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三教九家各领风骚。从东晋开始至隋唐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互相补充的基本格局。这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因而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进一步说，即便是单论儒家的儒学，那也是吸收了其余各家的一些长处的，最明显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形成，明显是吸收了禅宗的许多好东西的；而进一步考据，禅宗又是从老庄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
我们曾经说到朱熹对先秦儒学的重大修补，但这些修补，从哪里来？回答是，主要是从佛家、尤其是从佛家在盛唐之后的禅宗里面来。
在朱熹之前，朱熹的先师二程兄弟即出入佛老，程颐对佛教的礼度就十分欣赏，称“三代威仪，尽在是(佛教，笔者注)矣，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朱熹和禅宗有什么关系？朱熹的老师胡原仲、刘彦冲好佛，对佛教和禅宗很有研究。朱熹受这两个老师的影响，早年就出入佛、15岁习禅，觉得禅是个好东西。他自己说，从此便“留心于此”，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之后，发现了儒家学说缺少思辨智慧，先天不足，决心修补篱笆，于是他遵循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路，借鉴禅宗“自心显万法”的思想，主张尽量发挥人心对主体和客体的认识作用。
以朱熹为集大成的儒家理本论，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气是本体的现象，物是由气化生的东西，“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而今且从理上说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熹这些看法，其实便是佛学中华严理事观的再现，也是禅宗所要求的事理要“圆通”的主张在儒学重新构建上的又一次运用。
追根溯源，禅宗“自心显万法”的思想虽然在六祖惠能之前已经比较完善，但说得最明白、最通俗的，还是惠能。惠能《坛经》就说:“于自性中，万法皆见(现)”。正是禅宗的心性合一、体用合一、形上形下统一的理路，对于宋明儒学开出道德形上学的路子。
在朱熹之后，陆九渊又把程朱所讲的理与心打通，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
理也”；继陆九渊之后，王阳明倡导“心外无理”、“心外无善”。王阳明有一段很著名的“岩中花”的“公案”:
有人问王阳明:“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口气，简直就是六祖惠能的口气了。
其实，单单从文体上说，程朱理学的许多流传后代的典籍，一改诸子和前人用严格规范的文言文文本，而改用一般读书人乃至普通老百姓也读得懂的半白话文，所继承的，就是禅宗的文体。
作为孔子之后历代儒学思想之集大成者的朱熹及其后学，以儒学融合佛道，把几微之学变成儒学的理学，重新树立起儒学在中华民族的正宗地位，因而受到朝廷的推崇，被钦定为官方的正统哲学思想，构成中国宋末至清代700余年间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影响远及东亚和东南亚，于是便有了“日本朱子学”、“朝鲜朱子学(退溪学)”等，成为东亚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进而又影响欧美等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现在在德国、荷兰、瑞典、美国等国的一些著名大学，都开设有攻读朱子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院。这样，把心学跟道学和禅宗结合变成了叫做新儒学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儒释道互补。
总之，三种学说互补，既积极也消极，既有“发动机”，也有“刹车”，两者一结合就很好了。简单说，中国国学是一锅“千年老汤”，它之所以“味道好极了”，是因为由许多不同的烹调大师加进了许多好东西的结果。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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