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述论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肇始阶段、90年代的奠基阶段和21世纪初的深化阶段。下面是店铺为你整理的中国茶文化述论，希望对您有用。 中国茶文化述论

一 肇始阶段(1980—1989年)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创办了一些茶文化杂志，为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条件。湖北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83年开始出版《陆羽研究集刊》，江西省社科院《农业考古》杂志自1981年创刊后辟有茶史专栏，浙江省“茶人之家”基金会1985年出版《茶人之家》(后来改名《茶博览》)。《中国农史》、《茶业通报》等期刊也刊发少量茶文化研究论文。这些刊物的创办，对推动早期的茶文化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茶史研究

在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中，茶史的研究起步最早。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就已开展中国茶史和地方茶史的研究。

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全书分茶的起源、茶叶生产的演变、中国历代茶叶产量变化、茶业技术的发展与传播、中外茶学、制茶的发展、茶类与制茶化学、饮茶的发展、茶与医药、茶与文化、茶叶生产发展与茶叶政策、茶业经济政策、国内茶业贸易、茶叶对外贸易、中国茶业今昔共15章。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通史著作，书中对茶叶科技、茶叶经济贸易、茶文化都作了全面论述，是构建茶史学科的奠基之著。

庄晚芳的《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从茶的发展史、饮用史等来论证茶的发源地，并着重论述了茶的栽制技术的演变以及茶叶科学研究的进展等，虽非对中国茶史的系统研究，但所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贾大泉和陈一石著《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则是最早的一部地方茶史著作。

此外，还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茶史的论文。如王潮生《古代茶树

栽培技术初探》(《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史念书(朱自振)《略论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和《我国古代茶树栽培史略》(《茶业通报》1986年第3期)、陈以义《绿乌龙、红乌龙和青乌龙的发展史》(《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唐耕耦和张秉伦《唐代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王洪军《唐代的茶叶生产》(《齐鲁学刊》1987年第6期)和《唐代的茶叶产量贸易税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徐晓望《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等。

(二)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张芳赐等《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湖北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特别是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更是《茶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朱自振(史念书)的《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中国农史》1984年1期)，从《全唐诗》中钩沉陆羽行迹;傅树勤的《茶神陆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则是最早关于陆羽的传著;欧阳勋研究陆羽及其《茶经》较早，发表论文《“茶圣”陆羽》(《中国农史》1983年4期)等，出版专著《陆羽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显示出深厚的积淀。

(三)资料整理

茶文化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汇编，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陈祖椝、朱自振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收入自唐至清的茶书58种和少量杂著、艺文，对一些茶书中的内容视为“游戏之作”而作删削，虽然仅40余万字，但重要的茶书和资料基本收录。

张宏庸对陆羽及其《茶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陆羽茶经丛刊》

(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陆羽茶经译丛》(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收录外国图书、《陆羽书录》(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总目提要、《陆羽图录》(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文物图录，以及《陆羽研究资料汇编》(茶学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相关史料整理。

(四)茶艺及其它

庄晚芳、孔宪乐、唐力新、王加生合编的《饮茶漫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蔡荣章的《现代茶艺》(台北：中视文化出版社1984年)，吴智和的《中国茶艺论丛》(台北：大立出版社1985)和《中国茶艺》(台北：正中书局1989年)，张宏庸的《茶艺》(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刘昭瑞的《中国古代饮茶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都是肇始阶段关于饮茶艺术研究方面的有影响之作。

庄晚芳的《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等论文，为新时期“茶文化”这一名词和概念的传播和确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 奠基阶段(1990—1999)

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自1990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并将论文结集出版;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自1990年起出版《陆羽茶文化研究》;199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每年两期，成为茶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期刊。这一阶段，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茶文化研究著作也不断涌现。在茶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一批学术成果，奠定了茶文化学科研究方向和基础。

(一)茶文化综合研究

王家扬主编的《茶的历史与文化——90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收集王泽农《茶文化源流初探》、王玲《两晋至唐代的饮茶之风与中国茶文化的萌芽与形成》、韩国释龙云《茶名的考察》、日本松下智《茶叶文化与茶叶传播路线》、日本布目潮沨《许次纾的〈茶疏〉》等23篇论文，内容涉及茶字和饮茶的起源、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茶道茶艺等。

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收

集30多篇论文，如余悦(彭勃)的《中国茶文化学论纲》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中国茶文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六大问题。王玲的《关于“中国茶文化学”的科学构建及有关理论的若干问题》, 也同样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科提出富有价值的构想。此外，如陈椽《从茶到六大茶类的起源研究》、王泽农《陆游的桑苧家风》、童启庆《论茶礼、茶道、茶艺的名称及其内涵》等都是有特色的论文。

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的《中国茶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从茶文化之源、茶与风情、茶之品饮、茶与生活、茶与文学艺术、历代茶著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中国茶文化。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1992年，王家扬主编的《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台北：碧山岩出版社)收集吴智和《晚明文人集团旅游交往的饮茶生活》等40篇论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传播、社会功能、茶俗、茶艺、茶道;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体系完备，简明扼要，后出的诸多同名或类似之作，大多不出其右;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作为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辞典，体例完备，具有开拓性。

通过对茶文化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初，“茶文化”作为一个新名词、概念被正式确立。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时难以统一。后来不断有人通过论文、著作对茶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从而进一步明晰茶文化概念。如邹明华《养生，修性，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第4期)、周渝《茶文化：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等论文，浩耕、梅重主编的《中国茶文化丛书》(8册，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年)、余悦主编的《中华茶文化丛书》(10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陈文华著《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黄志根主编《中华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

(二)茶艺茶道研究

范增平《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年)、张宏庸《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对台湾地区的茶艺文化进行细致的研究。

童启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从习茶有道、品茗环境、茶具选配、用水择辨、择茶心韵、泡茶技艺、茶会准备七个方面，要言不烦地论述了现代茶艺的各个环节;丁文的《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对茶道概念、茶与儒释道的关系、茶道美学、文人与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陈文华《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艺、茶道、茶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进行了科学诠释;丁以寿《中国饮茶法源流考》(《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对中国古代饮茶艺术进行归纳，即汉魏六朝煮茶、唐五代煎茶、宋元点茶、明清泡茶。丁以寿《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指出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的萌芽、形成、兴盛、衰亡的历程进行了总结。

(三)茶史研究

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茶之纪原、茶文化的摇篮、秦汉和六朝茶业、称兴称盛的唐代茶业、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我国传统茶业的由盛转衰、清末民初我国茶叶科学技术的向近代转化、抗战前后我国茶叶科技的艰难发展，对中国茶史进行提纲挈领的概括。

《中国茶酒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之上篇是由朱自振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史》，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史著作;余悦的《茶路历程——中国茶文化流变简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则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史著作。

断代茶史或专门茶史著作有梁子《中国唐宋茶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沈冬梅《宋代茶文化》(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丁文《大唐茶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陶德臣和王金水《中国茶叶

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等。

茶史研究论文，这一阶段重要的有程启坤和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舒耕《中国茶叶科学技术史大事纪要》(《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第4期，1998年第2期、第4期)、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吕维新《宋代的茶马贸易》(《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周兆望《略论两晋南北朝饮茶风气的形成和转盛》(《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李斌城《唐人与茶》(《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施由民《走向幽雅——晚明茶文化散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王河《唐代古逸茶书钩沉》(《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方健《宋代茶书考》(《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

地方茶史研究论文，有李家光《古蜀蒙山茶史考》(《农业考古》1991年第2期、第4期)和《巴蜀茶史三千年》(《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巩志和姚月明《建茶史征》(《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朱自振《太湖西部“三兴”地区茶史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邵宛芳和沈柏华《云南普洱茶发展简史及其特性》《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等。

(四)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寇丹《据于道，依于佛，尊于儒——关于<茶经>的文化内涵》(《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文化内涵的揭示，朱乃良《唐代茶文化与陆羽<茶经>》(《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徐荣铨《陆羽<茶经>和唐代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与唐代茶文化关系的研究，傅铁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及影响初探》(《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对《茶经》中道家美学思想的揭示，钱时霖《我对“<茶经>765年完成初稿775年再度修改780年付梓”之说的异议》(《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对《茶经》成书年代的考证，都有新见。

(五)资料整理

吴觉农辑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

年)，将南宋嘉泰年间至中华民国三十七年编撰的16个省、区的1226种省志和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历史资料悉数收录;朱自振辑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收录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80种方志中有关茶的资料。

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释注点校的《中国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收录现存茶书64种，其中辑佚7种，后附已佚存目茶书60种。加以点校和注释，并附作者简介，考定版本源流;陈彬藩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是收集中国古代茶文化文献资料最全面的资料汇编。

(六)其它方面

赖功欧的《茶哲睿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对茶与儒道释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王泽农《中华茶文化——先秦儒学思想的渊源》(《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对儒家与茶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余悦《禅悦之风—-佛教茶俗几个问题考辨》(《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对佛教茶俗进行了研究，东君(滕军)的《茶与仙药——论茶之饮料至精神文化的演变过程》(《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揭示了道教在茶从饮料向精神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钱时霖《中国古代茶诗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选择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茶诗进行注解;石韶华《宋代咏茶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从宋代咏茶诗形成的历史过程、创作背景、主要内涵、艺术表现等方面，对宋代茶诗进行全景式研究;刘学忠《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阐述了茶文化对诗歌的影响;胡文彬《茶香四溢满红楼——〈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期)系统、全面、深刻地论述《红楼梦》中的茶文化。

王书耕《茶文化的形象语言—--历代茶图赏析》(《农业考古》1993年第4期)、候军《品茶读画》(《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1997年第4期、1998年第2期、1998年第4期、1999年第2期、1999年第4期)对中国历代茶画进行赏析。

余悦不仅在《江西茶俗的民生显象和特质》(《农业考古》1996

年第4期、1997年第2期、1998年第2期)系列论文中对江西茶俗进行了研究，而且在《问俗》(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中对中国茶俗作了深入研究;吴尚平《浅论中国茶俗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论述茶俗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地位，薛翘、刘劲峰《客家擂茶源流考》(《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林更生《客家的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对客家人茶文化进行了研究，苏芳华、魏谋城《云南民族饮茶方式》(《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对云南少数民族饮茶习俗进行了考察。

姚国坤、胡小军的《中国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王建平的《茶具清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对中国茶具的历史和发展作了梳理;寇丹的《鉴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对紫砂壶进行鉴赏和研究。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茶具轰动一时，梁子《法门寺出土唐代宫廷茶器巡札》(《农业考古》1992年第2期)、韩金科《法门寺唐代茶具与中国茶文化》(《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对此进行研究;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中的茶事图也很引人注目，郑绍宗《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刘海文《试述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中的茶道图及茶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对此作了研究。

刘学忠的《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吴旭霞的《茶馆闲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对中国茶馆历史演变和各地茶馆文化作了介绍。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专设“茶史篇”、“茶文化篇”，其“饮茶篇”也涉及饮茶史和饮茶艺术。

三 深化阶段(2000—2009)

21世纪以来，除茶文化类专门期刊外，《茶叶科学》、《中国茶叶》、《中国茶叶加工》、《茶叶》、《茶苑》等茶学类杂志以及一些饮食文化、文史类杂志及大学学报也刊发一定数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众多出版社纷纷抢滩茶文化阵地，形成一股茶文化书籍出版热潮。中国茶文化研究迈入持续发展、深入深化阶段。

(一)茶文化综合研究

施由民《试论中国茶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审美取向》(《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赖功欧《茶文化与中国人生哲学(论纲)》(《农业考古》2004年第4期)、余悦《中国茶文化当代历程和未来走向》(《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和《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朱红缨《基于专业教育的茶文化学体系研究》(《茶叶科学》2006年第1期)、丁以寿《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陶德臣《试论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与科学发展》(《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关剑平《从文化理论看茶文化研究属性》(《茶叶科学》2008年第5期)等论文，进一步阐明茶文化的概念、内涵、体系、美学和精神。

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于观亭《茶文化漫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余悦主编《茶文化博览丛书》(5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晓主编《人在草木中丛书》(5册，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文化进行多方位研究。

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有部分茶文化的内容;朱世英、王镇恒、詹罗九主编的《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收入词条近万，是一部全面宏富的中国茶文化辞典。

(二)茶艺茶道研究

蔡荣章《茶道教室》(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2002年)、《茶道基础篇》(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说茶之陆羽茶道》(燕山出版社2005年)、《茶道入门——泡茶篇》(中华书局2007年)等，范增平《茶艺学》(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修订版)、《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等，为现代茶艺理论的研究和规范作出重要贡献。

童启庆、寿英姿《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年)从茶艺基本知

识入手，引导人们进入四季茶韵，为现代茶艺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论当前茶艺表演的一些问题》(《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中国茶艺的美学特征》(《农业考古》2009年第5期)等论文，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茶艺美学等进行研究，并指出当前茶艺编创和表演中所存在的一些误区。

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并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茶道养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对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马守仁(马嘉善)出版《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并通过《茶艺美学漫谈》(《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和《中国茶道美学初探》(《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揭示茶艺美学的形式美、动作美、结构美、环境美、神韵美五个特征和茶道美学的大雅、大美、大悲、大用四个特征。

乔木森的《茶席设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对茶席设计的基本构成因素、一般结构方式、题材及表现方法、技巧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饮茶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饮茶方式的演变，“道”字的起源、抽象以及儒、道、佛的道思想，中华茶道的概念、构成要素以及形式，中华茶道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关系，中华茶道的精神、美学、历史以及对外传播;丁以寿主编《中华茶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系统地论述了茶艺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原则、茶艺要素、茶席设计、茶艺礼仪、茶艺美学、茶艺形成与发展历史、茶艺编创原则、茶艺对外传播以及中国当代茶艺。

(三)茶史研究

夏涛主编《中华茶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对先秦、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各个时期的中华茶叶科技、茶叶经贸、茶文化和茶的传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史读本;中华茶人联谊会编辑的《中国茶叶五千年》(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一部编年体的中国茶史著作，对近现代中国茶界大事记载尤详。

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选择魏晋南北朝迄初唐时期，从文化史角度阐明当时饮茶习俗的发展状况以及饮茶习俗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饮茶习俗产生的原因、茶文化在中国酝酿的过程;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从宋代茶艺、茶与宋代政治生活、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宋代文化四个方面深入研究宋代的茶史;廖建智《明代茶文化艺术》(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从明代茶之制作和饮茶方法、茶政、茶文化艺术、茶礼俗文化、茶文学等方面剖析明代茶文化史。

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对中国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历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关剑平《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中国茶文化形成以及向边疆、海外的传播，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茶文化传播史著作。

阮浩耕主编《浙江省茶叶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是最为完备的一部地方茶叶志;王旭烽的《茶者圣——吴觉农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则是第一部关于当代茶人的传记;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对唐宋时期的茶叶消费及茶业演变、生产条件、生产形态、生产技术、商品经济等从理论上作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探讨北宋初期茶法、蔡京茶法、南宋茶法、福建茶法、四川茶法、茶利与茶价、宋代茶法的演变等。

(四)陆羽及其《茶经》研究

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沈冬梅《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最为精审;肖毛网络版的《茶经集注》，时有新见;裘纪平《茶经图说》(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别具一格地图解茶经;丁以寿《陆羽〈茶经〉成书问题略辨》(《2004第八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4年)，指出陆羽《茶经》的成书经历了从《茶记》到《茶论》再到《茶经》的过程。

寇丹发表一系列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研究论文，后来结集成《陆羽和〈茶经〉研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探索陆羽》(澳门出版协会2009年)两书。他关于陆羽形象、思想性格、理想的论述，关于陆羽“西江水”等问题的阐释，成一家之言。

游修龄《<茶经·七之事>“茗菜”的质疑》(《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指出《晏子春秋》中“茗菜”原为“苔菜”;丁以寿《<茶经·七之事>“<广雅>云”考辨》(《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认为“《广雅》云”不仅不是陆羽《茶经》的正文，也非《广雅》的正文;丁以寿《陆羽<茶经>中单道开茶事考》(《2008第十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指出单道开是晋代的一位道教徒，他所饮“荼苏”是酒非茶，单道开是酒徒而非茶人。

周志刚《陆羽与怀素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陆羽与李季兰交往考》(《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对陆羽与李冶、怀素交往的考论切实。他的《陆羽年谱》(《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第4期)，援引史料，言必有据，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陆羽生平年表、年谱最接近真实的一种。

钱时霖《<陆文学自传>真伪考辨》(《农业考古》2000第2期)对《陆文学自传》真伪的辨析，朱乃良《试析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再谈陆羽研究中几个有异议的问题》(《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等系列论文对陆羽研究中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考辨，都有独到见解。

(五)茶文学研究

吕瑞萍《宋代咏茶词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从宋代咏茶词产生之社会背景、代表性之词人、内容分析、艺术技巧分析四个方面对宋代茶词进行深入研究;李新玲《诗化的品茗艺术》(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以唐代茶诗为资料，研究唐代如何将日常生活的饮茶提升为艺术化的品茗。

庄昭《茶诗三百首》(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蔡镇楚和施兆鹏《中国名家茶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李莫森《咏茶诗词曲赋鉴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刘枫主编《历代茶诗选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对中国古代茶诗词作精要的注释。

余悦《中国茶诗的总体走向》(《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对中国茶诗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茶诗特色、中国茶诗功用作了总体的概述;扬之水《两宋茶诗与茶事》(《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内检视宋代的分茶、斗茶以及点茶与点汤的含义;赵睿才、张忠纲《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阐述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的关系，认为茶文化促使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

胡长春《〈镜花缘〉里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林长华《〈儒林外史〉茶味浓》(《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桂遇秋《〈金瓶梅〉中的茶文化》(《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第4期)，则论述了古典小说名著中的茶文化。

丁以寿《苏轼〈叶嘉传〉中的茶文化解析》(《茶业通报》2003年第3期、第4期)，指出苏轼《叶嘉传》巧妙地运用了谐音、双关、比拟、虚实结合等写作技巧，对茶史、宋代福建建安龙团凤饼贡茶的历史和采制、茶的功效、茶政茶法，特别是对宋代典型的饮茶艺术——点茶有着生动、形象的描写。

(六)资料整理

余悦总编《中国茶叶艺文丛书》(5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关注现当代茶文化资料，从收录的茶事诗词(古体)、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来看，虽非各类资料的“全编”，也颇有参考价值。

郑培凯、朱自振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年)收录古代茶书114种，附已佚存目茶书65种，是搜集中国古代茶书最多的一本汇编。汇编校注本对所收茶书重新予以标点，考定版本源流，并附以作者简介、书的简评、注释和校记，是一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茶书总汇。

王河对明清部分散佚茶书、茶叶文献的辑考、钩沉，取得显著成绩。

(七)其它方面

赖功欧的《论中国文人茶与儒释道合一的内在关联》(《农业考古》2000年第2期)和《宗教精神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农业考古》2000年第4期)对中国茶文化与儒道释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楼宇烈《茶禅一味道平常》(《中国禅学》第三卷，中华书局2004年)、沈柏村《饮茶与禅修》(《闽南佛学》2000年第2期)、余悦《禅林法语的智慧境界——“禅茶一味”与禅茶表演阐释》(《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和《“茶禅一味”的三重境界》(《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赖功欧《茶道与禅宗的“平常心”》(《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吴立民《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法音》2000年第9期)、陈云君《简论“吃茶去”与“茶禅一味”》(《农业考古》2001年第4期)等，对茶禅关系有深刻的理解和体会;王平的《谈中国茶文化中之道缘》(《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阐明中国茶文化的内核与道教因缘难解;丁以寿《中华茶道的形成与道家》(《2006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胡长春《道教与中国茶文化》(《农业考古》2006年第5期)，论证道家(含道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最深、最大。

于良子《翰墨茗香》(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中国古代的茶事书画篆刻作了系统的研究;裘纪平《卢仝茶歌的书画研究》(《第十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浙江湖州(长兴)首届陆羽茶文化节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从卢仝茶歌书画创作的三类形式、画家对卢仝的认识与心态、画卢仝茶歌内容比较三方面详细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卢仝

茶歌书画。

余悦《事茶淳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从茶俗概说、茶俗历史、阶层饮茶、茶俗文化、民族茶俗、地域茶俗诸方面对中国茶俗作了全面、深入研究，茶俗学理论框架初具;姚国坤、朱红缨的《饮茶习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对中国各地饮茶风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宋伯胤《茶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胡小军《茶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吴光荣《茶具珍赏》(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陈文华《中国古代茶具鉴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对中国历代各式茶具进行了鉴赏和研究。

连振娟《中国茶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徐传宏和骆芃芃《中国茶馆》(山东科技出版社2002年)、徐传宏和刘修明《雅室品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清荣《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对中国茶馆历史演变、现状、未来和各地茶馆作了介绍。周文棠《茶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特色茶楼装修》(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关注当代茶馆的空间设计和艺术布置。 中国茶文化的简述

茶文化之核心为茶道,中国器物文化能上升到道的层次的唯有茶文化,茶道是茶与道的融合与升华。对茶道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茶文化,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和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欲把握茶道,首先必须对道──这一哲学范畴进行考古学的发掘。

“道”、“得道”与中国传统直觉体悟式思维

自老子将具体事物之道发展为哲学之道,道便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统惯于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之始终,并随着历史的演变,不断具体丰富，是各个时期哲学家们思考的中心。道本义为道路之道，引伸为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各家各派都按照各自的哲学观点去阐释道,赋予道范畴以本家本派的内涵。但是，老子所确立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原，是存在之根据──这一权力话语体系得到了各代各家各派的认同并践行。道这一范畴巳成为宇

宙本原、普遍规律性的代名词。

“道”实质上被建构为永恒的真、善、美。在认识论上，“道”是超越常规认识的目标;在价值观上，“道”是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道”是万物的始基和宇宙演变的依据和整体。金岳霖《道论》曾经说：”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道是可以储存一切事物──生命和非生命的，神圣和非神圣，自我与非我的──既隐喻又实体性的神圣、神奇，神喻的子宫。“道”作为现象之本体、作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之动力和不变的永恒者，被描述得具体、生动而玄妙，从而加强了“道”在世人面前的魅力和吸引力，使人对于得“道”这种理想的追求，或者说对于现实的超越要求更加强烈了。得道便是永恒，得道便是超越，得道便是生命常青。道是生生不息的，具有永恒的活力;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只有求道修道而后得道，那么个体生命便会超出有限性而获得永生。当人经过修炼，主要是通过超越常规认识，而达到与“道”沟通甚至能与“道”一体化时，人就能在“得道” 中达到永恒。如老子所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十六章)。就是说，在人得“道”即“知常”以

后，纵然身亡，其精神也会与“道”一起常存，永垂不朽，即所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同样,道也是孔子的理想。孔子认为，有一个比周礼更高的标准，那就是“道”，他一生的奋斗，就是要推行他的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他认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行道,他一生以弘扬和推行道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认为鲁国作为周公之后，是奉行周礼的模范,但鲁国还需要变一下才能“至于道”。后来韩愈在《原道》中首先提出儒学之道的传授系统，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道的思想。儒家创始者孔子，罕言天道，注重人际关系，着重发展了人道方面。而道

家创始者老子，鄙斥仁义，注重自然天道,着重发展了天道方面。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之难言,常令古今中外圣贤。学者浩叹不已。老子《道德经》洋洋五千言，但始终没有明确说过道到底是什么。他也反对对道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他认为“道可道，非常道”，一旦对道作了明确的规定，道的本来面目就要被歪曲了。道生成万物，又作为大地万物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命题指出,普遍性的“道”寓于一切特殊事物之中,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虚悬孤致之道”。但道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来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达，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他只是对道的各种表象，功能进行描绘，对它作隐喻式的表述，同时又处处运用它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他要求人们通过这些描绘、表述和运用，去体会和领悟道的真相。王阳明亦指出：“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求道不能单凭感官目睹，关键还是要用心去领会和体验。人可以通过直觉体悟来“知道”、“得道”、“体道”，从而通达本质与真理之域。

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强调在致虚守静、无思无虑的状态中，与天地之道相契合，通过直觉的方法获得对世界本质的体认。这一切，形成了重综合、重直觉的思维模式和致思途径，即用“致虚极，守静笃”和“清心寡欲”的一套神秘的、寻求顿悟的方法，去认识诸如“道”、“诚”一类难以用经验语言明确表述的范畴，认识心、性、人、天合一的哲理，体验用中而后执偏的中庸之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