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癌症就要等死？看看我70岁母亲的抗癌经历！
我来自河北一个普通的县级市，得知母亲确诊癌症时，我站在北京的街上不知所措，当时是2016年的夏天，我却全身冰凉。
我也曾经特别绝望，那时所有的朋友、医生都隐晦地告诉我：70岁了，差不多了，还有必要再折腾吗？我知道生命不可能永久，但我只有一个母亲，我怎么能对妈妈的生命做出放弃的决定呢？
其实中国的癌症家庭，儿女为父母做的每个选择，都通向黑暗，没有一个选择是对的。有的儿女让父母坚持治疗，结果父母经历了不可想象的疼痛，毫无尊严地维持着生命。有人绝望的选择放弃治疗，他们陪父母旅行，看山看水，但午夜梦回，他们又为自己的放弃深深自责，总有那么多不甘心和绝望哽在胸口。
现在我站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医院的回廊，看着窗外的红叶与蓝天，母亲正在和石岩聊着天，一点看不出她是一个癌症病人。
半年之前，消瘦的母亲是被我用轮椅推下飞机的，在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中，所有最坏的可能性在我脑海中来回打转，我真担心母亲下不了飞机。现在，她竟然胖了5斤，每天能走2公里……
我陪母亲散步的查尔斯河畔，经常会碰到来波士顿就医的病友
路边时不时还有小松鼠蹿过
母亲患癌
母亲再次剧痛后，我决定带她到北京看病，7月，我们在一家知名三甲医院挂了号。一番检查下来，母亲被诊断为肠梗阻，我们马上做了右半结肠切除术。
手术非常成功，但术后的病理结果却像一个晴天霹雳：结肠癌伴淋巴结转移。也就是说，母亲前一刻还只是肠梗阻患者，现在忽然成为了一名晚期癌症患者！
我担心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母亲的病情被我瞒了下来，我一个人与医生探讨治疗方案。医生建议一个月后化疗，复查再定具体的用药方案。
然而，就在术后等待期间，新的状况出现了：在家休养的母亲突然左手无力，拿不住东西，而且还伴随着头痛、恶心。
我马上带母亲提前赶回北京的三甲医院，做了MRI（核磁共振），医生说是脑梗；更加可怕的是，PET-CT显示，她的结肠癌不仅仅发生了淋巴结转移，还有多处肝转、肺转，医生甚至怀疑还有脑转。
医生建议我们先去做放疗。
不能确定的脑转移
一开始，我几乎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医生的身上，毕竟这里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医院。但我和所有患者和家属一样，遭遇了国内医疗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分科门诊。
母的医生是肿瘤内科的专家，医生说化疗可能对脑梗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所以原定的
化疗方案不能实施，让母亲先去看神经内科。好不容易挂上神经内科的专家号，医生又说，母亲可能存在脑部转移，需要先处理肿瘤。于是，我们又重新跑回了肿瘤内科。
接下来我们又去见了放疗科医生。放疗医生说：不确定脑子里是不是有转移。
我一听就懵了：不确定脑部是否有转移，能直接做放疗吗？而且，肿瘤科医生、神经科医生和放疗科医生的意见各不相同，我已经不知道应该听谁的，只是自己疯狂地上网查，好像自己也变成了半个医生，但越查心就越慌。
没有医生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一时之间，母亲的病情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我实在不放心因为一个不能确定的东西，就让母亲去做放疗。我也去问过放疗医生：“放疗会对母亲产生什么影响？”放疗医生对我说：“可能会让患者稍微变傻一点。”这一句话，突然让我对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完全失去了信心。
走出放疗科室，我开玩笑似的问母亲：“你觉得是做化疗好呢，还是变傻一点好呢？”母亲对我说：“宁可去死我也不当傻子。”她说这话时，我当做玩笑混了过去，但我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住母亲的尊严。
多次讨论下来，医生说，要么先回家休养、观察，要么先做脑部放疗。我下了决心，宁愿回家等，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把母亲给治傻了。
赴美抗癌
多次奔波于肿瘤科，母亲渐渐察觉了病情的真相。她对我说：“咱回家吧，不治了。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也没多少时间可活。” 我当时心痛不已，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母
亲断了治疗的希望。
那时，母亲的情况已经特别不稳定，精神状态也很不好。因为手术和癌症的影响，母亲食欲不好，电解质也不稳定。所以我和家人商量，实在没有办法了，与其在国内等着，不如到美国去试试。
我咨询过国内的医生朋友，他虽然没直说，但我能明白他的意思：母亲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不适合到国外折腾。但我却很担心，在中国即便能做化疗，这么大年龄的病人，也会一次比一次艰难，可能做着、做着，人就没了。
恰好，国内最大的一家出国看病转诊机构盛诺一家的办公地离母亲治疗的医院很近，而且一个朋友的父亲曾经通过他们到美国休斯顿治疗髓样瘤。在向那位朋友打听后，我买了2个商务舱的机票，带着母亲直奔美国。
下午三四点钟的波士顿
语言不是沟通障碍，耐心才是
“其实我是想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样都行。”母亲在飞机上这样对我说。她本是不想来的，她知道我的不安，也理解我的坚持。
一下飞机，我们见到了石岩，母亲一看到他突然笑了：“诶呦，这小胖儿乐呵呵的……”石岩是盛诺一家在美国的工作人员，有了他，我们在异国他乡突然踏实下来。
第二天我们就见到了医生，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他跟我们一一握手，聊了一个多1小时，把母亲的病历信息跟我们重新确认，然后问我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美国的每次首诊，医生一般都会和患者谈1个小时以上。
我感受到了美国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在国内，我们拍了片子以后，不同的医生、专家一人一个样，谁也不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不知道应该听谁的，特别无助。但在美国一切都很清楚透明。
让我彻底安心的是盛诺一家的翻译石岩。医院虽然提供国际翻译，但总是医生说了很久，翻译只告诉我们一两句话。石岩事后会把医生讲话的完整翻译发邮件给我，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在家里做了功课，清晰又专业。
按道理，在国内大家都说中国话，语言沟通其实更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和医生的沟通障碍，到了国外才真正完全地消除了。因为这里的医生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话。
但母亲特别理解中国医生的难处，她知道很多医生忙到没时间上厕所，也和我说过多次，中国医生不容易、护士的技术也很厉害，她甚至觉得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国内。
我也明白中国的国情的确不一样，波士顿这么大城市只有40万人，我们老家的小县
级市还40万人呢。但是反过来，病人也是一个个体，我只有一个母亲，我怎么能不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她最好的一切呢？
没有脑转移
母亲在美国重新拍了MRI，中国医院的片子是胶片的，美国医生认为不清楚，也没有他想看的位置，美国的新片子可以在电脑上任意放大。
首先确定的就是脑部没有转移，这一点让我们都特别高兴。而且美国医生是非常确定、一字一句地说：脑部没有转移。在国内，即便照了CT、MRI也是不能确定的。
排除了脑部转移，母亲就不用放疗。母亲的化疗方案是两周1次，做完第1次化疗后，母亲明显精神多了，之前肩胛骨、后背的疼痛都消失了。要知道，母亲是吃着止疼药来的美国啊。
母亲在国内医院肿瘤科住院时，有病友和她讲过自己化疗的副作用。那住院的20天里，我看到了很多类似我妈妈这样的肿瘤病人，他们的疼痛我真的不希望母亲有一丝一毫的感同身受。
并不痛苦的化疗
我之前咨询过国内的医生朋友，他认为在结肠癌治疗上，国内外没有太大区别，用的药物也基本一样。其实我也这么认为，在国内我们用的进口药，和美国用的是一样的。
但差别在于剂量，这就让治疗感受有了很大不同。美国的用药量特别细致，每次去做化疗前，都会严格地给母亲量身高、体重，以确定药量，所以每个人的剂量都是不同的。
国内一般都是300、500，母亲有的药就是610、280之类的，因为美国会精确到十位数字。管理输液的也特别精确，完全都是机器设定的。医生也会告诉我们一分钟滴多少滴。
这次化疗母亲的白细胞和血红蛋白有点低，医生就减少了其中一种药的药量。在化疗过程中，也会有医护人员监控母亲的情况，每次调整，都会问妈妈是什么感受，有什么反应。也就是说，方案不是完全确定的，是随着病情改变而变化的。
在美国的第2次化疗后，母亲的肝功能基本正常了，食欲好了，电解质问题就解决了。
在美国，我们也见到一些同病相怜的中国病友，母亲和他们聊到伤心处，忍不住哭了。我明白，如果不是我们坚持来美国，她对自己是彻底放弃了。
虽然美国的花费不低，每月的住宿就要6000美金，其实住宿费是可以缩减的，但我想尽我的所能让母亲住得舒适一些，才选择了较贵的公寓。治疗一个多月，我们花费了4万美金左右——但至少母亲治疗得不痛苦。从救命的角度看，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我们对于医生的信任感，也在这短短一个多月快速上升。美国医生不仅知无不言，也不会乱开药。有次我问他：“我母亲胃不好，能不能开点胃药？”医生说：“病人不需要吃过多的药。”果然几次化疗后，她的胃口就改善了。这趟美国是来值了，也来迟了。
秋天里的哈佛大学
未来会怎样
前天，母亲刚刚做完第3次化疗。做4次化疗后，就可以评估这个治疗方案是否有效。我们想再美国继续一个周期的化疗，医生说到时会再根据母亲的身体状况制定后续治疗方案。如果顺利，我们也许就可以拿着方案回国治疗。
那时，刚好就到了2017年春节。即便母亲身患癌症，我也希望她是个有尊严的病人。我们正值壮年，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后都有重新创造的可能，只有母亲的生命是一旦失去就不可挽回的。
我希望母亲可以和我一起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新年。
来自患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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