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二十略》编辑思想研究

《通志二十略》编辑思想研究

作者：李春梅

来源：《南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02期

【摘 要】《通志二十略》是郑樵《通志》全书的精华。在编纂方法和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和贡献。无论在史学，还是编辑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其对编辑工作的精辟阐释，以其独到的见解，为我国古代编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今天编辑工作也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郑樵；《通志二十略》；编辑；编辑思想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居夹漈山，世称“夹漈先生”。郑樵一生著述繁多，其中颇具代表是其晚年所著《通志》二百卷，在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大，后人将其与杜佑的《通典》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而《通志二十略》又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四库全书提要》记载：郑樵“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略在二十略而已”。《通志二十略》不仅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在编辑学方面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1 《通志二十略》编辑之因

1.1 宋代福建的有利社会环境为《通志二十略》的编纂提供了可能

宋代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南宋中国政治中心迁到临安，以致于“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中心”。同时宋代科举取士的待遇较唐代更为优惠，因此福建科举入仕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据林扬祖《莆田县志》记载：“宋代三百年间，莆邑之人，举进士者八百二十余人，预诸科特奏者九百八十人”。宋代福建科举入仕空间盛况，促进当地文化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当地读书风气日盛、福建民间藏书丰富、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倍增。福建民间藏书丰富，如方渐的富文阁、方略的万卷阁、方于宝的三余斋还有林霆都聚书数千卷。而郑樵也曾出入著名藏书家中，饱览群书。郑樵在《夹漈遗稿·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中写道：“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往曾不吝情。”《重刻福建兴化县志·儒林传》中也称郑樵于“莆中故家多书者，披览殆遍，犹以为未足，周游所至，遇有藏书家，必留，读尽乃去”。可见福建丰富的藏书，为郑樵编纂《通志二十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福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远离战争，为文化学术的保护和积累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上殿通志表》中记载：郑樵庆幸“所赖闽无兵火之厄，可以见天下之书。”闽浙未经战争，士大夫藏书，宛如平时，所藏丰富，还保留了不少善本。 1.2 编者的个人素质

郑樵一生阅书无数，著述繁盛。在治学上，能够正确处理既博又专的辩证关系。他在《通志·总序》中说：“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天下之书，然后不遗恨。”开展学术的前提就是要“博”，要广读群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一一通晓。他在《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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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今天下图书，若有若无，在朝在野，臣虽不一一见之，而皆知其名数之所在。”在饱览全书的同时，郑樵也注重专题研究和著述。郑樵在《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回忆自己三十年的读书治学历程时写道：“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郑樵在由博到专，再由专到通的基础上，前后花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1]的《通志》。另外除了博与专以外，郑樵持之以恒的勤奋精神，也促成这部鸿篇巨制的编纂。郑樵在《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记载：“念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积日积夜，一篑不亏。”他为了“万卷灯窗之积，几陨余生”[2]百折不挠的执着，至真至诚的奉献于修史著述。可见《通志二十略》的编辑，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是一种读书治学方法和一种精神的结晶。 2 《通志二十略》的编辑原则 2.1 “会通”原则

郑樵在《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中强调：“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安得为成书。”[3]郑樵所谓的“会”就是指汇聚文献，详尽占有史料。但不只是简单罗列呈现史料，而是要“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通志·总序》）“通”则是对史料进行分析，客观认识历史发展变化及规律，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郑樵认为前代史家中只有两人做到了“会通”：孔子和司马迁。《通志·总序》中记载：“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司马迁“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转》、《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他反对班固“断汉为书”，而导致的“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樵在编辑《通志二十略》的时候也广泛采用“会通”原则。《通志·总序》中记载：“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可见《通志二十略》从总体来说是会集天下学术于此。同时又变“通”的对每一略进行归类，详尽分析内部规律，条理各个目次。全书分为二十略：《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总二十略。《通志二十略》的编纂，取材极为广泛。郑樵在“会通”思想指导下，将礼、职官、选举、刑法和食货五略立目与内容皆依前史；而对天文、地理、器服、乐、艺文、灾祥六略有所创新和发展；首创了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以及昆虫草木九略。郑樵所创九略，涉及社会传统、政治、地理、文字音韵、辑佚校勘、历史文献以及自然科学领域，极大扩充了我国史学的范围。 2.2 “类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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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校雠略》中郑樵认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多，患处多之无术耳”。《通志二十略》的编纂就是秉承了“类例”的原则。而将全书按类不同分为二十略，同时又在各略中设下级目录进行分门别类。例如《艺文略》共八卷是根据历代史志、公私目录以及个人访见而编纂成的。而在每一卷下面，又分为小类。如《艺文略第二》此卷下面设有两小类：礼类和小学类。而有的篇目在小类下又设了下级目录。如《艺文略第三》中的“史类”下又分若干更小目次：正史、编年、霸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刑法等类。可见类目的条理和编次清晰，使图书编纂更为完备。自汉以来，中国图书分类编目中有《七略》的六分法、《中经新簿》四分法、《崇文总目》四分法等。但在《通志》中，郑樵提出运用“十二分法”，即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医方、算术、类书、文等，类下分家，家下分种，共计十二类，一百四十家，四百三十二种。[4]按“类例”原则对书进行编排，不仅可以明学，同时也减轻读者检索上的困难。郑樵根据自己求书经验，精辟阐述历代各种书籍，但如不及时著录，就有可能亡佚，而亡书如不记录，则专门之学就无法完备。如巫医之学和佛老之学，都曾经历世事沧桑的变化，却能流传至今，是因为文化类例分明。类例条理分明，才能有效保存图书。类例明书，明书守学，守学则可以传世。图书的使用价值就是供读者翻阅，而类例分明，条理清楚的编纂图书才能减轻读者检索难度。《通志二十略》全书以“类例”为原则编排，不仅完善我国图书分类体系，更重要的是做到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3 《通志二十略》的编辑特色 3.1 创新

创新又分为两点：一是在编纂过程中提出了编录图书的规则和方法；二是在图书编纂中提出了求书之道。

樵认真总结前人编录图书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自己编纂实践，提出了图书的编录规则与方法：第一，要区分异同。同类书应归为一处，不同类的书不能合为一类。同时避免一书被归为两处，一书散见于多书中而造成的差错。第二，编排要按次序。郑樵认为应该按成书先后来依次编排，朝代书应按朝代进行编排，非朝代之书，则可按类进行区分。第三，编书者应该有专长、精湛的校勘功底和一丝不苟的编书的态度。《通志·校雠略》中郑樵指出：“编书之家多有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他认为书的质量好坏，在于编辑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5]他认为“校书之任，不可以不专”，“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通志·校雠略》）第四，以人类书，不以书类人。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专作“不类书而类人论”，指出“古人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以人类书，可是学术流派更为清楚，不易造成混乱。

于“求书之道”，郑樵根据自己十年搜访图书的经验，总结出了求书八法：既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搜集遗文故册、图书资料是古代编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也反复强调政府遣史修图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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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求实

求实也分为两点：一是提出“核实”的观点；二是提出辑佚的理论原则。

“核实”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所得的内容进行探究，顺势找出学术源流。郑樵治学注重“核实”之法，又提倡总结概括，究其规律，力求达到“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对于《通志二十略》的编辑来说，郑樵在“核实”之法的基础上，做到总结历代资料的内在规律，使书本和客观实际相联系。正如他在《通志·校雠略》中所说的：“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核实”之法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注重对文献的考订、辨伪、纠正篇章字句的讹误。为求书籍的本来面目，郑樵对书籍的流传过程所造成的错误进行了考订和校正。郑樵批评《唐志》中因省略造成的错讹，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而文例中省去“作”字，则变成“李邕狄仁杰传”，是两人共传。郑樵正确运用“核实”之法对前代书籍进行概括总结，究其内在规律，考订辨伪，纠正谬误，为其巨大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持的基础。

我国古代书籍繁多，但在流传过程中亡佚者甚多。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专门作了“书有名之实不亡论”提出了书籍编辑中辑佚理论，保证了书真实的存在。他认为有的书亡佚了，但是可以从其他书中进行辑佚，以尽量恢复书的本来面貌。例如郑樵一生著述繁多，但流传至今仅《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但是顾颉刚所辑的《诗辩妄》便是根据《通志》辑佚而来。郑樵的辑佚理论和方法对后来学者整理文献、录出资料以及编辑新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 《通志二十略》编辑对后世的影响 4.1 对辑佚的贡献

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作《编次必记亡书论》、《书有名而实不亡论》、《编次失书论》、《见名不见书论》、《阙书备于后世论》、《亡书出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等篇来阐释辑佚理论。将编书的“辑佚”过程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对后世整理文献、研究史实、采摘诸书、编辑新书都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通志二十略》的编辑本身也为其他书的辑佚提供了帮助。郑樵把对各种学问的研究所得，汇集在《通志二十略》之中，其涉及各个研究领域，为后世相关领域史书的辑佚也提供了帮助。 其4.2 为以后史书的编纂提供了范例

《通志二十略》的创制是对历史编纂学的巨大贡献。其以颇具新意的史书形式，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明神宗万历年间，王圻仿造《文献通考》私自编纂了《续文献通考》，又效法《通志》“增节义、书院、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诸考以补其遗”。（《续文献通考·自序》）后来到了清代统治者也重视起《通志》的史书形式，效仿其体例，编纂了《续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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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卷，后又编《皇朝通志》（清后改为《清朝通志》）126卷。可见郑樵所留下的《通志二十略》对后代史书的形式影响甚大。 4.3 对后世编辑具有指导意义

对编辑人员来说，提出编辑人员应该有所专长、以其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事编辑活动。但是对于编辑活动来说，郑樵提出“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的收书原则，为编辑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清乾隆年间影响甚大的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在编辑方法上就充分采用郑樵的编辑思路。不仅收录了《四库全书》的书籍3461种，而且还对那些认为价值不大的图书，在《总目》中保留书名和提要的“存目”。另外《通志二十略》中所提出的“核实”之法，也为后世编辑活动遵循事物规律，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为后世编书者编书态度的严谨和细致做了榜样。 参考文献

[1][3]郑樵.夹漈遗稿·上宰相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8.

[2]郑樵.夹漈遗稿·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9. [4]胡予琪.从郑樵《通志》看纪传体通史编纂工作的发展[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5]王盛恩.郑樵《通志》对编辑学的理论贡献[J].洛阳师专学报，19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