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北朝佛教发展

浅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概况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

涅槃学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着、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形成涅槃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注释］

根据唐朝法琳的《辩正论》卷三所载，东晋及南北朝的寺数及僧尼数如下：

东晋：寺院一千七百余座，僧尼二万四千人。南朝：宋，寺院约二千座，僧尼三万六千人。齐，寺院二千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余人。梁，寺院二千八百余座，僧尼约八万三千人。陈，寺院一千二百余座，僧尼三万二千人。北朝：元魏，国家大寺四十七座，王公贵

族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座，百姓造寺三万余座，总度僧尼二百万人。由此可见南北朝时，寺院僧尼急遽增加的情形。

道生提倡涅槃佛性学，风行于南朝，“如来常住”、“真实不空”的佛性说，是属“真常妙有”系。另有成实、三论、法华学派的性空学者，大多兼治涅槃，是为“真空妙有”系。在北朝则以楞伽唯心为主的禅宗较为盛行，地论学派亦以真常唯心为本，阐述“三界唯心”，故属真常唯心系。综观南北朝佛教，南朝以真常妙有为主，北朝则以真常唯心为主。

道猷为道生的弟子，法瑗为慧观的弟子。刘宋文帝欲解道生所主张的顿悟义，于是邀请二师入宫宣讲，受到文帝崇仰。武帝即位后，亦延二师入殿说法。

慧琳为道渊的弟子，学通内外典，与谢灵运及庐陵王刘义真交往密切。宋文帝时，庐陵王荐之于文帝，时与议论国家政事，故有“黑衣宰相”之称。

求那跋陀罗（三九四至四六八），中印度人。刘宋元嘉十二年至广州，文帝遣使迎入建康只洹寺，从事译经工作。译有《胜鬘经》、《楞伽经》、《杂阿含经》、《大法鼓经》、《小无量寿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共计五十二部一三四卷。又师广演大乘教法，世称“摩诃衍”。

文宣王萧子良是齐武帝的次子。奉佛虔诚，自号“净住子”，所尊崇的高僧有：玄畅、僧柔、法度、僧佑、宝志等多人，故《南齐书》卷四十云：“招致名僧，讲说佛法 ，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事，为江左所未有。”

梁武帝以前，僧侣尚无素食的规定，武帝决心改制素食，连续写了四篇“断酒肉文” ，

又请当代高僧名流论辩，赞成素食者占大多数，由此打开中国僧侣茹素的制度。

是梁武帝为超荐皇后郗氏所制的慈悲道场忏法。依据《释氏稽古略》卷二载，梁武帝夫人郗氏性酷妒忌，死后化为巨蟒，入后宫通梦于帝，帝乃请僧制慈悲道场忏法行拜忏礼，夫人遂化为天人，在空中谢帝而去。以此忏为梁武帝敕僧所制，故称《梁皇忏》。

梁武帝所建造的大寺有同泰寺、大爱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等。

匈奴人，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从弟。刘宋元嘉十六年（四三九）入宋，专事译经，所译经书有《观弥勒菩萨上、下生兜率天经》、《禅要秘密治病经》、《八关斋经》等十六部十七卷。

北印度罽宾国人，为化地部（弥沙塞部）僧。刘宋景平元年（四二三）来华，应琅琊王练及道生等之请，译出《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三十四卷，简称《五分律》。至此，中国所谓的四部广律：《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及《摩诃僧只律》传译完成。

西域人。刘宋文帝元嘉元年（四二四）至建业，译有《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等。

罽宾国人。刘宋文帝元嘉元年来华，八年至建康，文帝礼遇之，敕住只洹寺。译有《菩萨善戒经》、《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优婆塞五戒相经》、《沙弥威仪》等。

依《涅槃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的佛性思想所形成的学风，在南北朝时盛极一时。据吉藏《大乘玄论》卷三记载，南朝讲“佛性”者有十一家之多，当时义学者流无不讲“佛性”。

印度人，刘宋元嘉十年至建业。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载，《善见律毗婆沙》十八卷

是永明六年（四八八）由僧伽跋摩与沙门僧琦共译于竹林寺。该书载僧伽跋摩以香花供养律藏，并遵循以前诸律师的作法，每年在律典上下一点（表一年），师所点是第九七五点，表示佛灭后已有九七五年，此即所谓“众圣点记”之说。

毗昙学派，亦即讲究旧译论书的学派，主要教义以说一切有部的教旨为基础，主张法体恒有、三世实有。因以慧数或法数为基本，故又称数家、数论。僧伽跋摩的法孙惠集，于毗昙一部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听者辄逾千人。又北方的慧嵩，至东魏从智游学毗昙，后至彭城（今徐州）讲学，世称“毗昙孔子”。

《胜鬘经》为大乘如来藏系经典中代表作之一。主张众生虽被烦恼所缠，然其本性清净无垢，与如来同等，故皆具有如来之性（佛性、如来藏）。因此，即使在生死轮回，也有获得涅槃的可能。《楞伽经》主要宣说世界万有皆由心所造，吾人认识作用的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此说系结合如来藏思想与唯识阿赖耶识思想，菩提达摩将此经咐嘱慧可，故古来特为禅宗所重。

西北印度人。曾入建业谒武帝，时值侯景之乱，遂潜行南归，陈时虽辗转游历各地，但仍译经不辍，为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主要译着尚有《转识论》、《大乘唯识论》、《律二十二明了论》、《中边分别论》、《十七地论》等。

摄论学派，主要理论根据是《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真谛亦因之被尊为摄论宗之祖。依《摄大乘论》，主张无尘唯识之义，兼立九识义，提倡对治阿赖耶识，以证入阿摩罗无垢识。真谛门人慧恺、道尼、僧宗、慧旷等在《摄论》上各有成就。俱舍学派，主要为研究《俱舍论》的学派。真谛除译出《俱舍释论》外，又别作疏十六卷以释之，慧恺、慧净、道岳等，亦相继制疏敷扬。

三论的研究，自鸠摩罗什师徒之后，因成实之学盛行江南，遂渐衰颓。至齐、梁，高句丽僧朗于摄山栖霞寺、锺山草堂寺弘三论之学。梁武帝仰师德风，敕僧诠、僧怀等十位义学僧赴摄山，从师学三论，后僧诠嗣师之法，大兴其道，门下数百人，以法朗传其法，尤善演布龙树的宗义，因而中兴了三论学，后传至隋朝吉藏，始形成宗派。

成实学派是以《成实论》为主要思想依据的学派。鸠摩罗什译出此论，并为门人僧叡等讲述，由昙影整理诸品，僧导制成《成实论义疏》，道亮则撰有《成实论疏》。僧导南移江南后，首开南方研习《成实论》之风。尔后，研究弘传此学者甚众，梁代三大法师智藏、僧旻、法云等，皆有撰著。

《法华》在南北朝多为一般学僧所兼学，故在南北朝一直平稳发展，北朝慧文、慧思得法华三昧，始盛大弘传，后成为天台宗根本经典。

僧佑（四四五至五一八）为南朝梁代僧，所撰《释迦谱》乃广引大小乘经律，记述释迦族世系的传说、释迦牟尼佛一代的事迹，及其入灭后，至阿育王时佛法的流布，为我国撰述佛传之始。《出三藏记集》则系集录后汉至南朝梁代所译经律论等之缘由、目录及翻译的同异、序跋等，并附译经者的传记，为日后宝唱《名僧传》与慧皎《高僧传》的先驱。此外，僧佑将四至五世纪间，佛教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论争及其他文书辑为《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同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

梁代僧。少投僧佑出家，所撰《名僧传》三十卷，乃集录东汉至齐、梁间高僧硕德四百二十五人的事迹，唯今已散佚。《比丘尼传》凡四卷，收集东晋穆帝升平之初至梁天监十一年（五一一）为止之一百余年间，尼僧六十五人的传记。

梁代僧，所撰《高僧传》，世称《梁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朝天监

十八年，凡四百余年间，二百五十七位高僧的传记，加上旁出附见者，实收五百人，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僧传，所创僧传体例为后世所依。

法果受北魏太祖之诏，任道人统，统领僧众，对王朝诸般经营的参画亦有显著功勋。《魏书．释老志》第二十记载，师常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又谓：“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其言论直可认作北朝王者与沙门间的关系，进而形成北朝佛教国家性格的传统，此正与南朝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成一强烈对比。

昙曜，北魏僧。北魏太武帝毁佛时，沙门多被迫还俗，师独坚固道心，持守其身。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诏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师乃奏帝于州镇设僧只户及佛图户之制，以为兴隆佛法之资。所谓“僧只户”是将某一郡的郡户规划为特定户，将所应纳于国库的税收纳入僧曹（管辖寺院之总机关），以备饥馑时供给寺院僧众或贷予贫民之用。“佛图户”，是将重罪犯人或官中的婢奴集中于寺院管理，从事寺院清扫或田地耕作等杂役，同时接受佛法的感化。僧只户与佛图户构成北魏寺院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福利事业的先河。

昙曜应文成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为先祖追善荐福。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此五窟为今云岗的第十六洞至第二十洞，每一窟的佛像仿皇帝面容所造（是代表从道武帝至文成帝等五代帝王），此为大同云岗石窟的开端，亦是北朝佛教“皇帝即如来”的思想表现。此为政治与佛教结合的特色。尔后凿窟造像的工作继续到唐代，蜿蜒长达十二公里，是世界闻名的佛教艺术重镇。

佛陀先于菩提达摩到达魏境。据《续高僧传》卷十六《习禅篇初．佛陀传》记载，佛陀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至北魏后，孝文帝为他“别设禅林，凿石为龛”，

国都南迁洛阳后，孝文帝“复设静院”，并“就少室山为之造寺”（此即名闻遐迩的嵩山少林寺），于是“四海习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佛陀后传慧光，然慧光以律学为主，故弘扬佛陀禅学者，则是再传弟子僧稠。佛陀曾赞叹僧稠是： “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又僧稠曾撰著《止观法》二卷，在北魏先后受到孝明、孝武帝的礼遇。到了北齐，文宣帝高洋主张废除禅学以外的各种义学，为僧稠所阻止，更从师受菩萨戒。上述二例可见北朝帝室对禅学的重视，以及禅学流行之盛。

达摩是南天竺人，“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定学高之”。梁武帝普通元年（五二○），师泛海至广州番禺，武帝遣使迎至建业，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北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九载。神光慧可慕师之高风，乃断臂求法，师感其精诚，遂授心印，授慧可袈裟及《楞伽经》四卷。

昙鸾（四七六至？）从菩提流支受得《往生论》，乃专修净土。后住汾州玄中寺，弘阐念佛法门，着有《往生论注》，乃结合世亲《往生论》及龙树《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的思想，而主张他力及易行的净土专书。另着有《赞阿弥陀佛偈》、《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为唐代净土宗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慧光原依止佛陀出家学禅，并与勒那摩提钻研《地论》，为地论宗南道派初祖。后又专治律部，据《续高僧传．慧光传》载：“先是《四分》未广宣，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书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弘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故慧光“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以为义节”。可见慧光是道覆之后，道宣之前弘传《四分律》者，世称“光统律师”。

北齐慧文禅师因读龙树菩萨《中论》及《大智度论》，而证悟“一心三观”的心要，后以心观传授慧思禅师。慧思将“禅”与“观”融和并重，实践一心三观，于读《法华经》

时，悟入法华三昧。禅观行持也是天台宗主要修持法门。

北天竺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初年至洛阳，帝礼之于永宁寺，专事译经。计师在华二十多年间共译《往生论》、《入楞伽经》、《十地经论》等经论三十多部一百多卷，为北朝译经最着的高僧。

《十地经论》乃世亲为解释《华严经．十地品》所作，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译出。以此经为依据所形成的地论学派，系主张如来藏缘起义。其后慧光承勒那摩提之说，于相州（河南安阳）南部弘法，相州南道派，又称南道，系地论宗的正统，对日后华严宗的成立贡献颇大。

东晋庾冰所提沙门对帝王应礼敬的问题，导致慧远与桓玄的辩论，进而引申出神灭不灭与因果报应的问题，在南朝成为诤辩的焦点。儒家主张形与神同时消灭，更无后世报应之说，佛教则倡导神不灭论，并主张三世因果报应之说。而佛道二教争论的重点则因道士顾欢着“夷夏论”所引起，道教以为佛教来自夷狄之邦，非夏所应取，于是佛教群起撰著驳反。有关儒、佛、道之间的论难，在资料方面有：《二教论》、《笑道论》、《广弘明集》、《破邪论》、《弘明集》等。

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武一宗的四次大法难，为我国历史上帝王迫害佛教最严重的四次史实。在北朝时代发生两次：北魏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的鼓动而压迫佛教。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尽诛长安沙门，破坏一切经典图像。北周武帝，信纳道士张宾与卫元嵩之论，有意废佛，其时，甄鸾、道安、静霭大师等，均为佛教辩护。建德二年（五七三），帝即下令废佛、道二教，毁坏经像，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仅选名德一百二十人安置于通道观。

末法思想是由佛教的正法、像法、末法三时思想及法灭思想所形成。由于北魏、北周的二次废佛事件，佛弟子们急切意识到末法的来临，为使教法久住，便发挥护法的精神，兴起刻经于石壁的护法运动。北齐时代即有风峪石经、北响堂山石经，隋代有静琬的房山石经、灵裕的宝山石窟等石经。其中，房山石经规模最大。以上都是护法卫教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