉的真实性和社会意义》，《读书》1958年第17期。f柔剑：《关于巴金的作品》，《读书》1958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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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作品舍不得放手……这种感情和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气氛不相容”。a因此他们说《家》是一部思想颓废的消极作品，它“给青年们带来了莫大的害处”，“迎合了青年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形成情感上的共鸣”。b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当时关于《家》的学术讨论视为一场政治批判运动，是因为正反两方面的不同意见，都不偏不倚地刊登在了一起，让广大读者自己去做出思想判断，并没有“东风压倒西风”的那种气势。即便是姚文元那篇总结性文章，也只不过是论述《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姚文元认为《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家》这部小说，以富有艺术魅力的笔调，用作者亲身经历的各种生活，控诉了高家的黑暗——这是历史上起过的第一个积极作用。”“《家》对出走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这一类的青年摆脱旧家庭束缚的勇气。——这是历史上起过的第二个积极作用。”《家》充分暴露了封建“大家庭在虚假的‘道德’掩盖下的腐烂发臭的一面，激起人们对地主的憎恶与鄙视，——这是历史上起过的第三个积极作用。”《家》以莫大的勇气，敢于向封建礼教发出“我控诉”的时代呐喊，“这一控诉是有力的，能深深烙进读者心理——这是历史上起过的第四个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姚文元也明确地指出，《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客观上也存在着许多消极因素：“第一，《家》存在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在揭露批判地主阶级人物时，对其中有一些人又流露着深沉的同情和惋惜”；“第二，《家》中主人公的哲学，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是爱情至上主义。固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鼓励他们走出封建家庭，但如果接触到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后，这种个人主义哲学就成了他们思想改造的沉重负担”；“第三，在刻画被压迫的下层人民——主要是鸣凤的时候，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她被逼惨死中也渗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我牺牲’，削弱了对高家血泪控诉的力量”。另外，姚文元还指出，觉慧离家出走以后，当然有可能走向革命，但他“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那就不是很简单的了，他要经过一个彻底的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可能走两条路，所以做两方面的分析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综观姚文元的文章，尽管他虚张声势、言过其词，但说他对《家》的批判是为了“抜白旗”，却多少都有些因人废言的意思。如果姚文元真是要“抜”《家》这面“白旗”的话，他为什么不一棍子把巴金打死呢？相反，他却一再地强调说，“批判《家》的消极一面”，是“恳切地希望巴金同志在今天能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站在新的思想高峰上，用新的观点、新的感情、新的美学、新的趣味去审视过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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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希望巴金能以新思想、新情感、新美学、新趣味，去审视过去和面向未来，实际上也提醒了我们应去直面一个历史事实：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经典，必须要让位于“红色经典”，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时代潮流。所以，从1960年至1977年，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巴金的《家》和其他的新文学经典一道，都只能是处于一种被“冷落”或被“遗忘”的库存状态。《家》的经典化过程，也因此而被中断了。

三、《家》的经典化全盛时期

进入新时期以后，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通过对“极左”思想的全面批判，整个国家秩序也开始走上了正确的运行轨道。197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要给作品落实政策》的文章，强调必须重视新文学经典的思想艺术价值。文艺界也本着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对大量曾被批为“毒草”的新文学作品给予平反，《家》的经典化进程，也因此而呈现出了一种加速的态势。1978年，电影《家》恢复了放映，各种版本的《家》的连环画，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人民文学出版社仅1981年10月，就把小说《家》重印了25万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统计，从1977年到

a李均：《〈家〉并不因觉慧出走而解体》，《读书》1958年第16期。

b江影：《巴金作品中的消极因素》，《读书》1958年第17期。c姚文元：《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去认识觉慧这个人物》，贾植芳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辑·评论文章选集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6-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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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32年时间里，《家》的印数超过了410多册，平均每年印刷近13万册，排在所有重版的新文学名著当中的第一位。a一时间《家》的社会影响就像井喷一样地爆发了出来，而巴金的名字也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家》在新时期的迅速经典化，自然是得力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但是这其中还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首先，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个人崇拜与封建思想息息相关，缺乏民主集中制的“一言堂”更是封建家长制的独断作风，所以反封建的使命还任重而道远，不彻底清算封建思想的文化根基，中国现代化建设也就不可能实现，故《家》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当时人们狂热地去阅读《家》，无疑就是这种情感的强烈发泄；人们为电影《家》而流泪，同样也是出于这一目的。著名演员孙道临在重新观看了电影《家》以后，曾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当时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并没有太深的思想认识，但“重看这部影片时，却觉得它真实地、恰如其分地再现了20 世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因而使剧中人的命运更加牵动人心”。b其次，1980年以后，中国文艺界的审美标准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过的历史变革，文学主体性思想已渐渐地深入人心。尤其是学界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全面考察其在救亡图存进而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时，研究者已经认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就是怎样去摆脱传统的羁绊而寻求自我更新，强调人在文学中的对象主体地位，故“把《家》放在五四时期中外文化碰撞的文化背景下，从人类文化学的方位来审视小说中人物的文化心理，考察小说文化价值”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c因为《家》所表现的思想主题，正是通过反传统的价值理念，去确立人的主体合法性，其经典性更是不容置疑。再者，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文人从古到今，历来都崇拜自己的精神偶像，中国现代文学当然也是如此。1978年和1981年，由于郭沫若与茅盾的先后去世，巴金便成为了五四新文学的最后重镇，并被当代作家视为是他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他三次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既然巴金已经被视为是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领袖，那么就必须要确立他早年文学创作的合法地位——“革命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因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不大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故只有《家》的反封建意义，才可能在新形式下被无限地阐释。于是《家》的文化批判先是被理解为巴金的道德良知，接着又被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和“岗位意识”，d所以全面提升《家》的经典价值与思想意义，也成为了新时期以来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

新时期《家》的经典化，先是由高等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开始的，从唐弢本、林志浩本、陈安湖本和“三十年”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家》的经典化的历史脉络。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从1979年6月开始出版，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唐弢本的第二册第九章第一节，就是谈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许是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唐弢本对于《家》的评价，多少还是有所顾忌的，因此论述得也比较委婉：编者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以很大的热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承认它对五四以来的思想启蒙具有积极意义。关于主人公觉慧离家出走的归宿问题，编者也做了巧妙而合理的解释，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e唐弢本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它极大地淡化了对《家》的所谓“弱点”的批判性分析，这无疑为《家》的经典化，从学理上清除了障碍。1980年出版的林志浩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家》的总体评价，明显要要于唐弢本。林志浩本认为，《家》“是巴金自觉地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生动地表现

a王海波：《谈巴金的〈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情况》，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股奔腾的激流》，第287页。

b杨庆华：《电影〈家〉拍摄前后》，《传记文学》2017年第8期。c吴定宇：《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撞击的火光——论巴金〈家〉的文化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d陈思和：《巴金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e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4-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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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唤起青年思想觉醒上发生了巨大作用的一部优秀作品。他对小说中所描写的大家庭的罪恶，不但有较深的认识，而且表现得真实细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即使“在今天，它仍能帮助我们认识过去的旧社会以及封建旧家庭的罪恶”。a林志浩本的主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暗示性地提出了《家》的当代意义。1988年出版的陈安湖与黄曼君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更是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充分肯定《家》“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在编者看来，《家》“所表现的反封建内容是跟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相一致的，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它的反封建主要不是通过描绘大规模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来表现，而是着重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它深切地表现了在新思潮冲击下，封建大家族制度已经腐朽，形成崩溃之势”。b将《家》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去加以阐释，这显然是一种力压群雄的惊人之语。而流行时间最久、发行量也最大的，还应属钱理群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初版于1987年，后来经过不断地修订，1991年以后又成为了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材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对国内高等院校的教学影响极大。《三十年》对于巴金和《家》的历史评价，就又如它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一样，尽量去摒弃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专注于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三十年》认为，五四以来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表现反封建题材的，但像巴金那样“以长篇系列小说形式和如此浩大规模，对封建家庭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激流三部曲’还是第一次”。它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揭穿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同时也为那些无路可走的广大青年，指明了一条同旧家庭彻底决裂的光明之路。《三十年》还指出，觉新、觉民和觉慧这三个人物，分别代表着那一时代青年不同的人生追求，但“这部小说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是觉新”而不是觉慧，因为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他的懦弱性格，才使《家》具有了启蒙现代性的思想意义。另外，《三十年》还将《家》与《红楼梦》做了比较，突出强调了《家》在艺术方面的创新性，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家》的“模仿说”，并为其走向经典化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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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教材的实际作用，它们在恢复高考以来的40年时间里，先后培养了近百万名中文系的大学生，如今，他们又都是大学和中学里的教学骨干，利用课堂去再次加以强制阐释，自然会加速《家》的经典化进程。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40年的国民教育，一批批《家》的受众群体，也逐渐变成了社会的精英阶层，所以《家》的“知识概念”而非“作品本身”的经典化，早已在他们中间实现了。但学界仍存有忧患意识，比如陈思和就认为，倘若再按学界以往的套路去理解巴金的创作追求，学界将会被“反封建”这一定论所“茧缚”，“这不但关涉能否激活巴金研究的学科生命力；也将关涉整个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可能性”。陈思和还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出发，强调研究者必须去关注巴金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而这个意义的本质所在，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庙堂里为‘帝王师’的理想转换成为‘民众师’”的使命意识。他说五四后期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坚持在广场上苦撑的人，渐渐地少了下去，”，只剩下一个鲁迅自己在那里“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了，所以“巴金的道路基本与鲁迅相同”。言下之意，在新文学作家当中，唯有巴金才是鲁迅精神的真正传承者。陈思和还指出，包括《家》在内的巴金创作，反封建与反传统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用自己的理想蓝图去拯救苦难的中国才是其思想本质，巴金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始终都在以笔

d耕的方式去从事着艰难的思想启蒙，“很寂寞也很坚韧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我个

人绝不反对学界对于《家》的当代阐释，这样会有助于拓展《家》的研究空间，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以文本去求证文本，而不能是以文本去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性。问题还在于，《家》的经典性，不是由精英阶层来决定的，而是由读者市场来决定的。如果《家》的影响还仅仅是停留在知识精英的思想层面，并

a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41-434页。

b陈安湖、黄曼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7-268页。 c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0-295页。d陈思和：《结束与开端：巴金研究的跨世纪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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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渗透到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那么它的经典性势必会受到质疑。

大众读者对于《家》的接受程度，是我们研究其经典化的重要依据。吴福辉在谈到《家》的经典化时，说他曾“利用在各大学给研究生讲课的机会，进行过一些关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与当代青年关系的调查。在巴金一项的名下，问卷的回答显示：百分之百的人读过《家》；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家》可以传世；百分之八十的人以为《家》将来肯定属于大众作品、通俗作品；同样是百分之百的人认定，将来愿继续读《家》的人仍然是青年学子，是一些要走出‘家’，要挣脱束缚和成规的叛逆青年。这预示着巴金的未来读者所在，以及它的进一步经典化的可能”。a吴福辉提供的数字令我感到吃惊，因为这与我所掌握的情况大相径庭。我个人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也有20年之久，而且生源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普通高校。每年硕士研究生复试的时候，我都会提到一个相同的问题，即问他们读过哪些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绝大多数学生的回答则是：张爱玲的《金锁记》、沈从文的《边城》和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当我追问读没读过《家》等经典作品时，他们总是闪烁其词地谈些教材上的观点；让其讲一讲作品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能够说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这些人可都是报考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们的阅读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大众读者也就可想而知了。《家》在当代社会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知道巴金和《家》，大都是通过电影或连环画，真正读过原著的人并不多；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知道巴金和《家》，大都是通过课堂或媒体，真正读过原著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家》的发行量虽然高达430多万册，但平均每年也只有6.2万册，不仅比不上《红楼梦》的发行量（仅冯其庸校注版1982年至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印了500万套），更与小说《红岩》的800多万册发行量相去甚远（该书在新时期也印了400多万册）。《家》曾于1987年和2008年两次被改编成电视剧，但收率都不是很高，观众的热情远不及电影，且作为名著被改编成影视的频率，也不如“红色经典”《林海雪原》（一共被改编过5次）。从本世纪初开始，包括《家》在内的新文学经典，发行量也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和2014年，《家》的印数分别为2万册，已经远远低于了2008年以前6.2万册的年平均数。而冯其庸校注版的《红楼梦》，发行量却一直保持在每年10万册左右的稳定数字；即便是不被学界看好的小说《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也发行了3万册。如果我们仅仅去强调商品经济大潮对于文学市场的猛烈冲击，恐怕很难说清楚《家》的接受情况为什么会再次跌入低谷。

什么是文学经典？这是一个令中外学者都倍感头疼的理论命题。以往的学术观点认为，所谓文学经典，就是指那些不受时间、空间和民族文化限制的优秀作品，它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食粮。而现在人们却又认为，“经典从来就不是既成的、恒定的，从来就不是中立的、零度的，而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为满足社会需要、解决实际问题而被建构起来的，在它的身上总是留有具体的历史痕迹和特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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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色彩，而且中外皆然”。我总觉得学界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在我看来，衡量文学经典的唯

一标准，就是时间因素和市场因素的综合判断。一部作品仅获得了短暂的市场青睐，它肯定成不了经典；只有在不同的时代都能赢得读者市场，它才会成为真正的经典。因此，《家》究竟是不是一部经典，并不在于它的过去时和现在时，而是在于它的将来时。换言之，《家》的经典化还在“路上”，还远未到做结论的时候。

责任编辑：王法敏

a吴福辉：《〈家〉初刊为何险遭腰斩》，《书城》2008年第2期。

b姚文放：《文学经典之争与文化权力的博弈》，《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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