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毛泽东诗词唱

和生发的“反动印章”案

国人皆知，诗人柳亚子跟毛泽东常有诗词唱和。然而，对由诗词唱和所生发的柳亚子那桩“反动印章案”至今却鲜为人知。华网社区club.chin渝州赠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为与蒋介石谈判国内和平，由延安飞抵重庆，轰动山城，令世界瞩目。时据重庆的柳亚子亦深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所折服。在毛泽东抵渝当晚，柳即应邀参加了以周恩来、王若飞名义举行的茶会。两日后，柳亚子即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前往曾家岩桂园拜访毛泽东。这是柳亚子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交往。

1925年冬到1926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在广州初晤毛泽东，这便是“饮茶粤海”，也是柳亚子与毛泽东第一次交往。

毛泽东之所以与柳亚子论交，是因为柳亚子不仅是诗人，而且更是国民党内左派人士，他们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语言。当时柳亚子的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在跟毛泽东会见之前的1924年，他就说：“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一个在前清宣统年间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诗人，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能够与时俱进，只崇拜马克思，这种精神实在是不简单。

大革命时期柳亚子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日益猖獗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活动，在廖仲恺被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暗杀后，他拍案而起，怒斥道：“最

怜作贼是王敦。”当时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并称为国民党三贤。当蒋介石反共面目初露端倪时，他去找与他过往甚密的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要恽代英派人刺杀蒋介石。恽代英认为不可，批评他过激，向他晓以共产党不搞暗杀活动的道理。

广州一别，毛、柳各奔东西。19年之后，重庆相见令柳亚子兴奋不已！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去沙坪坝南开学校南津村柳之寓所回拜柳亚子。柳亚子当即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应柳的索求，在离开重庆前四天，即10月7日，将《沁园春·雪》一词亲笔抄录给柳亚子，还郑重地钤上两印，其一为篆体阴文，即浑厚古朴的“毛泽东印”。并附信曰：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沁园春·雪》，后来被发表在11月14日的《新民报》副刊上。该副刊称毛词“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不可及”。《沁园春·雪》的发表，一时轰动山城，人们竞相颂诵。

柳亚子知道毛泽东众多雅好之一便是把玩印章，便特请治印高手给毛泽东刻了两枚印章。一枚为白文“毛泽东印”，另一枚为朱文“润之”。但印章治成时，毛泽东已离渝返延安了，柳亚子只得托人代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说：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大函，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笔者注：孙女士，即孙荪荃，谭平山夫人，爱国民主人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

奉闻。敬颂道安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刻章抒情

1945年秋，柳亚子与毛泽东握手渝州喜相逢，不想竟在柳亚子乘鹤西去八年之后（笔者注：柳亚子于1958年6月21日病逝于北京），引出了一桩惊世骇人的“反动印章”案。

当年，柳亚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展示自己为革命事业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他请篆刻大师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方刻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方刻为“前身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传》：“长事爰丝，弟畜灌夫”，意为季布的弟弟季心好打抱不平，因杀人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爰丝家里。季心像待兄长一样尊敬爰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西汉名将灌夫等人。

第二方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衡传》：衡为东汉建安初年才子，此人性格傲岸，没有媚骨。在群贤荟萃的京城许都（今河南许昌），他只看得起孔融（文举）和杨修（德祖）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男儿”、“孺子”的意思，是对杰出人物或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王尔德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反对当时的市侩哲学和道德标准，

宣传“为艺术而艺术”，晚年感到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赞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其影响巨大的名著《革命军》一书中，也曾使用“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的说法，表示对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两位杰出人物的尊崇，号召中国人以他们为榜样，为中国的革命、独立而奋斗。

柳亚子深恐别人误会，又请曹立庵先生在第二方印上加了边款，语曰：“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1945年。亚子”。

借古论今，以古喻今，古为今用，本是文人常用的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柳亚子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敬重，抒拥护和赞助革命之情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才敢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严密的“陪都”重庆，请人为他刻了这两枚印章。为纪念刻印一事，柳亚子还作长诗一首以明其志：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生，斯毛真英雄。……

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

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

炮制冤案

1963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为1966年冬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他特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到柳宅，动员柳的后人损赠遗物。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接受了柳氏家属捐献的柳亚子遗留的文献资料、诗文手稿及其他文物6000余件，博物馆将此作为革命文物加以珍藏，这是中国人民给予柳亚子的崇高荣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别有用心地亲手制造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冤案——“反动印章”案，给柳亚子加上“反革命”的帽子，对他肆意进行身后的诬陷和迫害，并借此把矛头指向主张纪念柳亚子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原来在革命博物馆收藏的柳亚子的文物中，有两枚印章特别引起康生的注意，一枚是：“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博古通今的“无产阶级理论权威”康生，不可能不知道上述这些典故。但他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顾专家鉴定和解说，利用群众不熟悉历史典故和古代汉语，故意引导人们把“大儿”、“小儿”这两个词理解为“大儿子”、“小儿子”，认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因此，他在1966年7月初一看到这两枚印章的印文时，便一口咬定是“反动之极”，是“反革命”的，并杀气腾腾地责问收藏柳亚子遗物的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他明知收藏遗物是遵照周总理指示，却别有用心地说：“革命博物馆竟然接收和保存这样反革命的东西，令人十分惊异。”并下令文化部“彻底追查”。

在他的淫威下，柳亚子的这两枚印章竟被定性为“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动印章”，并派人监督，将印章砸碎，还将印章的照片和底片全部焚毁。

历史是公证的。江青、康生一伙，终于被人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个“反动印章”案和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一样，也终被彻底平反，水落石出。柳亚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革命领袖的真挚感情，如同他的诗文一样，将永留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