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程

美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程

作者：王宁

来源：《读书》2013年第04期

在当今英语世界出版的众多讨论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中，文森特·里奇（Vincent Leitch）教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极为重要。这部著作以史为轴，史论结合，充分体现了里奇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的著述风格。作者虽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描述和讨论，上限却及于一些战前的文学和批评现象，下限直达当下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对了解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演变起到了清晰的导引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里奇并没有使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这个术语，而是用了一个涵盖面更广且更注重实践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来描述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我想这大概是本书作者的别具匠心之处吧。在讨论美国文学理论批评时，我们总是喜欢将其与欧洲大陆的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相关联，并得出结论，在美国流行的文学理论大多源出于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而这些理论最终旅行到美国，并在这块批评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最后结出异样的果实。不少世界知名的理论家正是通过其著作在美国的风行而随后在全世界知名的。这一点大概在当今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着某种共识。但通过里奇的精细描述和梳理，我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从里奇的描述以及我的理解来看，美国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有两条平行的发展线索：其一是出自本土的文学创作并与之关系密切、带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这在本书所描述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批评”、芝加哥学派、纽约知识分子学派等章节中可以见出；另一条则是与欧陆各种文学以外的理论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学院派理论批评，如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批评、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即使是在描述这些带有明显欧陆色彩的批评理论时，里奇也强调其在美国语境下的变异和独特之处，而最后所讨论的黑人批评以及文化的全球化，则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本土的产物。难怪美国文论大家希利斯·米勒称该书为“第一部关于三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史的全景的、无所不包的巨著”。在米勒看来：“里奇的叙事是权威的，不偏不倚的。”我认为这一方面在于本书所含史实无与伦比，但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由于作者本人的特长及偏好，他对解构主义批评的讨论尤其显示其扎实的功底。当然，如果换成伊格尔顿或卡勒来写这样一本书，也许前者会更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因而会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着墨更多；后者则会在侧重形式和美学批评的同时，给予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以及叙事学批评理论以更多的篇幅。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取了这二者之外的中间立场。

当然，由于本书的写作时间较长，即使几年前再版了一次，仍然不可能将所有具较大影响的批评现象包括进来，尤其是对当今依然风行的生态批评，作者几乎一字未提，自然更无法去讨论后人文主义批评等新的批评风尚了；对后殖民批评的介绍也有些简单，尤其对霍米·巴巴的著述几乎未提。书中虽有一些篇幅提到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但最终还是未能就这一批评流派单独辟出章节加以讨论，而是将其放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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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批评中淡淡提及。这无疑有些遗憾，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学者在译介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并非完全根据其在西方语境下的实际影响，而是更多考虑其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关系。对此我想做一些补充。

在我看来，当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或“后批评时代”。何谓“后理论时代”？它与早先的理论批评的黄金时代有何不同？坦率地说，我这个命名受到英国朋友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启迪，但我不像他那样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未来持悲观态度，我恰恰以他的书为起点，反其意而用之，将当今西方文学理论所处的境遇描述为“后理论时代”。

我之所谓的“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并不仅仅指文学和文化理论衰落后的状态，这个“后”既意味着时间上的“之后”，同时也表明内涵上的“超越”，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蕴含着一定的内容：它标志着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和轰动效应，“理论热”的大潮已逐渐消退，即使是最有影响力和持久性的理论也有其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它不可能用于解释世间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它既然主要地来自文学和文化实践，那就理应返回它应该发挥功能的领域。因此，在“后理论时代”，理论并没有死亡，只是不再具有以往那种所向披靡和无所不能的效应，但它依然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

其次，在“后理论时代”，所有的总体意识和中心意识都被解构，甚至分裂成了碎片。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君临一切，甚至任何理论都很难持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它和其他理论呈一种共存和互动的状态，因此“后理论时代”是一个没有主流和中心的时代，每一种理论都能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找到自己可赖以发挥作用的有限空间。

再者，“后理论时代”在解构了袭来已久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后，实际上为原来处于理论关注之边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向中心运动铺平了道路，从而打破了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中国的文学和理论的“非边缘化”尝试中见出端倪。我们也可从本书最后两章所讨论的“黑人批评”和“文化的全球化”中见出。

二零一一年十月，我邀请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来中国讲学，他与伊格尔顿的悲观论调截然不同。他除了否定“理论死亡”之说外，还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做了清晰的描述。按照他的描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有这样几个方向：首先是叙事学的复兴，也即传统的以结构主义的文本为中心的叙事学，转向了更加宏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甚至与历史的叙述和认知科学相关联。第二是“较多的德里达，较少的福柯和拉康”，这也说明他本人对德里达情有独钟，或者说，德里达所关注的对象虽然超出了文本，但依然很重视阅读和文本结构。第三便是“伦理学转向”，在经历了多年来的形式主义和文化批评后，伦理道德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因而当代文学理论中便出现了回归伦理学的倾向，在这一转向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界还出现了对动物的研究，也即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第四是生态批评，虽然这是卡勒本人很少关注或涉足的一个领域，但由于这一批评理论近年来声势浩大且影响面较广，并与当代人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他也不得不给予必要的关注。第五是“后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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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human studies），在当今的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受到了质疑，面对机器的强大作用，人类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驾驭它并使之为我所用？这已经引起了当代理论家及其他人文学者的关注。第六便是“返回美学”，或者说所谓的“审美转向”，这是不少文学研究者呼吁了多年的一个方向，如今，这一以审美为主的方向，终于在卡勒这里被权威性地提出，并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对卡勒的上述观点基本同意，仅持少量必要的补充和商榷。我始终认为，无论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或是其他人文学科，不同国籍学者间的对话争鸣，对学术发展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继卡勒教授之后，里奇教授来华访问讲学一事也提到了我的议事日程上。里奇对中国态度友好，尤其关注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国际文论界的地位和影响。他在主编《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二版时，曾将李泽厚的《美学四讲》收入其中，从而为中国文学理论跻身国际学界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我相信，随着里奇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了解，他会在未来的新版《诺顿理论批评文选》中收入更多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著作，这样看来，中国文论走向世界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批评》，文森特·里奇著，王顺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