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茅台“商标争议”背后的情与法

如果说，挑动“国酒茅台”商标争议的均为重量级选手（五粮液、汾酒等），那么，此番茅台集团与“荣和烧坊”之间的商标争议，则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过大、且有同门之争嫌疑的对决。

实际上，类似与“荣和烧坊”之间的商标争议，还广泛发生在茅台集团与茅台镇其他500余家酒厂之间。谓之为力量悬殊过大，是因为当下茅台集团无论是产值、还是利润，已是茅台镇其他酒厂总和的近百倍；谓之为有同门之争嫌疑，则主要指茅台集团与“荣和烧坊”（王茅）、“成义烧坊”（华茅）和“恒兴烧坊”（赖茅）之间，有着一段“扯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而王茅、华茅和赖茅（合称“三茅”）因其生产规模和历史渊源，自然成为茅台集团发动的针对茅台镇中小酒厂的商标战中，理所当然的重点和难点。

1952年，在其时公私合营的潮流之下，茅台镇三家酒坊“王茅”、“华茅”和“赖茅”，合并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而恰恰是这段嵌着具体时代特征的历史，造成了当下茅台集团与“三茅”之间，法理与情理兼而有之的商标争议。

固然，纯粹以“法理”而论，则“三茅”极可能是法律诉讼中的败诉方，因为在合私合营时，“三茅”的资产、以及字号，即已发生明确的转移，而现行法律对此又不具备追溯的效力，故而茅台集团对“三茅”的商标围剿，形式上是完全合乎法理的。或许正因为此，在今年初，国家商标局已给予茅台集团“赖茅”商标的优先使用权和专有权，这就意味着，如果“赖茅”商标正式下发茅台集团后，赖茅酒厂的现行生产和经营将是违法行为。本文由http://gyjsk114.com/整理发布。

但是，如果超越形式上的法理，而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入手，我们又会感觉，茅台集团对“三茅”的商标围剿过狠，又过于不合情理。这一是因为，当时合私合营对私人资产的补偿明显过低，且未必是其时资产所有者的完全自愿行为，二是因为，人格化特征浓厚的老字号商标，完全不响应其后人的情感诉求，则有可能会将商标所含的文化内涵消解。

如此，似乎构成了茅台集团商标维权的“两难困境”，虽可赢得法理，却会失去情理，过于呼和情理，又会失去利益。

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在商标无形资产日益受到关注之下，诸多老字号的商标争议，无不牵扯着上述“两难”，争议的一头是公私合营后既成事实的商标拥有方，另一头是饱含着亲情历史的家族传承方——除茅台与“三茅”之间的商标战之外，如2002年，吴良材后人与公私合营后吴良材眼镜公司，围绕“吴良材”商标的争夺；再如，2010年，广州“三多轩”黄氏后人，与国企三多轩文房用品商店之间的商标纠纷；还有，去年爆发的广药与加多宝之间的“王老吉”商标拉锯战，亦出现了引人关注的王老吉后人……

尽管，在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商标争议的各方均应服从最终的司法判决，亦应遵守“法不容情”的法治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客观地看待和分析历史，虽然现行法律并不具备追溯效力，可相关的历史事实却无法切割。对于众多老字号商标而言，姑且不论公私合

营时资产所有人是否完全自愿，就其时所约定的“定息”政策，亦很少有按约定的额度和期限公平对待资产所有者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国家鼓励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但针对公私合营资产却明确属于国有，而对原资产所有人却几乎毫无补偿。

客观而言，对老字号商标纠纷的裁决，完全不考虑由具体历史所造成的不公平，不仅于情理不合，亦有违1954年法律所规定的“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

再回到茅台集团与茅台镇其它中小酒厂之间的商标争议，对众多假冒茅台商标的中小酒厂，理所当然应该严令打击，但对于“三茅”的现有商标（王茅、华茅和赖茅）却不宜一网打尽，而应结合历史给予其一定的使用权。而对于诸多仍处于争议阶段的老字号商标，则应制定统一的甑别机制，对公私合营时未按约定政策给予资产所有人的，则应对其后人相应的事实补偿，以便彻底厘清情理欠债，为纯粹的法理判决拓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