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伦理

通过大众传媒，我们每天会接触到有用的或没用的、真实的或虚假的、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而我们的注意力成了稀缺的资源。大众传媒的市场竞争以注意力为基础，受众的注意力是媒体争夺的对象。为了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有些媒体努力地提升媒介产品的含金量，而有些媒体则是借助炒作来吸引眼球。当前，传媒炒作已呈泛滥之势，在许许多多的传媒上，到处可见各种雷人雷语、隐私绯闻或者不雅视频等。各种各样的炒作充斥媒体，让人应接不暇，使得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感备受冲击。

一、传媒炒作现象的泛滥

大众传媒的商业性，使其一直以来都存在炒作的动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是许多媒体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新闻报道热衷于“性”“星”“腥”，依靠揭露个人隐私、明星绯闻来吸引眼球。“狗仔队”在全球新闻界都普遍存在，这些记者专门跟踪知名人士，并且以爆料知名人士的隐私为生。娱乐新闻已成为众多媒体炒作的主要阵地，最流行的炒作形式是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明星绯闻。“绯闻、车祸、吵架、患病、搬家、露点、婚育„„这些被视为隐私的内容，一旦发生在艺人明星的身上，立即就成了‘重大’新闻，谁都唯恐别人抢在了前面。”前段时间台湾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男明星范某，在他出新唱片期间，大爆与王心凌的早前交往经历和初夜故事及照片，抖出了许多隐私，被称为“初夜门”， 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一片哗然。而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淡出人们视线的周慧敏，在复出期间，一直被认为是贤妻的她，发生了“湿吻门”事件。

这样的娱乐新闻炒作非常之多，一方面是许多明星依靠绯闻炒作来获取大家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媒体借此来吸引眼球， 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或点击率。许多当红女星都是靠各种绯闻、丑闻而大红大紫。走红之后，为了增加曝光率，提升知名度，让观众购买他或她的专辑、影视剧或者代言的产品，明星艺人们还需要经常地制造绯闻。“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新闻炒作的第一个目的， 也就是最直观的目的就是‘起轰动’，而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传媒热衷于这一类的新闻炒作，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认为大家就是借炒作，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使受欢迎的更加受欢迎，不受欢迎的变得受欢迎，在炒作里面，最直接的就是利益，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故意制作一些“事实”。

二、新闻炒作与新闻策划

正确区分新闻炒作与新闻策划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你的原创点忠实于谁, 对谁承担

着道德责任。一个新闻事件的出现, 伴随着它的延伸、发展和变化, 进行恰当适度的包装、运作和烘托, 将其朝着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推向高潮,健康地走向终结, 也就顺应了公众伦理道德, 完成了媒体应负有的社会责任, 这才称得上是新闻策划。相反, 仅忠于“惊曝”, 一味追求卖点, 只对本媒体承担责任, 就会使媒体的经济利益和公众的合理新闻利益产生矛盾, 走向道德失范。

以报道事实、尊重新闻规律为“幌子”的恶性炒作, 使媒体今天散放出谣言, 明天又急忙追回。谣言疯狂地四处传播, 新闻媒体先是急切地报道这些“未加证实的”谣言, 然后又以惊人的速度再次更正它们。新闻媒体的道德失范, 大大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度和美誉度。传媒别有企图地将非新闻“炒”成新闻, 将一般新闻“炒”成热点新闻, 目的不外乎造成轰动效应, 增强对受众的吸引力, 争取更多的广告收入; 从被报道者那里直接获取经济利益, “炒新闻”是传媒对提供赞助者所作的回报。

三、炒作的伦理思考

传媒炒作往往是出于提高关注度的目的， 似乎是惨烈竞争之下的无奈选择。但事实上传媒炒作并非是传媒取得竞争优势的唯一手段和必然之选。然而，媒体为了商业利益，已经无所顾忌了。过度的、低俗的、恶意的、手法低劣的传媒炒作会给整个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导致传媒的媚俗化、煽情化、小报化。传媒炒作背叛了社会公德，会危害社会诚信体系，导致人民大众审美情操的异化、精神世界的混乱。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在被粗俗低级恶劣的传媒炒作埋没和湮灭。

先说说傅彪患病事件的炒作。

这些年来, 娱乐新闻已成为众多媒体炒作的主料, 排闻车祸吵架、患病撅家、寡点婚育⋯ ⋯这些被视为隐私的内容, 一旦发生在艺人明星的身上, 立即就成了“ 重大” 新闻, 谁都惟恐别人抢在了前面。娱记们为了更加职业地追求独家, 必须冥思苦想别人没有报道过的事件或“ 角度” 以显示自身的“ 新闻素养” 。因此, “ 狗仔队” 应运而生, 而且煞费苦心; 因此,从真实报道到匿名报道, 再到呼吁单重隐私的“人文关怀” , 再到关心傅彪生死的医院查访, 以及最后倡议让傅彪安心养病⋯ ⋯ 大家都在拿傅彪患病这个事件来炒作, 你有你的来源, 我有我的角度。如果单独就某一家媒体的行为进行评价, 好像都在追求着职业操守, 充满了爱心, 可实际效果呢?傅彪安心了吗? 他的家人远离痛苦了吗? 在这里, 真实报道有侵人隐私的嫌疑(好在有“公众人物” 的筐盛着) ;而匿名报道虽显示了“人文关怀” , 却被指责放弃了真实性的新闻价值追求; 换个角度的独家评论似乎很“职业” , 却又有炒作的嫌疑; 哪怕是“安心养病”的呼吁也显得虚情假意, 倒不如什么都不报道显得合

乎情理, 可又恐失了“ 维护”公众知情权的职责。真是一堆道德悖论, 让媒体左右为难!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成了稀缺资源。炒作并非全无益处，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存在的价值，如提醒公众对某个重要事件的关注、增强传媒的亲和力、获得正当的商业利益等。不过炒作也许能吸引一时的眼球，但却很难获得公众持续的关注和喜欢。并且，传媒炒作的伦理缺失问题日益严重，是必须引起警惕的。当然，该谴责和反思的又何止是炒作者和传媒，更应是整个浮躁、轻信、缺少理性的社会。

每个职业都有着自己的职业道德，作为新闻人，这些就更加显得重要，我们都知道东西一旦被公众知道，就不会在平凡，所以，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职业守则，在为了某些事情的“发扬”在绞尽脑汁炒作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了伦理、道德，虽然对于那些明星来说，媒体过渡的炒作确实会让他们“大红大紫”，但是过渡的操作，会对他们自己以及其他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的传媒背景，在目前来说，不是那么的“有道德”，但是现在我国的传嫌界对媒体伦理的认识也发生着一些值得肯定的变化: 一些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倡导和各种在嫌体伦理研究指导下的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尽管专业主义尚不为我国的业界熟知, 但它能为阐述和建构媒体的社会功能、传嫌人的角色及专业操宁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也为我们确立一整套可操作的传嫌业自律标准并使之内化为传媒人的墓本职业素养句画了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些正是嫌体伦理研究的理想和责任: 让传媒人在伦理道德面前少一些选择的痛苦和困惑, 让我们共同为之期待和努力，相信在以后“炒作”不会向现在这样被人们所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