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距

作者：梁纪尧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作者赐稿) 点击数：1609 时间：2007-1-28 录入：zgxcfx

新农村建设和谐之路——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距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显著影响，影响多大？为研究此问题，本文围绕人口流动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城乡具体现状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模型，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此为基础，通过协整分析验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巨大效应。并提出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检验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围绕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的探讨，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举不胜举。然而，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通过建立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的成果却又屈指可数。为了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做进一步研究，我们以发展经济学的人口流动模型为基础，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实证研究，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一、人口流动模型与收入差距 发展经济学中，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颇多，他们都试图阐明人口流动的原因、作用后果等等。其中最负盛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易斯-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一）刘易斯-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人口流动模型——二元结构模型。后经费景汉、拉尼斯补充修正后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传统部门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传统部门中存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也即存在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是以现代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在分析过程中假定[1]：第一，整个社会仅包含现代与传统两个部门，且现代部门通过吸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得以发展；第二，提供同等质量与同等数量的劳动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获得更高的报酬；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供给。在这些假定前提下，刘易斯认为，劳动力是如此转移的：现代部门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传统部门人口向现代部门转移。当该过程发展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吸纳完，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随之提升，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现代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此况下，现代部门要雇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只能提高报酬水平与传统部门争夺劳动力。当传统部门像现代部门一样实现现代化后，二元经济就实现了一元化，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就会消失。正是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建立起两部门的联系，工业资本通过使用农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农村摆脱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造成的困境，走上两大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之路。

（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2][3]

刘易斯的模型中暗含了这样一个假定：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任何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可以在城市就业。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流入城市的速度非但没有减慢，反而出现有增无减的趋势。这使刘易斯-费-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托达罗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非充分就业假定基础上的人口流动模型。 托达罗指出，要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人口流动模型，应该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增长的矛盾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此，托达罗通过对刘易斯模型的修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

托达罗认为，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即使城市中失业现象严重，准备流入城市的农村居民仍可做出合理的决策。他们关心的不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是预期收入差距。影响他们预期的因素有二：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二是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理性思考，其中包括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是可能的。人口的流动最终会缩小收入差距。

托达罗根据对其人口流动模型的分析，提出应当尽量减轻城乡经济机会的不均等现象；摆脱只注重城市发展的偏见，也应注重农村的发展等政策建议，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综合比较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不难发现，托达罗的模型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他纠正了刘易斯只注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正面影响，而忽视其负面影响的偏向，并提出了注重农村发展，减小城乡发展失衡，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等政策建议。 二、中国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明显，而且已经变得异常突出。笼统地看，我国的现实状况恰恰是两个模型的综合；韦伟、傅勇（2004）认为，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市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体制:计划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前一部门的用工制度由政府严格控制，缺乏激励和流动机制，收入分配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或收入由制度决定；在后一个部门中，供求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决策，工资水平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样，如果农业劳动者进城后，通过较完全的劳动力市场就业于市场主导部门，那么人口流动就是刘易斯模型；如果就业于计划控制部门，工资由制度决定，人口流动就是托达罗模型。中国的现实显然属于前一种。”[2] 然而，在托达罗模型中，他假定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必定在城市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宁肯流落城市。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其分析过程暗含一个假定，城市充分就业，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不仅如此，无论是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他们都默认人口的流动是完全的。但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可能找不到工作，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无论找到工作与否，挣到钱与否，大都会返回农村。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方向转移，城市实际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是完全自由、没有限制的。因此，我国的人口流动既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两种模型的综合，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是两个模型中的某一个模型。我们应针对中国的实际，在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更有效地反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更科学、更权威的依据。

(一) 中国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框架构建

理论分析是为了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因此，理论探讨要基于一定的现实基础，构建既定的理论分析框架，也即理论源于实践。针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现实状况，我们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前提来分析中国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首先，中档工资。由于中国二元体制的影响，加之受“身份”（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等因素的影响，劳动的报酬也存在明显的二元性。由农村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在城市获得工作，其工资水平也低于提供同等质量、数量工作的城市劳动力的报酬。同时，只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功，其获得的报酬就高于在农村获得的收入。这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源泉。 其次，双重失业。双重失业有两层内涵：城乡双重失业与农民双重失业。城乡双重失业是指，在城市，由于人力资本等原因导致劳动力的供求失衡，存在大量城市人口的失业；在农村，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农民双重失业是指，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在城市，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但他们并非都找到了工作，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仍要回到农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最后，劳动要素的非完全流动。尽管我国市场改革已进行多年，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得以完善，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受农村风俗、观念、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并不是完全的。

(二)中国特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对比分析

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了验证二者之无论根据刘易斯模型还是托达罗模型，如果存在收入差距、劳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劳动力要素就会由低收入区向高收入区流动，直至收入差距消失。而我国的户籍制度严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尽管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被软禁在农村，不能完全自由流向城市，成就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其分析可参见图1。 横轴表示劳动力数量，由原点向右表示城市劳动人口LU，由原点向左表示农村劳动人口LR，全国总劳动人口 ；纵轴表示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VMP或者工资W，VMPU、VMPR分别表示城市与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价值。假定城市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也即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进一步假定生产率仅取决于劳动力，且劳动报酬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也即 。由于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递减。如果我国城乡最初劳动力分配格局为：有LU1的劳动力在城市从事劳动，LR1的劳动力在农村从事劳动，且 。相应的，城市的劳动边际产品价值高于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价值，也即 。在劳动报酬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假定前提条件下，此况下的农村劳动者报酬低于城市劳动者报酬。根据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只要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口必然涌向城市，直至报酬差距消失。也即在VMP2点劳动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在城市都得到了就业（ ），城乡劳动力不再流动，城乡收入差距为零[4]。诚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趋向转移，加剧了城市劳动市场的竞争，导致城市劳动力工资报酬有所下降，如下降到VMP4。然而在我国，由于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在城市获得收入的中档性，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无论是否完全就业，其获得的报酬不会高于同等情况下城市劳动力获得的报酬。由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不能完全就业，其必然返回农村。一方面，由于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返回，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有所缓和，与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完全就业状况相比（刘易斯、托达罗模型），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报酬必然相对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未转移成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返回，导致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有所回落，农村劳动的报酬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完全就业状况相比又相对有所下降（ ）。这样，农民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城市，获得报酬 ；一部分在农村，获得报酬 。最终农民整体获得的平均报酬将大于 ，小于 ，介于两者之间。若设平均报酬为 ，则 。此时，城乡仍存在差距 ，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前相比，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减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前城乡收入差距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城乡收入差距为 ，显然 ），但并没有像刘易斯、托达罗所说的那样，完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完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但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巨大作用。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5]

我们的分析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这需要实证研究来验证。 （一）数据的选取

鉴于本文研究的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不言而喻，数据自然要使用中国的。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近十多年来的问题，因此，在数据的选取上我们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数据。在各种统计资料中，由于无法获得各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统计数据。但在统计年鉴中，有农村就业人口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统计数据。农村就业人口是指户籍在农村的就业人员数量，包含从事非农业的人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员。因此，二者之差一定程度反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到非农业的大体状况。

间是否真正存在这种关系，我们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率L与城乡收入比值的变化率R来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数据未有特殊说明，皆由《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二）单位根检验

经济变量大都具有非平稳性，要考察有关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短期动态关系，以及探讨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必须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为了分析变量R与L的平稳性，我们利用Dickey和Fuller( 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检验法，对相关序列的平稳性进行考察，按照赤池信息准则A1C与施瓦茨准则SC准则确定适当的滞后阶数。为了不改变原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非平稳时间序列采用差分形式，以期转换为平稳序列。 基于此思想，为对R、L进行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我们首先对其二者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3.1对R、L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1[3]。

表1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增长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长率的单位根检验

分析表1可知：R、L都是二阶单整I（2）。 （三）协整检验

由于R、L是同价单整，因此，二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1、作R对L协整回归方程：

2、利用Eviews3.1对 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

表2显示：残差 的ADF值皆小于三个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 是I(0)，即 是平稳的，接受R与L是协整的假设。误差修正项为：

（四）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以R的差分DR为因变量，以L的差分DL，以及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 为自变量，利用OLS法，通过Eviews3.1进行回归，得到误差修正模型为：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既然R与L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了验证这一问题，我们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指如果变量L无助于预测R，则L不是R的Granger原因；如果L有助于预测R，而R无助于预测L，则L是R的Granger原因。基于此思想，我们对R与L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结果表明，R不是L的Granger原因；在至少95%的置信水平下，L是R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5][6]

（一）结论

1、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既符合我们的理论模型，也与我国的实际相符。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考虑从长期转移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长期动态均衡、短期动态关系密切。从长期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动态均衡；从短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率的边际影响达-0.67，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每增长0.67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1个百分点。

3、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这个结论不仅与误差修正机制理论相一致，而且与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是相适应的。-0.9923表明误差修正项以-99.23%的权重对下一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产生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均衡机制对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巨大约束作用，也反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巨大影响。 （二）政策建议

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巨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趋向流动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它不仅能够缓解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还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步伐，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实现，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趋向流动进行引导、规范。

1、统一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市场行为，他们的流动趋向是由其自身的比较利益与机会成本决定的，而非由计划者或决策者的计划决定的。因此，为有效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应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可以保障农村劳动力享有流动、择业等方面的自由；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这会减缓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动，可以抑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过度流动。

2、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极大比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流动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对此，各级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考虑，制定规范人口流动的长效机制，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

3、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与专业素质。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各级政府应在加大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教育、专业技术培训教育，以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率。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9. [2]张光照、海宇东、丁任重、刘晓宁.发展经济学——发展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77-78.

[3]韦伟，傅勇.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模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16-22. [4]杨艳红.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性原因分析[A].王振中.市场经济的分配理论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28.

[5]董长瑞、梁纪尧.中国农民持久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6，2：43-48[6]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中国社会科学，1999，2：16-33. [7]段小梅.人口流动模型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J].农村经济，2003，3：62-65. [8]梁纪尧.我国收入分配差异预警分析[J].财经科学，2006，6：66-73.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49. [2]韦伟，傅勇.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模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6：19. [3] （c,t,n）分别表示在ADF检验中是否有常数项、时间趋势、滞后阶数.

[4] 此处DW数值较小也表明R与L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美]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罗伯特S.平狄克.计量经济模型与经济预测[M].钱小军.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325.）. [5] 表示通过显著水平 的检验， 表示通过显著水平 检验，无 表示没有通过显著水平 检验，下同.

[6] 表示通过显著水平 的检验，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