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夷制夷政策的认识

“以夷制夷”，又称“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原指春秋时期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并发展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晚清政府后期推行的主要外交政策和策略，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中，晚清统治阶层对西方列强从疑忌转向依赖的过程中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策略就是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外交的主要思想。在当时“内忧不休，外患迭起”的时代，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劣势地位和不利处境。他宣称“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争取和局，李鸿章大胆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周旋在各国之间，他不仅看到列强作为一个侵略整体对华的压迫与威胁，而且意识到列强作为一个组合体，其内部既有利益，又存在矛盾，充分利用其相互挚肘的诸因素，为中国谋取发展的一线契机，足以见得李鸿章对国际形势的把握。

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上升阶段，争夺霸权，瓜分世界的斗争愈演愈烈。只有当其势均力敌时，才出现国际间的一时和平，均势遂成为和平的保障，任何霸权国家的出现都势必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这种均势局面不断被打破、重建，这其实给弱国、小国提供了生存机会。而李鸿章正是认识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更是出于中国国情，提出了以夷制夷，其目的就是希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国家的生存空间。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而他之所以失败，我觉得应该从国际形势、国内政治以及李鸿章的实际权力进行分析。

从国际形势来看，19世纪末期的西方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成熟的世界。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的长期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商品被大量生产，而日益狭小的国内市场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资本家们的巨大野心。当时的中国对西方开放的通商口岸也已经无法迎合列强的需要了，为了拓展更广阔的中国市场，列强纷纷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深深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沼。在这么一个积贫积弱的过度里，复杂的国际环境，给李鸿章“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平添了不少阻力。

从国内政治看，当时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没落和清王朝衰败的事情，已无可挽回地走下政治下坡路，根本无力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抗争。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心态还没有完全摆正，被动地与西方建交，却又不能急图自强，事事都已应付为主，加之官场的敷衍习气，构成了当时中国所特有的没有一定方针的外交，外交决策往往摇摆不

定。而清朝对外体制在那时也不够完善，只有一些近似办理涉外事务的单位，这对外交政策的实施颇为不利。

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中国对外交涉的开创者，也是最重要的谈判负责任，其被赋予的外交权力是很大的，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还是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他虽然表面上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其实却是朝廷的替罪羊，因为他所做的决策有时也受到上层决策中心的影响。而且按制度，李鸿章的决定和采取的政策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认可，这使得李鸿章的决策更难实施。

而对于拥有多种职位的李鸿章本身而言，在处理外交的过程中，也总是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权衡利弊，犹疑不决，常常错失良机。但他在这么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度里，既没有政治上的配合，又没有军事上的后盾，却仍能利用矛盾“以夷制夷”，为当时的中国取得一定时期的安定环境以求自强。就其个人而言，他已经尽力，而他的最终失败，恰恰证实了弱国无外交这一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