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收支格局的演变

马文海;李景跃

【摘 要】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can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a coun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future,Chines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will be on the normal situation of“current account surplus and capital and finan-cial account deficit”,and should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vigorously develop the service industry,promote trade in services,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promote our country into the high-end field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trading country to trade power. Accelerate to realize the convertibility of RMB in the capital account;improve the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 risk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perfect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management, avoid the harm to the domestic economics caused by the short-term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s for the purpose of arbitrage;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control liquidity risk,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realize the external economic equilibrium.%一国国际收支能够反映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未来我国国际收支将以“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为常态，应保持和促进国际收支均衡，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贸易，增加服务贸易占比，推动我国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领域，促进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

变。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健全国际收支管理体系，避免以套利为目的短期跨境流动资本对本国经济造成危害；提高资源配置，控制流动性风险，缓解外汇市场供需不均衡问题，实现外部经济均衡。

【期刊名称】《金融教育研究》 【年(卷),期】2016(029)003 【总页数】8页(P28-35)

【关键词】国际收支平衡;双顺差;金融账户;资本流动风险;人民币国际化 【作 者】马文海;李景跃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832.63

国际收支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通常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发生的各项经济活动的货币价值之和。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影响力，以及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因此从一国的国际收支就能看出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1]国际收支平衡意味着一国国际收支净额即净出口与净资本流出的差额为零，而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往往处在不均衡状态，因此研究如何平衡国际收支成为一国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和目标之一。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相对较晚，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才正式将国际收支平衡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自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常

年处于顺差状态，并在2010年以前持续扩大，总体表现为资本的净流入。究其原因是由于经常账户始终处于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除开1998年和2012年表现为低位逆差以外，其他时间也一直处于顺差，从而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从1995年至2014年这二十年期间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状态。1995年顺差额为403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5247亿美元，后面虽有所回落，但是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最低的2012年也有1836亿美元的顺差额。但是从2015年上半年的国际收支情况来看，随着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巨额逆差，我国国际收支开始转向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这种更为均衡的模式(如图1)。 (一)经常账户始终处于顺差

自1995年以来的二十年期间，我国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顺差状态，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经常项目下的顺差急剧拉大，从1995年的16亿美元到2008年4206亿美元，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在十四年期间增长了419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特别是自2000年加入WTO以后，出口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遥遥领先，同时所占全球贸易比重也不断增加。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高储蓄率和国家对于出口贸易的政策性支持。但到了2009年贸易顺差额又急剧下跌至2433亿美元，仅一年时间就下跌了1773亿美元，之后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如图2)。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整个世界市场需求低迷，抑制中国出口的增加，使得中国不得不转向国内，通过投资拉动内需来保持经济的增长。

1.货物和服务的巨额顺差是关键。货物和服务项的巨额顺差是引起经常项目顺差额的最关键因素，甚至是引起经常项目顺差的唯一因素。自1995年至2002年期间货物和服务项的顺差额一直高于经常项目顺差，仅在1995年二者之间的差额就为104亿美元，而收益项的巨大逆差和经常转移低位顺差是导致这种现象的关键，1995年收益净流出118亿美元，而经常转移净流入只有14亿美元。这就说明改

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进入我国进行投资，国内市场利率一直高于国际市场，因此收益项下的支出(借方)一直在增长，再加上国内资本管制使得国内资金无法得到多元化的渠道向国外进行资本输出以及国际市场较低的利率，使得收益项下的收入(贷方)一直很低，就1995年而言二者之间的比例为3：1。虽然之后的几年当中经常项目差额略高于货物和服务项，但是这种总体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如图3)。 而货物和服务项下，货物一直处于巨额顺差，而服务却处于相对较低的逆差状态，就1995年二者绝对值之比约为3：1，而到了2002年这比例将近达到7：1，货物项的大量顺差主要来源于人口红利，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厂商—尤其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大量制造低成本、低附加值产品，然后利用价格优势占据国际市场，这是导致货物出口激增的关键因素，而2000年加入WTO以后，经常项目大幅度开放，人口红利充分释放，进一步促进了货物项下巨额顺差。[2]

2.服务业逆差扩大，旅游业由顺转逆。服务项却始终处于逆差状态，这也充分说明我国的服务行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的差距，第三产业占比太低，尤其以运输业、保险业、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最为明显，其中运输项逆差最大，1995年运输项的逆差为62亿美元，是服务项下逆差最大的项目，到2011年时逆差达到了449亿美元，且在2001年之前，运输业逆差在服务项下一直处于最大，可见在国际运输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而旅游业在2009年以前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在1995年顺差额只有8亿美元，到2006年这种顺差达到了96亿美元，这一方面说明非居民到国内旅游人数较多，我国旅游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还不够高，到国外旅游人数不多。从2009年开始伴随着金融危机爆发这种现象就开始发生逆转，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国民收入增速放缓，入境旅游人数减少，而我国虽然也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在在新一轮经济刺激下，国民收入稳步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出境旅游和消费的人数大幅度

增加。2009年旅游项首次出现逆差，数额为40亿美元，并且从2009年开始旅游项逆差大幅度增加，并在2012年一举超过运输项，成为服务项下逆差最大的项目，逆差达到了519亿美元，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79亿美元(如图4)。旅游的净支出在短短5年内增加了近26倍，仅2014年一年时间内中国公民出境游就达1.17亿人次，连续三年全球第一。 (二)资本与金融账户保持常年顺差

从1995年开始至2014年这二十年期间除了1998年与2012年以外的其他年间资本与金融账户一直处于顺差(如图5)，这使得我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国际收支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其中金融账户差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资本账户差额影响甚微。例如，从1995年至2000年期间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全部来自于该项目下金融账户逆差，而资本账户差额为零。因此本文主要将重点放在研究金融账户。 1.金融账户常年顺差得益于直接投资巨额顺差。自从1994年人民币开始大幅贬值以来，金融账户顺差开始急剧增大，1995年至1997年金融账户下的直接投资项对于金融账户的影响力最大。就1995年而言金融账户净流入387亿美元，直接投资净流入338亿美元，证券投资净流入8亿美元，其他投资净流入40亿美元，直接投资顺差占金融账户顺差的87%，1996达到了95%，但是1997年由于其他投资差额为负，所以直接投资超过了金融账户，直接投资大额的顺差主要来自于高额的FDI以及相对较低的ODI，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外商进入我国进行投资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国内资本向国外投资较少，这主要受制于资本管制以及当时国内资本比较薄弱。[3]1998年金融账户首次出现逆差，这也导致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为负。这种巨大的变化来源于其他投资项的巨额逆差，其他投资项在1998年净流出437亿美元，比1997年的276亿美元多出161亿美元。而其他投资差额为负的主要原因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南亚很多国家货币竞相贬值，为了维护国际市场的稳定，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

助东南亚各国，中国向东南亚各国进行了大量的资本输出，中国短期对外贸易信贷迅速增加，使得其他投资差额从1996年的净流入2亿美元，迅速下跌到1998年的净流出437亿美元，最终导致该年资本与金融项差额为负。[4]从1999年到2004年金融账户顺差开始持续增加，从1999年的52亿美元到2003年的549亿美元，2004年甚至达到了108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依旧持续顺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差额节节攀升，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以后进一步开放了投资渠道，加上国内外对于资本项目的开放预期增加，使得资本项目持续保持强势。同时其他投资项下的对外贸易信贷流出减少，甚至在2001年出现对外贸易信贷净流入7亿美元。这主要也是由于各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以后，国际资本开始了又一轮的大流动，再加上当时国内利率一直高于国际市场利率，使得国际资本大量涌入中国，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以及其他资产的规模进一步加大。 2.证券投资小幅波动。这一阶段证券投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99年证券投资逆差首次突破百亿大关，为112亿美元，大约是1998年的3倍。在2000年暂时性下跌后到2002年证券投资差额始终保持增长。而到了2003年与2004年证券投资却突然变为顺差。前者我们可以理解，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不断扩大，我国外汇储备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外汇大多数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国债，其中主要是美国国债，这使得证券投资净流出不断增加。而之后变为顺差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2002年QFII制度的引入增加国外资本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渠道，其二是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破灭让投资者对一些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失去信心，使得大量FDI进入中国市场寻求新兴证券市场的投资机会。

2005年至2008年金融账户差额呈现波动状态，虽然直接投资始终保持平稳增长，但是证券投资2006年的巨额逆差和其他投资2008年巨额逆差是导致2006年和2008年金融账户低顺差的重要原因。为什么证券投资在2005年开始出现逆差，且在2006年逆差达到了684亿美元呢？这种变化源于2005年起美联储的连续加

息，到2006年末美联邦基金率达到了5.25%，而我国一年期基准利率为2.52%，使得国内资本大量购买美国证券，同时减少境外存放，再加上2006年开始境外股市一片飘红，多个股票市场创下新高，国内资本大量输出，以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最终导致证券投资逆差增加和其他投资顺差增加。此后，央行连续加息，中外利差减少，国内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外证券数量也开始大幅减少，再加上国内股市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牛市，2007年下旬上证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6120.04点，国际资本纷纷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国内对外证券投资金额也回流中国证券市场，证券投资转而变为顺差。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至2008年已演变成了新一轮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许多大型投资银行面临流动性紧张，为了弥补流动性不足，这些银行纷纷撤离在中国的投资，导致其他投资逆差不断拉大，从2007年的净流出644亿美元到2008年的净流出1126亿美元，将近是2007年的两倍，要知道在2006年其他投资还保持净流入136亿美元。

3.其他投资顺逆差的巨大变化引起金融账户大幅度波动。2009年至2014年金融账户表现为大幅度的波动，从图6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大幅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其他账户的巨额变化引起的。从2008年到2011年金融账户顺差大幅度增加从2008年的371亿美元到2010的2822亿美元，增加了将近8倍，这种巨大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其他投资从2008年的巨额逆差到转为2009年的顺差。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为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和需求不足，我国启动“四万亿”计划，因此国内经济相对稳定，境外资本为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进入中国市场寻求稳定优质的的投资对象；二是受美联储量化宽松，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影响，境外资本流入和对外资本输出回流增加。

到2012年延续了十几年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又一次出现了逆差现象，这种逆差主要是由金融账户逆差引起的，而金融账户逆差则是由其他投资项的巨额逆差导致的，其他投资项逆差在2012年达到了2601亿美元。其中其他投资资产净流出

231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6%，其他投资负债净流出284亿美元，而2011年其他投资负债还是净流入1923亿美元，负债项下贷款由2011年净流入1051亿美元变为2012年净流出168亿美元，货币和存款由2011年的净流入483亿美元变为2012年净流出594亿美元。这一方面说明人民币双向波动以及利率变化的影响下企业大幅度增持国外资产，另一方面说明外债还本金额高于新借金额，市场向境外借款欲望下降，对外借款成本相对于境内比较高，再加上随着人民币回流渠道拓宽，非居民持有人民币数量下降，转而持有人民币债券，形成外来证券投资负债。

到2013年资本和金融账户又回到了顺差，并且顺差额达到了历史新高的3461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金融账户顺差也处在历史新高的3430亿美元，以及其他投资账户产生的722亿美元的顺差额。到了2014年金融账户顺差开始收窄，仅仅为382亿美元，该项目下的其他投资再一次出现巨额逆差，逆差额为2528亿美元，其中资产净流出3030亿美元，较上年增加113%；负债净流入502亿美元，较上年降低77%。从图中可以看出2011年至2004年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较大，其他投资项顺逆差变化非常明显，波动幅度很大，并且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如图6)。

(一)产生高额的外汇储备

截至2014年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3.8万亿美元，是全球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约是排在第二名日本外汇储备的3倍。长期持续的经常账户以及资本与金融账户“双顺差”是导致外汇储备激增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加上1994年起实行的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在近二十年间由于国际收支巨额顺差所创造的外汇全部转化为了官方的外汇储备，从而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飞速增长。而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就积极影响来说，高额的外汇储备在保证偿还外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等方面起着关键性的因素；而从消

极影响来看，高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央行“对冲”过多的流动性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 (二)削弱货币政策是执行效果

长期的“双顺差”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吸收了很多外汇，同时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些基础货币在商业银行货币乘数作用下成倍的扩张。央行为了控制基础货币过量供应导致的市场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问题，通过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以回笼过多的资金。由于投向市场的基础货币数量巨大，央行已经没办法通过“对冲”完全释放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问题一直存在。这样央行通过货币供应量控制基础货币投放量的能力就减弱了，同时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宏观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5]

(三)加速经济结构不平衡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对于出口企业进行了积极的支持，同时引进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由于内需不足，这些企业大多以出口为主。在出口导向政策扶持下大量的资源流向这些外向型加工企业，使得我国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抑制了民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得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不利影响。 (四)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不断增大

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在国际市场上人民币供不应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再加上为了回笼市场上过多的人民币以及提高利率，使得市场始终保持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带来的后果就是我国产品出口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竞争力减弱，进而抑制了我国经济增长。

进入201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进一步趋于平衡，这种趋势其实在2014年就初见端

倪，尽管2014年经常账户顺差依旧巨大，但是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已经开始在低位徘徊。如表1所示，到了2015年我国国际收支总差额为230亿美元，同比下降85%。其中经常账户顺差为1486亿美元，增长85%；而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256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将告别持续多年的“双顺差”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这种更为均衡的模式。 (一)经常账户顺差持续扩大

就2015年上半年来看我国经常账户项下货物贸易顺差增长较快，货物贸易顺差额为2566亿美元，相比同期增加73%；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拉大，逆差额为945亿美元，相比同期扩大53%，而运输项目逆差收窄的情况下，旅游项目的逆差相比同期扩大103%，是造成服务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占服务贸易逆差额的94%。说明我国出境旅游消费持续不断的增加，2015年上半年我国出境人数6190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4%。这主要得益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部分国家对中国签证政策放松，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以及部分国家货币贬值，留学热和海外购物已经成为出境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如图7)。 (二)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来源于其他投资巨额逆差

2015年上半年资本与金融账户项下的直接投资顺差额为920亿美元，相比同期下降1%，下降幅度不大。证券投资转而变为逆差，逆差额为241亿美元，2014年同期证券投资处于369亿美元的顺差额。其中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流出572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净流入25亿美元，是造成证券投资转顺为逆的主要原因。其他投资较上一年而言逆差额进一步扩大，仅2015年上半年，其他投资逆差额就高达1931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2.7倍，其中境外对我国的贷款、贸易信贷和资金存放等负债净减少129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增加1124亿美元。其他投资巨额逆差是导致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的关键因素。由于国内经济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经济结构面临转型，国家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使国内企业“走出去”力度加大，再

加上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导致资本持续外流，使得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扩大(如图8)。

未来我国国际收支将以“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为常态，我国国际收支自主平衡能力进一步加强。就经常账户来看，随着美国经济坚挺，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复苏，我国的出口环境相对比较稳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逐步落实、上海自贸区的实施、中韩自贸协定等区域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将会带动我国出口行业，我国出口行业将会迎来利好，这也有助于解决国内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而进口由于国内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以及商品供应过剩将会明显低于出口。服务贸易将会继续出现逆差状态，这种逆差主要来源于旅游项目巨额逆差。就资本与金融账户来看，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增强了加息预期，这使得美元涨幅预期明显，导致国内资本外流。再加上境外投资随着国家政策不断增加，导致银行及个人境外存款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使得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将会持续出现逆差。 (一)加强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制造业成本不断增加，大大消弱了制造业比较优势，经济急需转型。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服务贸易将变得迫在眉。例如，大力发展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产业，并将其变为优势产业推向国际市场，增加服务贸易占比，推动我国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领域，最终促进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二)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有利于资本的快速流动、更好地应对通货膨胀、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与此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有利于实现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推动ODI以及其他投资项输出不断增加。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人民

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可以增大以人民币为主的境外投资，其中包括对能源等资源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以维持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推动国际收支平衡。[6] (三)加强资本流动的双向监管

在资本与金融账户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其他投资账户下的短期资金异常活跃。由于人民币作为相对高利率的货币，依旧能够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到中国市场进行短期套利交易，而美元的坚挺又使得部分资本出现外流，这使得跨境资本波动幅度较大，周期较短。这类短期资本要格外注意其流动性风险。因此，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健全国际收支管理体系，能够加强国际收支自主平衡能力，避免以套利为目的短期跨境流动资本对本国经济造成危害。[7] (四)外汇储备结构多样化，控制外汇流动性风险

外汇储备结构的多样化要求外汇交易品种的多样化以及市场主体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经济主体对外汇的需求。引入合格境外主体，逐步放宽居民和企业持有、交易外汇，进行对外投的资渠道，并且能够根据市场上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外汇产品体系。这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控制流动性风险，缓解外汇市场供需不均衡问题，最终实现外部经济均衡。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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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国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总体平衡目标下我国国际收支格局演变的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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