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探索

(天水市委党校甘肃 天水 741000)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08）09-00）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男权社会里，男性是作为主体出现的。这种男性的主体意识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男性话语体系，集中于表现为父权与夫权。而女性则仅仅作为从属于主体的男性权力意识志向的客体现出。 一、女性“原罪意识”

五四以来表现女性的作品中，男性主体意识对女性的压迫成为现代作家们创作主题之一，现代作家纷纷从父权与夫权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对父权与夫权的反抗这一视角来塑造现代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摒弃了把女性作为男性社会观念中僵化的形象的模式化的写法，更多地是从女性自身这一内视角来指证女性的“原罪意识”。

张爱玲笔下那些普通人的传奇故事里，尤其是女主角牵牵绊绊的情爱悲剧以及女性毫无例外的苍凉身世，确实显露出了民族文化心理深层中普遍的国民意识—女性的“原罪意识”。她为中国女性掀开了心狱中疮痍般的一页，活画出生活在长长黑暗中的女奴群像。在中国女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这样以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去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命运的写生。“

张爱玲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女

性。《连环套》中塑造了一个遭受压抑而渴望反扑的女性霓喜。霓喜一辈子靠的是男人，遭受着来自性别的压迫。然而她却说：“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靠自己的。”尽管男人处处压迫着霓喜，然而男人所代表的大权在她眼里已失去其神圣性。她用滚水烫伤雅赫雅以示对他的反抗。在第二位丈夫窦尧芳垂死之际，霓喜把手里的花瓶对准窦尧芳砸去，窦尧芳当时就断了气，紧接着她又攥紧拳头使劲地捶尸。她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对压迫着她的夫权进行了反抗。《多少恨》中家菌苦恋着夏宗豫，然而她拒绝了其父亲与夏太太给她安排的姨太太的生活，家菌离开夏家与其说是对夏太太的不忍而离开了心爱的人，不如说是对依附于男权的拒绝。《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留在香港完成学业而去求梁太太时，她是有维护自己健全人格的愿望的。在一步步地步向堕落的过程中，她曾拒绝成为司徒协的玩物。

然而张爱玲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反抗封建男权的女英雄，所谓的反抗并不是具有自觉意义上对男权社会的颠覆意识，作为对抗武器的女性主体意识更多地是以男权社会的意志为核心。其本质仍是要求维护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正常秩序。霓喜的歇斯底里更多是为了能成为某一个正式的妻室，而名正言顺地长期依附于男人。曹七巧终于由受男权压迫站在了男权的中心。

以男性为主体的男性论，在对女性的长期奴化教育中已内化为一种女性日常人伦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融解在女性习以为常的行为中，成为一种自觉依附于男性的“原罪意识”。

二、女性的“自审”意识

中国妇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抹煞了作为“人”的地位，沦为工具和附属物，她们不仅经济上没有独立性，更主要的还在于精神上受奴役。

“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与先进的男性知识者一起，对男性中心话语表达了强烈的反抗，从冰心、庐隐到丁玲、肖红，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理世界，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

在这个基本的女性叙述中，她们把女性的深重灾难完全归之于社会，归之于男性中心社会，而少有人对女性自身在漫长的男权社会逐渐形成的奴性心理缺乏认识，对女性心理痼疾造成的女性发展的负面影响未作清理，人们对女性的理解和同情掩盖了女性自身的心理痼疾。

这一现象是普遍的，实质上影响了女性的真正解放。

这就要求对女性的心理、意识作出更为完整的认识，在这之中，女性作品对女性的自我观照和自我审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张爱玲之前的女作家们没有来得及审视女性自我，张爱玲对女性的心理痼疾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她的笔下出现了女性自我观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的新气象。和她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甚至和她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女作家相比较，她高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不仅写出了女性成为“第二件”的种种外部原因，更写出了女性自身的主观原因、内在原因。

虽然所揭示的这些女性的心理痼疾从更深刻、更深远的意义上说，是数千年来男性中心社会形成的，但它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女性群体的心理痼疾，处于群体的无意识状态，对此有自审意识有明确认识的女性并不多。“五四”以后的“妇女解放”过程中，矛头所指的是社会，是男权，并无女性的自审。

张爱玲不仅在小说中展示了女性的种种心理痼疾，还在她的散文和“谈话”中经常以她的语言方式触及女性自审，可见她有自觉的女性自审意识。

张爱玲笔下无论什么样的女性“骨子里，却都惊人地一致拥有一颗女奴的心态”，“无论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中挣扎”作为女性，她们“这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通过婚姻获得一张长期饭票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奋斗的目标。有了婚姻便有了依靠，，所以张爱玲小说中多的是以依靠男人为专业的女结婚员。婚姻的意义在女性只不过是换取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一张长期的饭票和一个获取社会认可的通行证而已。

张爱玲对女性精神奴役创伤的自审有重要的意义。

从继承关系上来说，她延续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的传统。张爱玲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死后，突告中断，很是可惜。此话证明张爱玲对鲁迅的理解与认同。鲁迅在二十年代中期对出走的

“娜拉”们指出过她们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在为女性的解放，思考和探索新的道路：经济的独立，并敲响了社会解放的大门。

与鲁迅从女性的所处社会环境思考不同，张爱玲更注意审视的是女性自身的心理痼疾，是这些精神奴役的创伤使她们不可能寻找到新的出路。社会环境并非惟一的原因。

她对人性丑恶部分的展露，在一定程度上与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的劣根性有相通之处，但是，张爱玲与鲁迅的目标不同。鲁迅的目标在于“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张爱玲并无再造民族灵魂的愿望，她揭示并接受了人性丑恶的客观事实，仅此而已。 从上个世纪“女性的发现”，到八十年代后的“女权主义”思潮，其间几经波折，我们一度认为“顶起半边天”的妇女，消失了女性性别特征的妇女是真正的“妇女解放”。随着思想的解放，认识的深化，才明白如何重建女性意识，至今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张爱玲对女性“原罪意识”的揭露、“自审”，也许不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