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创新的国际视角
普遍的观点认为，金融创新指的是变更现有的金融体制，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获取现有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它是一个为盈利动机推动、缓慢进行、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文章所指的金融创新多是微观角度的金融创新，即金融工具与金融业务的创新。
最初时候，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只有几种，如银行存款、汇票、债券、股票等。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市场也进入了剧烈波动时期，由于各国的高通货膨胀率和普遍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加之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金融风险也越来越高，因此，金融市场对于规避风险的需求也越加旺盛，同时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金融业竞争的日益加剧，也推动了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都在积极地从事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与交易。
美国经济学家Henry Kaufman的经典比喻“如果一个对各种金融工具了然于心的分析师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睡眠状态，90年代末醒来，他会对眼前的金融世界感到非常陌生，对各种新金融工具更是茫然不知”就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创新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广。到如今，作为一系列金融创新的结果，金融市场上新兴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是蔚为大观，方兴未艾，并且越来越复杂。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为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敲响了警钟，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华尔街投资银行提出了更加严厉的监管，这些信号在提醒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的功能是转移风险，但是不能真正消除风险，一些投资银行过分贪婪与唯利是图也应该得到一定控制，对其适当的监管和引导应该是必要的。
国际金融市场上，在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基础上派生的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让人眼
花缭乱的今天，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开发的初始目的似乎更应该被强调，那就是管理风险的作用，转移风险，增强流动性，创造信用与创造权益。
二、衍生工具的应用经验
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浪潮，金融衍生品也日益大行其道，它们是由原生性金融工具（货币、外汇、存单、股票、债券等）繁衍出来并从中派生出自身价值的金融工具，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目的，具有转移和分散风险的功效，即把风险转移给了愿意承担风险的投机者。目前的金融衍生工具大体可归结为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大种类，它们也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像儿童玩的积木块那样，常常被用来搭配组合，构建“金融积木箱”来管理风险，复杂的衍生品基本上也是根据这四种基本衍生工具继续打包组合开发的。金融衍生品具有派生性、虚拟性、高杠杆性和高灵活性等特点，开发它们的初衷是帮助人们规避金融风险，稳定金融市场，其管理风险的效果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实践中也有着巨大的显现。
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的石油价格上升，一些政府部门使用商品衍生产品来管理石油价格的风险，他们使用衍生品锁定燃料的成本，作为控制能源预算的一种途径，比如当时亚特兰大的大众运输系统介入了一年期的商品互换来锁定预算中的燃料价格，互换合约保证其在1991年到1992年的会计年度内以每加仑53.3美分的价格购买900万加仑2号民用燃料油，相比实际的市场价格而言，这项交易就为亚特兰大的大众运输系统节省了150万美元。
在金融市场相对成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许多工业企业利用外汇远期管理汇率风险，对交易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使用期货对风险敞口进行套期保值；利用互换来管理利率波动的风险，商品价格的风险和股权价格风险；利用期权来管理企业面临的利率风险和股票价格风险等等。实践表明，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管理风险创造收益的例子已是不胜枚举，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过度的倾向，造成了一系列导致企业亏损的案例，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这些衍生产品的设计
过度复杂，杠杆性过高，使得原来用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衍生品偏离了它的初衷，金融杠杆被过度扩大，也逐步酿造了越来越大的金融泡沫。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国外金融衍生产品的应用实践是利大于弊的，其经验教训也是值得中国金融市场学习和借鉴的。
三、衍生工具的中国教训
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成功应用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若失败也会造成惨重的损失，比如1995年世人瞩目的巴林银行的破产，直接原因就是由该银行新加坡分支机构的交易员进行日经指数期货投机造成的。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多是失败的案例，产生了巨额的亏损。这些亏损案例层出不穷，触目惊心：1997年，湖南株洲冶炼厂在LME大量卖空锌期货合约，被国外金融机构盯住并发生逼仓，最后造成近15亿元人民币巨亏；2004年中航油事件亏损了5.3亿美元；2005年国储铜事件亏损了6.06亿美元；2008年国航、东航燃油“套保”分别亏损68亿和62亿人民币，2008年中信泰富澳元Accumulator亏损126亿人民币……问题还在于，中国目前几乎所有涉足外汇、进出口业务的央企都与衍生品交易有染，远不止按规定持有境外期货交易牌照的31家央企。这些衍生品合同总共涉及的名义本金高达上万亿人民币，可以说，许多央企已经陷入了金融衍生品的泥潭。
面对衍生工具应用在中国的尴尬境地，其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部分企业不恰当地投资了高杠杆复杂衍生品，交易双方的知识与信息严重不对称，就像国外投行向中国企业兜售“金融鸦片”，企业容易被误导甚至被欺诈，此外，这些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往往存在漏洞，没有建立独立于交易部门的风险控制部门和交易报告体系，还有就是有些企业衍生品持仓量超过实际套期保值需要，具有投机倾向。此外，我国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不到位等内因，也是造成我国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面积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金融知识的不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风险管理专门人才的缺乏则是造成这种尴尬境地的关键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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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巨额亏损发生后，国资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监管的通知》，要求清理并报告各央企的期货、期权、远期、掉期及其组合产品（含通过银行购买境外机构的金融衍生产品）业务，严格执行审批程序，严守套期保值的基本原则，切实有效管控风险，并依法追究损失责任。面对此类问题，个人认为中国对金融衍生品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风险管理是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开发的核心，对风险管理要站在战略高度来看待。
虽说我国在金融衍生工具应用上有着不太成功的实践，但是金融创新的步伐不应当就此停止下来。对中国企业运用衍生工具而言，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鼓励企业运用基础性衍生工具规避风险，
严格限制国内企业参与场外复杂衍生品交易，不要轻易上了复杂衍生产品场外交易的圈套。还须健全企业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对衍生品交易实现独立、平行、实时的监控，防止未经授权或越权交易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对中国金融创新的前景而言，国内的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发展不是过度，而是远远不足，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吸取教训，对于基础性场内衍生产品市场（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加以大幅度创新和发展，为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的平台。此外，国内金融机构也须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拓宽套期保值的正常渠道，以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培育成熟的场内衍生产品交易机构投资者，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国民经济的功能。
四、金融创新的中国视角
在中国，商品性衍生产品如商品期货交易已经有数年的历史，但是规模并不大。金融衍生工具也曾有过小规模的实验，如1994年的国债期货交易只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因为“327事件”而被勒令禁止。如果反观各国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应用的路径，也并非一帆风顺。在1996年之前，国际上各企业应用衍生产品造成的巨额亏损也是接二连三，但是1996年之后国际上衍生工具应用的灾难就已大幅度减少，那是因为很多企业在经历失败教训之后，已经学会如何更好
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管理风险，尤其是许多企业已经不容易再受特别是复杂衍生产品的圈套了。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许多机构投资者因为衍生产品投资而蒙受了巨额的亏损，另一方面却很少听说美国的企业因为衍生产品而蒙受巨亏的，这从个侧面也说明，美国的企业界经历了失败的教训已经更加成熟了。
尽管我国推动金融衍生品交易遇到许多的困难和失败案例，但是不能够因噎废食，我国前不久终于推出的股指期货交易是我国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一项突破，政策层面推出此类衍生品交易的目的主要是基于为市场提供风险管理工具的角度考虑，由此看来，我国在把握“管理金融风险”的大原则下，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立法和适度监管，强调企业和行业自律，培育场内金融衍生品交易，注重场外金融衍生交易的监督，大力培养、加强引进熟悉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的国际人才，提升我国企业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水平，加强国际合作，在品种上和市场进入制度上给与金融衍生工具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为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提供良好的平台和环境，支持中国的金融创新，应该是不能有所游移的原则和路径。
可以预见的是，吸取国际经验和教训，强化金融人才梯队，把握风险管理原则，健全风险监管体系，金融创新在中国金融市场将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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