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史料价值初探

墓志史料价值初探□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张小永

摘要墓志是记载死者生平的一种碑刻资料，信息丰富，有大量正史资料没有的史料，对进一步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

不像正史记载那么严格，因此在运用这些资料前要做好考证工作。史地理及制度史等意义重大。但墓志为私人撰述，

关键词墓志史料价值地理志

墓志是指放在死者墓葬中，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碑刻。它是一种以独特方式反映历史的文字记载形式。因此充分利用墓志资料展开相关研究对推动历史研究意义重大，但长期以来我们已形成了只重官方所出的资料（包括正史、实录、地方志等），而严重忽略私人所撰随着的墓志资料，致使对这方面认识还相当不足。但新中国建立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系统梳理墓志资料的史料价值，对于进一步展开相关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一、我国墓志资料情况

墓志资料的广泛搜集与汇编始于清代。清末民初一批金石学家十分重视对墓志资料的搜集与集结整理工作，尤以罗振玉为代表。罗振玉，江苏淮安人，曾在清廷及伪满洲国任官，利用职务之便，搜集了大量包括墓志在内的碑刻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理和研究，在墓、《恒农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志方面曾结集整理《芒洛冢墓遗文》

华》等十余种。但清末民初限于考古学方面尚未成熟，时局也较为动新中国建立后，民国期间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考古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相当水平，反映在墓志方面则表现为大量墓志资料被发

掘。这在客观上要求考古学界系统整理出版这些墓志资料，进一步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一时期墓志资料结集出版出现了井喷效应,举其大端，大致有赵万里先生主持整理，由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该书共收录了自汉至隋墓志609方；由上海古籍《唐代墓志汇编》、出版社自1992年陆续出版的由周绍良先生主编的

年连续出版了9辑由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以唐代墓志资料来补充《全唐文》的缺漏；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武志远、郭建邦据，共刊墓志民国遗老张钫先生所藏墓志，汇编成《千唐志斋藏志》

1360方；中国书局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分别出版赵军平主编的《邙洛墓志三百种》和《河洛墓刻拾遗》两书，分别收录墓志306方和509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杨作龙、赵水森主编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收录墓志170余方；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由中国文物研究所和各省文博单位分省联合编著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数量巨大，堪称宏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多，可视为对我国出土墓志资料收集整理集大成者[1]。

由于大量墓志资料的汇编出版，促进了历史研究中利用墓志资

考古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土了数量堪称宏富的墓志，对集中开展研究《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收录唐代墓志5000余方；三秦出版社自1994

荡，所出墓志毕竟有限，对墓志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尚处于发端阶段。分朝代整理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计101册之

………………………………………………………………………………………………………………………………………………………所藏儒家以及诸子著作创立了新儒学。东汉对藏书利用比西汉更为得到很多藏书,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普遍，学者利用东观所藏资料，编著国史。《宋书·百官志》记载：“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著作东观，撰述国史。”班固撰写《汉书》更得益于国家藏书，年轻时即得便入馆翻阅先秦遗书，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和校书郎后，得以尽览东观藏书，他“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所著《汉书》充分利用了《史记》资料,并通过其他渠道增加了不少重要史料，因这些重要史料来源于官府所藏，当然也就从中可以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和民间私人藏书，为有志著述的名人志士编著书籍提供了必要条件。如哲学家王充编著了著名的哲学著作《论衡》，就是因仕而有机会接触和利用官府藏书，同时还大量利用了地方私人所藏。

3.两汉的官府藏书奠定了我国古代藏书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我国战国时期就有了私家藏书，两促进了古代私人藏书事业的发展。

汉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有不少官员和学者积累了相当的藏书，以备自用。汉惠帝时,很多散佚的先秦时期的书籍重见于世，就得益于民间丰富的藏书。武帝时有个河间献王，藏书很丰富《,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孔安国是孔子后代，从先人那儿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蔡邕是东汉大学者，家中藏书极为丰富《,博物志·卷六》上说：蔡邕有书上万卷，汉末年，书装载了几车。魏王曹操曾对蔡文姬说：“听说夫人家有很多先祖留下的典籍。”蔡文姬回答说：“有父亲赐留的书籍四千多卷。”由此可见蔡家藏书之丰。《太平御览》记载，有个叫李溪的学者，学问广博，文章写得很好，家中有很多奇异的书，当时号称“李书楼”。官府校书提供范本的也很多，如《别录》中提及的“文中大夫臣圭书”，

综上所述，两汉在注重收藏图书的同时，更注意加强对图书的整理和利用，刘向父子的校整活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整理活动，对先秦典籍的保存及传世有很大作用。利用官府藏书编著史书，两汉为最,司马迁的《史记》得力于汉室藏书，这一举措影响了后世无数士人。两汉时期的古籍整理毕竟是继孔子之后组织整理最多的时期，而且每一次整理都由国家组织人力进行，其保存方法科学、独特、有开创之功，其效果非常显著，从而开创了国家整理古籍的先例，推动了古代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寿芝.两汉的图书收藏及利用[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1）.[2]王立贵.中外图书馆事业比较研究[M].齐鲁书社，1999.[3]柳霞.两汉国家图书的收藏与利用[J].东岳论丛，2002（7）.[4]王彩云.两汉时期的图书收集与整理[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5）.

兰台世界2012·6月下旬看出其利用的价值了。“自后汉以来，学者多抄撮旧史，自为一书，或《册府元龟》记载：私藏家杜林“,扶风人，家多书”。另外，由私家藏书为（《隋书·经籍志》）另外,利用官府藏“臣富参书”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射声校尉立书”“,臣向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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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便捷，先后出现了一批相关成果。但由于墓志资料毕竟是以私人修撰形式出现的，规范性、严肃性均不能与官方史籍相提并论。

二、墓志资料史料价值

墓志资料是当时人追述死者生前事迹的，里面包含有死者的籍贯、祖望、经历的较大的事件以及去世地及丧葬地。如果对大量的墓志资料进行细致归理，会发现它对我们历史研究工作有颇多裨益。制度，它保证了每个朝代的历史都能被记载并保存。但正史修撰由于资料丰欠及修撰者取舍的标准和原则等问题，往往造成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并未有传记留下，抑或是即使有传记也记载得语焉不详或以附传的形式列于祖辈或父辈之后。这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一大憾事，但北周、隋三朝的司马融是墓志资料使这些遗憾得以弥补。如历西魏、

三国时期司马懿的后裔，在隋代时曾任洋州刺史，对研究司马家族世袭意义重大，但《隋书》等史籍并未为其立传。2008年5月，在山东省孟州市西北石庄乡雷河村发掘的《大隋使持节仪同三司洋州刺史鲷阳公墓志》弥补了这一缺憾。该墓志对司马融的曾祖、祖和父记载颇详细，再借助《魏书》等相关史籍，可以清楚理出从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至司马融这一脉的世系。该墓志还较详细记载了司马融分别在三个朝代经历的大事和任官情况。这些均可以补正史之缺[2]。再如五代时期的藩王李从曮，任凤翔节度使二十余载，位列藩王，地位显赫，是五代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惜甚，《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对其记载仅以附传的形式出现，语焉不详，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带来极大不便。而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李公妻朱氏墓志》拓片，却从某方面弥补了这一遗憾。墓志中所载李从曮家世、其父李茂贞与朱友谦联姻及李从珂凤翔起兵都可补正史记载的缺略，同时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五代史史料充实很有意义[3]。

2.对历史事件的研究的作用。正史除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存在缺陷，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亦存在这方面问题。故我们在考察历史事件细但墓志资料由于具有对墓主人歌节时，往往苦于无从寻找资料支撑。功颂德的特点，故较重视发生于墓主人身上较大的历史事件，通常记载比较详细，可以弥补正史的上述缺憾。如唐朝与高句丽发生过多次战事，直至总章元年（668），在唐朝军队南北夹击下，高句丽灭亡，唐朝在此建立安东都护府。在这一系列战事中，高句丽将领的投诚事件为数不少。但史书对这些投诚事件缺少较为详细的记载，致使想要了解这方面历史困难重重。但1989年在西安市东郊出土一方《大唐右通过对墓志的考证，能理出李他仁在高句丽灭亡之前任高句丽的栅州都督一职，当李勣乾封元年（668）年攻打高句丽时，感觉前途渺茫的李他仁向李勣投诚。而且在接下来的战事中，李他仁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平壤战役，他身先士卒，为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除此，他还参加总章二年（669）征讨高句丽移民叛乱的战争。这些都很好弥补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缺少相关记载的缺憾[4]。

3.对历史地理研究的作用。正史通常都专列《地理志》记载一朝地理情况及沿革，专门记载地理的古代典籍亦为数不少。但这些对地理的记载，往往限于大的地名及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名，而一些街衢里巷地名却缺乏系统记载。墓志资料对墓主人逝世地点及丧葬地点的记载相当详细，且均为当时人记载当时地名，可以视为第一手地理类资料。利用这些地理资料补正史地理志及地理类典籍的不足毋庸多言，而且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校勘订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类典籍的失70

兰台世界2012·6月下旬《长安志》在长安县条记载，“义阳乡，在县西误。兹举例如下。宋敏求

南二里，管布政里”“，布政里”在隋为“隆政里”。但1992年8月，长安县文管会入藏的隋大业三年《前陈沅陵王故陈府君墓志》载志主“粤以其年（大业三年）岁次丁卯六月戊寅朔七日甲申葬于大兴县义阳乡

[5]

。隋京兆郡分长安县和大兴县，义阳乡到底是如《长安贵安里之原”

志》所载在长安县还是在《前陈沅陵王故陈府君墓志》所载的大兴县？但宋敏求毕竟是宋代人，离隋代已间隔唐及乱世五代，而对隋代京兆两县的划界情况也未必能精确掌握。而此方墓志资料为大业时人撰写，为当事人记当时地理情况，不当有误，因此订正《长安志》误将义阳乡记入长安县，此乡应在大兴县。

4.其他。墓志资料记载内容丰富且繁杂，故有上述史料价值外，如对某个朝代的社会风俗的记述，社会还有其他史料价值可供使用。

风俗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史料记载方面并不理想，特别是唐代以前的史料，由于本身数量不多，这方面问题尤为突出。借助墓志资料，可以对古代某地风俗有所了解。还有对我国古代职官的记对佛教等宗教信仰的记载，都能为我们所利用。载、

三、利用墓志资料应注意的问题

如前所述，墓志资料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能够对历史事件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史料，而且有些史料是正史中不可能出现的。但毕竟墓志资料为私人撰写，没有撰写正史那么严格。因此我们在利用时，也有问题需要注意。墓志资料为私人撰述，有一定的随意性，一定要注重考证。如在述及死者籍贯及祖望时，由于攀附名门望族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因此墓志资料中的这方面内容是最可能出现问题的，我们引用这方面资料时一定要非常审慎。如果遇到非要用到这方面史料时，一定要经过认真考证，能够在正史中得到印证，抑或在正史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佐证，否则最好不用。

另外对死者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要有一定的警惕性，因为撰写墓志免不了对墓主人进行夸耀，特别是离的时间越久远，越容易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同籍贯、祖望一样，我们应当作必要的考证，能够印证的就可放心引用。如果不能得到印证的，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是虚假的事件，因为墓志铭涉及的人物类型多样，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士，他们在正史及一些史籍资料中有记载。但更多的是一些普通人士，想要在正史及相关史籍中找证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引用这些资料时一定要将资料情况交待清楚，下结论时留一定余地。但人都知道，撰写墓志时，在这些事件上不好做手脚，因此可信度较高。

由于现代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大量墓志资料被发掘并汇集成册，为我们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拓宽资料的途径。由于墓志资料记载信息的丰富、庞杂，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地理及制度史等方面提供大量有用的史料，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但在利用墓志资料时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因墓志资料为个人撰述且多为死者歌功颂德的，故使用这些资料时一定要做好考证工作，保证我们的研究在正确的史料支撑下进行。

参考文献

[1]张小永.隋代鹰扬府新考订[D].陕西师范大学,2005.[2]罗火金,刘刚州.隋代司马融墓志考[J].中原文物,2009（3）.[3]王凤翔.跋五代李从曮妻朱氏墓志[J].文物世界,2009（1）.

[4]拜根兴.唐李他仁墓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2010（1）.[5]张小永.隋代京兆郡鹰扬府汇考[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作者张小永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

1.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的作用。我国古代有一套完善的正史修撰《长安志》虽为宋代地理专家宋敏求所撰，而且作者此作考证极精细，

领军赠右骁卫大将军李他仁墓志》却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个案材料。有一种情况比较特别，离死者去世较近的事件，通常情况下较熟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