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同时反对巫术治病，认为医术和巫术势不两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望、闻、
问、切的四诊法（当时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在《史记》中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即：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不治。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相传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
二、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 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 （公元二0八年）。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
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
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
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
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他的外科手，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华佗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是宋人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张仲景（150 ~ 219），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是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他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他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一生为民医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南阳城东关修座“医圣祠”来纪念他。
张仲景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杨上善，初唐时人，正史无传，生卒年不详，官至太子文学，编有《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此书保存了早期的《素问》风貌，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是研究《黄帝内经》的重要参考书。
林亿《素问补注》序云：“及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阙第七一通。”据此，传统上认为杨上善是隋代的人。 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杨上善著作列入，唐末杜光庭《道德经广圣义》序中说：“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高宗时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太素》标题作：“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因此，《太素》一书是杨接受唐高宗的敕命而做的，显见他应该是初唐时人。
《太素》一书在北宋后失传，但在十九世纪时，日本学者在日本仁和寺发现《太素》残卷23卷，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据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载，该本系日本仁和三年旧抄本，由丹波赖基抄录，时当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原本由唐鉴真和尚传至日本。后清朝杨守敬出使日本时取回这个版本，共二十三卷(缺第一、四、七、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共七卷)。萧延平以此为底本，并参考袁昶的通隐堂本校勘而成，世称兰陵堂本或萧延平本。后日本大阪オリエソト出版社《东洋医学善本丛书》加载影印仁和寺古钞卷子本，又增加后来找到的两卷，即第十六、二十一卷，共二十五卷，是目前所知最为完善的《太素》版本。
王冰，号启玄子（710~804），曾任唐代太仆令。王冰年轻时笃好养生之术，留心医学，潜心研究《素问》达12年之久。经过分门别类、迁移补缺、阐明奥义、删繁存要以及前后调整篇卷等整理研究工作，著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为整理保存古医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冰结合自己丰富的医学知识使《素问》奥义得以晓畅。他补入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微旨大论》、《六元正纪大论》、《气交变大论》、《至真要大论》等篇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运气学说。对于阴阳互根的问题，王冰亦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在论述水液的输布代谢时，他谈到了肺、脾二脏的重要作用，其注释尤其强调肺、脾、肾三脏在水液代谢方面的功能。他所提出的“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资，故能有子”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他把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概括为四类，“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二者不因气动而外有所成；三者始因气动而病生于内；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所谓“气动”，是指脏气的变乱，即把病变分作因气动和不因气动两类，而每类中又辨其为外感或内伤。这种分类方法将病因病机结合在一起，有别于三因学说，备受后世宣扬。
王冰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某些问题，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在解释《素问•至真要大论》“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时，提出了人火、龙火的概念。王氏认为人火与龙火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火。前者属一般的火热，其性质属阳热而伤阴液，可以用寒凉药物治疗。如肝火目赤、胃火牙疼等，可选用清泻肝胃之火的龙胆草、黄连、石膏、大黄等。而所谓龙火，其性质与古代传说中的龙相似，龙为水生之物，水盛则龙腾，故这种火的特点是使用寒凉药物治疗不仅不能灭其火，相反还会助火生热。因此，主张治疗龙火应采用以火逐火的方法。 王冰在“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的原则指导下，临证强调应明辨阴阳水火。对于真阴虚损者，主张“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对于阳气不足者，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认为“寒之不寒，责其无水”，就是说用寒药治疗热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阴虚水亏所致的虚热；“热之不热，责其无火”，就是说用热药治疗寒证无效，就要考虑是否属于阳虚火衰的虚寒。此外，他还就有关“正治、反治”问题加以探讨。如说：“逆者正治也，从者反治也。
逆病气而正治，则以寒攻热，以热攻寒。虽从顺病气，乃反治法也。”对于五郁之病的治疗，王氏分别采用吐、汗、下、渗、泄等方法，使《素问》五郁治法更加明确具体。
《内经》一书系战国至西汉成书的中医理论典籍之一，是中医学理论的渊薮。王冰整理注释《黄帝内经素问》，在祖国医学史上功不可没。他所整理的《素问》传本成为后世医家研究该书的蓝本。王冰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某些认识和创见，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全元起（生卒年不详），南北朝至隋唐间医家。善医术，履贯欠详。尝任侍郎，其医术悉本诸《内经》。其注《素问》八卷，宋时尚存，今已佚。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后来唐王冰注释《素问》，亦曾参考其书。后代对其学术评价甚高。
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巢元方 隋代著名医学家，约生活于公元6-7世纪间。史书缺传，其生卒年及籍贯缺乏考证。隋·大业年间(605－618)，他曾任太医博士，后升为太医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高深的医学理论造诣。据《开河记》记载，公元609年，主持开凿运河工程的开河都护麻叔谋在宁陵(今河南境内)患风逆病，全身关节疼痛，起坐即头晕作呕，诸医诊治无效。隋炀帝命令巢元方前往诊治。巢元方诊后认为是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肥嫩的羊，蒸熟掺药食下，就可治愈。麻叔谋依方配药，蒸而食之，药未尽病就治愈了。
巢元方又叮嘱他用杏酪五味并佐以羊肉，一天吃几枚，可使疾病不复发。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巢元方奉皇帝命令主持编撰了《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共67门，载列证候1739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对疾病的治疗，一般并不论述，但也有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这与当时隋炀帝下令编纂的方书《四海类聚方》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即前者专述理论，后者专述治疗，两者相辅相成，形成较为全面的医学配套著作，可惜《四海类聚方》早已佚失，使我们不得探其真面目。
《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总结疾病病因、病理、证候的专著，并对隋以后两代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书中虽没有记载治法和方药，却有很强的资料价值，为医者的案头常备用书，本书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为历代医家所推重。
葛洪（284～364）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他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葛洪治学严谨, 几十年如一日, 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 共读了近万卷，著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
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他說: ＂丹砂烧之成水银, 积变又还成丹砂＂．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 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 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來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 後來传到了西欧, 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他的另一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是一部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引起的，在当时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 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 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另外，其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 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所以, 称他为＂传染病学专家＂, 一点也不过分。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 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乐於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 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
孙思邈，出生于西魏时代，传说生于541年卒于682年，是个百岁老人，孙思邈的年龄现今有六种说法：最小的101岁，第二种说法是120岁，第三种说法是131岁，第四种说法是141岁，第五种说法是165岁，甚至还有168岁的说法。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孙氏一生以济世活
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精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安神定志，精心集中，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一样看待；治疗中要不避危险，昼夜、寒暑、饥渴与疲劳，全心赴救病人，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600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宋·林亿赞曰：“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 他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
置于《千金要方》之首。他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孙思邈一生著作80余部，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 1 卷、《会三教论》1 卷、《福禄论》3 卷、《摄生真录》1 卷、《龟经》1 卷等。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倍至的伟大人物。
王焘（670~755），唐代陕西省郿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王珪是唐初杰出的宰相之一。他为官清廉善谏，与魏征齐名，曾是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的老师。王焘的父亲李敬直是南平公主的驸马，也被封了爵位。王焘的两个儿子也都做了官，大儿子是大理寺少卿，次子担任了苏州刺使。 王焘从小体弱多病，母亲身体也不好。他十分孝顺，不解衣带地照顾母亲，还阅读了大量医书，寻找灵方妙药，也渐渐地对医学产生了兴趣。王焘曾经担任徐州司马和邺郡太守，但是他为了有机会阅读医学书籍而到了当时的皇家图书
馆——弘文馆任职。自此，他便如饥似渴地在那里阅读晋、唐以来的医学书籍。他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间，在系统阅读大量医书的同时，他还认真的做了详尽的摘录，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积累了大量的医学资料。其中仅古方就有五、六十家之多。后来，他被贬职到房陵，遇赦后就近安置在大宁郡，当地气候炎热潮湿，百姓得了瘴气，十有六七难逃一死。他依照随身携带的验方施治，竟然把即将死去的人神奇地救了回来，由此，他便决心发愤编写医书。
他不存个人偏见，博采众家之长，其著作《外台秘要》颇为后人称赞。在《外台秘要》中，他引用以前的医家医籍达60部之多，差不多所有的医家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他论述的对象，可谓“上自神农，下及唐世，无不采摭”。他不仅对《千金方》、《肘后备急方》之类的著作仔细研究，还对没什么名气，流传也不广泛的著作加以收集，如陈延之的《小品方》、张文仲的《张文仲方》等医著。除此之外，对民间单、验方也并不排斥。书中共收载了6900多首方剂，每一门都是以《诸病源候论》的条目为引，再广引方剂。每一首方，都注明了出处和来源，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许多散佚已久的医书，也都是在这部著作中看到大致内容的。
王焘对于方剂的收载，不仅广引博采，而且精挑细选。现在看来，当时收载的许多治疗方法和方剂，都十分切实可用。而书中记载的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历史上对这种方法的最早记载，且这种方法，现今仍被沿用。
《新唐书》，将《外台秘要》称作“世宝”，历代不少医家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所见不广，用药不神”，足见该书在医学界地位之高，其卓著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王焘以一生的精力，为保存古医籍原貌和总结唐以前的医学成
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雷 敩，南朝·宋时著名药物学家，生平里居未详，其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雷氏对药物炮制多有研究，曾著《炮炙论》三卷，记载药物的炮、炙、炒、煅、曝、露等十七种制药法。原书已佚，其内容为历代本草所收录，得以保存，其中有些制药法，至今仍被采用。现传《雷公炮炙论》，为近人张骥辑佚本。另外著有《论合药分剂料理法则》等。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有《陶隐居集》，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便立志养生十五岁著《寻山志》。二十岁被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三十六岁梁代齐而立，隐居句曲山（茅山）华阳洞。
他的思想脱胎於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另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後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等等
陶弘景在医药﹑炼丹﹑天文历算﹑地理﹑兵学﹑铸剑﹑经学﹑文学艺术﹑道教仪典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以对于药物学的贡献为最大﹐这又和炼丹有关。陶弘景对化学的贡献之一是记载了硝酸钾的火焰分析法。陶弘景这一记载﹐是世界化学史上钾盐鉴定的最早记录。
陶弘景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对《神农本草经》的科学整理。针对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不仅辗转传抄，\"遗误相继，字义残缺\"，而且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的现实，陶弘景便对本草学做了一次较全面的总结。他从自己名医别录编中挑选出了三百六十五种新品种附入《神农本草经》，使原书只有三百六十五种的药物增加到七百三十种，并予以一一订正、调整、分类注释，编成《本草经集注》一书。
陶弘景一生著书很多，约二百二十三篇。其中关于医药学的有《本草经集注》七卷，《补阙肘後百一方》三卷，《梦书》一卷，《效验施用药方》五卷，《服食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方》一卷，《消除三尺要法》一卷，《服气导引》一卷，《养性延命录》二卷，《人间却灾患法》一卷，《集药诀》一卷等。其中绝大多数均已散失 。
陈言（1121—1190），南宋名医。青田（今属浙江景宁县鹤溪）人，字无择，号鹤西道人。从小勤奋学习，潜心医道。精于中医，治病切中根源，对症下药，治病很有成效，因而传为神奇。
陈言根据自己多年行医临床实践，又借鉴前人的经验，悉心探研医道要术，创造“三因其一”的学说。淳熙元年(1174年)，陈言撰成《三因极一病症方论》，《宋史·艺文志》和清《四库全书》以《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书名。全书近2478字，共l8卷，分180门类，
录医方1050余条。内容包括内、外、五官、妇、儿等各科病症。在分论各症之前，
首叙医学总论，再一一深述病因。每类均有论有方，条理清楚，一目了然。后载入《宋史》，为后世医家研究病因病理学所推重。此外编有《依源指治》，集注《脉精》。
成无己（约1063～1156），宋金时期山东聊摄（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人，约生于北宋嘉祐治平年间，后聊摄为金所占，遂成金人。出生于世医家庭，自幼攻读医学，卒年高龄九十三岁，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代经典皆有研究，尤其是对于《伤寒论》最为推崇，是最早注释《伤寒论》的医学家，也是伤寒学派的主要代表医家之一。
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医圣）的《伤寒论》，可谓医方之祖，但内容深奥，缺乏理论阐述，未得广泛传播。在成氏以前，研究《伤寒论》者虽已有孙思邈，在其同时代亦有朱肱、庞安时等人，但他们均未对《伤寒论》原文进行注解。成无己博及精研，深造自得，引《内经》、《难经》以阐发仲景诸说，于辨析表里虚实亦有独到之处，对后世伤寒说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其之每引《内》、《难》等理论以发明仲景之说，分析其病机、治则、方剂等，不仅使内、难、伤寒一脉相承，融会贯通，具有探本寻源，互相渗透之妙，同时还起到了经论结合，以论证经的效果。使伤寒理明，内、难有实由于前无他人可鉴，难度很大，致使其书著成时成氏已至八十高龄，前后长达四十余年。也正由于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古奥原文，致使这部有很大实用价值的著作才得以广泛流传，被医家所理解与重视，使研究者越来越多，促进了伤寒学派的发展。 成无己对张仲景的辩证与方义有所阐发，形成了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他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成氏著作有三，《注解伤寒论》（10卷）、《伤寒明理论》（3卷）、《伤寒明理药方论》（1卷）。《伤寒明理论》凡50篇，从“发热”起至“劳复”止，对《伤寒论》中50个主要症状，每论一证，均包括释义、病因、病理、分型、鉴别及不同治法等；《伤寒明理药方论》选常用20方，每方包括方义、方制、药理、加减及注意事项等。本书在制方分类上颇有建树。他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十剂”的概念，而且宗《内经》、《本草》诸说，提出了“七方”之名。《注解伤寒论》从理论上阐述了各种症候的病机、病变及处方用药，阐明了辩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揭示了《伤寒论》的隐奥，使其增强了理论色彩。
许叔微，宇知可，号近泉，生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 ，真州(今江苏仪征)白沙人。元按五年(1090年)，因父母双亡，再加屡试不举，遂弃儒习医。南宋建炎元年(l127年)，真州疾疫大作，许叔微上门为百姓诊治，十活八九。后南渡居常州，又迁太湖马迹山。绍兴二年(l132年)中进士，历任徽州、杭州府学教授及翰林学士，人称许学士。因不满高宗苟安江南及秦桧陷害忠良，退隐乡里，行医济人。与抗金名将韩世忠过从甚密。岳飞被害后，韩世忠自请解职，移居苏州，常渡太湖访许
叔微，共抒忧国情怀。许叔微是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对辨证施治理论多有阐述和补充。
他一生著述颇丰，辑有《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10卷、《续本事方》10卷(均收入《四库全书》)。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合称《许氏伤寒论著三种》)、《治法》、《辨证》、《翼伤寒论》、《仲景脉法三
十六图》等书。
唐慎微 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州，<--应该是今大邑县，以前名为晋原，隶属于蜀州（今崇州市）)，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佑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
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以《证类本草》为代表的宋代医药类书籍，全书有要1558种，书中还带有方剂和药材的图片，在医学上有很大的价值，在文学上也有不错的价值。
滑寿(约1304～1386)，字伯仁，晚号樱宁生，元代大医学家，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自幼聪明好学，善诗文，通经史诸家。他不仅精通《素问》、《难经》，而且融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学说，所以给人治病有“奇验”，他还著有《读伤寒论抄》等医书多种。“所至人争延，以得诊视决生死为无憾”。他更以“无问贫富皆往治，报不报弗较也”的崇高医德，受到时人的赞誉。
滑寿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名医王居中学医。研读《素问》、《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继之
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于针灸，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著《十四经发挥》3卷，提出奇经八脉的任督二脉与其他奇经不同，应与十二经脉相提并论而成十四经，并在《素问》、《灵枢》的基础上，通考腧穴657个，考正其阴阳之往来，推其骨孔之所驻会，详加训释。滑氏在针灸之道湮而不彰，经络之学已被忽视之世，力挽狂澜，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为后世针灸医家的规范，这都是滑氏的功劳。不仅如此，《十四经发挥》流传到了日本之后，日本的针灸医学也开始盛兴起来。自元代以后，直至现今，《十四经发挥》一直传诵不绝。后世尚有《明堂图》四幅，题为滑寿撰。
施发(1190～？)，字政卿，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青年时代攻读医学并举子业，专心致力医学研究，对疾病诊断理论及技术用力尤勤，取《内经》、《族经》、《甲乙经》之说，与有关脉学、诊法论著相互参正，分门别类，撰成《察病指南》3卷。书中以脉诊内容为主，
沿用“七表八里九道”24脉分类法，创造性地绘制了33幅脉象图，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断学专著。并撰成《续易简方论》6卷，另外，还撰有《本草辨异》一书，今佚。
陈自明（1190～1270）字良甫，临川人。南宋著名医学家，江西历史上的十大名医之一。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小随父学医。14岁即已通晓《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学著作，并将名家医论与祖传经验相结合，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成年后，医术精进，名扬四方。
陈自明任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医学教授之职时，我国中医妇产科尚不完备，也没有专著。医书《大方脉》虽有涉及，但内容简略，或有论无方，或有方无论，医家难以为据。当时“医之术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而难”。因此，他潜心钻研中医妇产科，遍
览医籍，博采众长，结合家传验方进行整理，于嘉熙元年（1237）编成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24卷。该书将妇产科疾病归纳为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难产、产后等8门，260余论。每门有病理分析和医治方案，内容丰富，条目清楚，论述简赅，处方精妥。其中妇人乳悬、乳疠、乳硬、带乳、乳位、吹乳诸症都有独到见解，特别是论述乳岩（癌）尤为精辟。此症当时尚未引起人们重视，他却详加论述，指出这种疾病“早期治疗或可内消；若不予治疗，乳将巉岩而崩烈如热瘤，或内溃深洞，血水滴沥，则后果险恶”。对癌症观察、研究先于世界各国。《妇人大全良方》，集宋以前妇产科医术之大成，为宋、元、明、清，以至现代医学治疗妇科疾病的重要参考资料和开展这一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
陈氏还精通外科，著有《外科精要》3卷传于世。该书对治疗痈疽极有创见，认为“外科疮疡”不是单纯的局部病变，而是人体脏腑气血寒热虚实方面盛衰变化的后果，在治疗上不能满足局部攻毒，而应着眼于内外结合，服敷结合，治标与治本结合。这种重视整体，辩证施治的观点，对中医外科具有深远影响。此外，还著有《备急管见大全良方》10卷，《诊脉要诀》1卷。
陈氏毕生从医，志行高洁，常说“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治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随到随诊，对特殊困难者，不取分文，其医德深为世人称道。
钱乙（1032~ 1113年）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
年时间。欲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此外，钱乙在《内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千金方》的基础上，将五脏辨证方法运用于小儿，为儿科临床治疗提出了辨证方法。钱氏十分重视脏腑寒热虚实的辨析，而且针对不同的病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较有系统的脏腑辨证体系，虽不十分全面，但已经有其初步框架，对中医脏腑辨证学说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钱乙强调五脏辨证，其制方调剂多围绕着五脏虚实寒热而设。其制方原则重视选药柔和，反对过用攻伐之品。他的这种用药原则，是针对小儿特点而设立的。此外，钱乙在处方调剂时，多根据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灵活加减，创立新方。如其创立的地黄丸，就是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化裁减去桂附而成。此外，钱氏临床用药，还常常根据儿科的特点，选用丸剂、散剂、膏剂等。这些成药，可以事先制备，适应于儿科疾病起病急、变化快的特点，便于及时服用，易为小儿所接受。
钱乙在儿科学方面的成就为后人称许，而且对中医辨证学、方剂学均有较大影响。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可能十分完善。诸如其创立六味丸以补肾，仅重视了肾阴亏乏的—面，而忽略了肾阳虚衰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才在其基础上逐渐加以发展，使之不断完善。这也反映出钱乙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因长年居于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故人称“河间先生”或“刘河间”。又传原籍为河北甘肃宁杨边村（今师素村）。他自幼聪慧，耽嗜医书，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
他初曾拜陈先生（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声誉渐隆。其为医，独好《素问》，朝夕研读，手不释卷，终得要旨，并根据其原理，结合北方环境气修特点，及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性，围绕《内经》病机十九条，倡伤寒火热病机理论，主寒凉攻邪，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名盛于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宗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随着他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荆山浮屠、葛雍、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等从之，私淑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刘氏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172年）15卷，《素问玄机原病式》（1186年），《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1186年）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三消论》《附《儒门事亲》》，《素问药注》（已佚），《医方精要》（已佚），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张元素，字洁古，金之易州（河北省易县军士村，今水口村）人，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生卒之年无以确切考证而不详。其所处
时代略晚于与其同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元素治方，不拘泥古方，善于创新。他曾说：“运所孙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其主要著作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注难经》、《医方》、《洁古本草》、《洁古家珍》以及《珍珠囊》等。其中《医学启源》与《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
张氏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成为一派医家之开山。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方法成为易水学派师弟相传的家法，其弟子李东垣、王好古均为中国医学史上青史留名的人物。张氏对药物学的贡献很大，其所撰《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一文，探讨药物功效及临床应用，后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之中，可见其学术影响之一斑。
张氏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生理、病理、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提高，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至清代，则脏腑辨证理论趋于完善，现已成为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除心包络之外，对于每一脏腑，张元素均从生理、病理、演变、预后以及治疗方药等方面进行阐述，各成体系，较为系统。
此外，张氏还对药物学研究颇有发挥，尤其在药物学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脏腑用药方面，更为突出。张氏根据《内经》的理论，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之厚薄，是影响药物作用的重要方面。正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厚薄的不同，因此药物作用才会出现升降浮沉的区别。因此，对于每一药物功用的解释，他强调首先应明确其气味厚薄，然后再进一步阐发其功效，使中药学的理论与其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药学理论的发展。
张从正（约1156-1228年），金代医学家。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睢县》。幼年从父学医，博览医书，深究医理，勤奋自坜，弱冠成器；中年时代，即成一方名医。尝入太医院任职，但不久即辞归，与当时名医麻知几、常仲明等砌磋医理，辨析奥义。甚学宗刘完素，主张攻邪，反对妄用温补，力主“邪气加诸身，攻之可也”，要祛邪正始能安。
张氏用药也以寒、凉为多。他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邪气，雨露等是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饮食的酸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认为这些
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法六门”，即以汗、吐、下三种攻邪之法，以驾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由于善用攻邪之法疗病，故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然其治病亦主张辨证论治，而非一味妄攻，攻邪有其适应症，也有禁忌症。邪去之后，需用饮食调补之，每能出奇制胜，如其据《内经》“惊者平之”之训，以木棒敲击木几之响声治惊恐得病2例，亦一种心理疗法。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开封、归德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
张氏一生著述甚多，除今在《儒门事亲》中五卷之外，尚有《心镜别集》一卷、《张氏经验方》二氛《张子和治病撮要）一卷找秘传奇方》二卷传世，其余因年代久远，没能流传下来。
李杲（1180~1251），字明之，真定（今河北省正定）人，晚年
自号东垣老人。他是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李氏出身富豪之家，自幼沉稳安静，极少言笑，十分喜爱读书。李杲20多岁时，他的母亲患病，请了许多医生前来，治疗无效，也就糊里糊涂地病死了。这件事对他的触动极大，从此便立志学医。他听说易州的张元素的名声很大，便携重金前去拜师学医。由于他有很深的文学功底，学习得很快，几年以后，就已经学得很好了。
李氏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时有瘟疫流行，便潜心钻研《内经》、《伤寒》等书，终于研究出了一张方子，治疗此病非常有效，病者抄了回去，几乎没有治不好的。
李氏精通医术，但并不行医。其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刺激。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杲的著述较多，主要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及经罗天益整理后的《东垣试效方》;《兰室秘藏》，《用药法象》，附《东垣试效方》、《医学发明》。其他著作还有《伤寒会要》(佚)，《活法机要》(存)，以及题为李杲的《东垣心要》(佚)，《脉理玄微》(存)，《珍珠囊药性赋》(存)等十余种，多为后人托名之作。其著作《脾胃论》对后世医家关于脾胃病及以脾胃为主的治疗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起到了指导作用。
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义乌（今浙江义乌市）赤岸人。他所居的赤岸村，原名蒲墟村，南朝时改名赤岸村，继而又改为丹溪村。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丹溪先生”或“丹溪翁”。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
朱氏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对杂病创气、血、痰、郁的辨证方面。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
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朱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至67岁时，著《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今仅存前三部书。
《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得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为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
日本，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迄今日本沿存“丹溪学社”。至正十八年（1358年）夏，一代医学宗师朱丹溪与世长辞，葬于义乌东朱之郭头庵。
王好古（1200~1264），字进之，号海藏，元代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较李杲小二十岁左右，后又从师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张元素强调脏腑辨证，重视分辨病变所在脏腑的寒热虚实，李杲阐发脾胃学说，尤重脾胃内伤虚证的探讨，临床用药主张温养脾肾。。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好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而独重由于人体本气不足导致阳气不足的三阴阳虚病证，另成一家之说。著有《阴证略例》、《汤液本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斑论萃英》、《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等。
王好古论伤寒为病，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认为不论内伤外感，其所以为病，总由人体正气之虚所致。外感寒邪，内伤饮冷或空腹不食，均可导致内伤阴证的发生。但其得病有轻重之不同，预后有可治不可治的区别，全在于人体正气的虚实程度。王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与《内经》中“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不仅如此，王氏在以上文字中，还说明了出现三阴证的病机，与人体内已伏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从体质角度分析病机，强调体质从化观点，颇有实际意义。王氏论伤寒强调正气之虚为本，李杲论内伤病，亦强调元气不足为根，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可见王氏之学受李杲之学术思想的启迪，是一脉相承的。
王好古论阴证，虽然从《伤寒论》三阴证入手，但其发展已不局限于此。使内伤外感阴寒病证的讨论走向深入，提出了阴证学说的系统认识，其虽师承张元素、李东垣之学，然又为之一变，为后世虚损病证的辨证治疗别开了法门。
吴谦（约1689－1848），字文吉，清朝安徽歙县人。乾隆时为太医院院判，奉旨编修大型综合性医书《医宗金鉴》。吴谦为人谦和，恭谨守礼，因而深得内廷的赏识，又以其医术高超，名著一时，与喻昌、张璐合称清初三大名医。
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四年（1739），乾隆帝为标榜文治，诏令太医院编纂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作为总修官，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因而，编撰中，不仅选用了皇宫内廷所收藏的医书，并由朝廷颁布命令，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进行“分门别类，删剔驳杂，采撷精华，发其余蕴，补其未备”，汇编为医学丛书。至乾隆七年（1742）成书，乾隆帝大悦，赐名为《御纂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内容极为丰富，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的历代名著之精义，其内容包括内、外、妇、儿、针灸、伤科、眼科等临床各科，还有诊断和方剂学等基础理论的内容。本书注重于实用，深入浅出，并且图、文、方、论齐备，简明者可作为初学诵读用；详尽者可作为医生临床诊治疾病时的参考用，是我国第一部带有教材性质的普及性医学丛书。
王肯堂（1549-1613） 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字宇泰。别号损庵，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福建参政。书法深入晋人堂室。辑郁冈斋帖数十卷，手自钩搨，为一时石刻冠。曾授翰林院检付，参与国史编修，著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等。由于朝廷不纳他的抗倭疏议，愤然称病辞职回乡，从此重操少时喜爱的医学。居家期间，他边疗民疾，边撰医书，曾成功的为一位眼窝边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术，作过落耳再植术，“以惊驱惊”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举得中惊喜过度而得的精神病。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阿魏化痞膏即是《六科准绳》中的经典名方。
王氏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家所推崇。还辑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著有《针灸准绳》、《医学正宗》、《念西笔尘》等，为祖国医药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张景岳（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汉族，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氏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
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书中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薛己（1486~1558年），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家为世医，其父薛铠亦为当时名医。薛己年幼时继承家学，从其父学医业，是一位临床大家。于内、外、妇、儿、口齿、骨伤诸科，无不擅长，且在学术上能旁通诸家，可谓博学多才。在正德年间，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嘉靖年，又任太医院使。当时，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克伐生气，产生流弊。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重视先后二天的辨证，治疗用药倡导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颇有启发。
薛己重视脾胃，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薛氏接受李杲的学术观点，提出“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人以脾胃为本。”但是，薛氏又有不同于东垣之说的内容。薛氏重视脾气下陷，与东垣“阴火上乘土位”之说则不尽相同。又如，其论治头面部疾患时，指出：“脾胃发生元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升，则鼻通矣。”亦是强调脾气升阳的作用。至于脾胃虚损导致血虚者，薛氏又指出脾不仅可以统血，又是生血之源。
薛氏不但重视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视先天肾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说，补肾主张应以温补为主。薛己论治虚损虽有气血、阴阳之辨，治疗用药亦崇尚温补，然他治虚必言阴虚，重视肝、脾、肾三脏。
薛己的学术观点，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个人临证心得总结而成的。在当时元末明初，世医浪学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况下，薛氏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在理论上重视脾胃，注重脾胃与肾命的关系，在治疗上善于温补，对明代以后诸医家逐步对肾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薛氏本人不失为一位对明代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医家。其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女科撮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铠的著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加以注评。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荩凡居士，出身官宦之家。明末华亭（今江苏松江）人，寓居苏州较长。为明末一大医家。李氏少年博览群书，青年时曾应科举，后因痛感两亲子被庸医药误致死及自己早岁多病，转而习医。—生对中医理论研究十分重视，兼取众家之长。其论述医理，颇能深入浅出。所著诸书，多能通俗易懂，最为初学、登堂入室之捷径，这在当时可称是一套最完整的中医教材。因而在吴中医界广为传诵，成为明清间江南一大医家与宗师，在中医学的普及方面作出较大贡献。
李氏治学，博采众长而不偏执一家。他十分重视阴阳水火的相互关系。认为阴阳水火是万物之本，而于人身之中即是气血。水火宜交不宜分，水火的升降出入，运动不巳，推动了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在水火阴阳的关系中，阴虽根于阳，阳虽根于阴，然阴阳二者，阳于生命活动尤为重要。李氏重阳气的思想，与张介宾之说颇为—致。不过，张氏重阳气主张温补肾命，而李氏强调补气补阳药的运用而已。
李氏在诊断、治疗诸方面，十分重视先后二天亏损的调治。认为脉法需强调胃、神、根。
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人体生命之根本。故诊脉需重视脉中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诊法中最关键之处。至于治疗，李中梓则接受李东垣、赵献可、薛已诸家之说，从脾肾先后二天入手。故其在《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说：“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火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
李氏著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豪》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李中梓医案》本书共收医案50多则，不分门类，不立标题，大多为内科杂病疑难治案。书中体现出李氏长于脉诊和辨证，处方灵活，案语明晰。初未刊行，后收入李延昰《脉诀汇辨》中。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祖父除釚，康熙十八年鸿词科翰林，任检讨职，纂修明史。父徐养浩，精水利之学，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大椿白幼习儒，旁及百家，聪明过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速成深邃。悬壶济世，洞明药性，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
大椿精勤于学，平生著述甚丰，皆其所评论阐发，如《医学源流论》(1757)、《医贯砭》(1767)、《兰台轨范》(1764)《慎疾刍言》(1767)等，均能一扫成见，另树一帜，实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又著《难经经释》(1727)，《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伤寒类方》(1759)及《内经诠释》、《六经病解》等，虽曰遵经诠释之作，其中真知灼见亦颇不少。后人将其所著辑为《徐氏医学全书十六种》等板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质朴而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爔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云。
赵献可，中国明末医学家。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16～17世纪。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赵献可好学博览，除医之外，儒、道、释均有涉猎，曾游历于山西、陕西等地。在哲学思想上受《易经》影响较大，在医学上又遵从李东垣、薛己，属于温补学派。赵献可提出命门为人一身之主，而不是心，命门的水火即人的阴阳。
赵氏认为命门为人身之大主，强调了命门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的发育过程，先有命门，而后生成五脏六腑，命门为十二脏腑之根，为生命之原。命门在人体生
命活动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者，乃命门内具之相火，他把相火比喻人体的命门，认为人体五脏六腑之所以能发挥正常作用，同样依赖于命门相火的作用，充分反映出赵氏对命门的重视，认为它是人身之至宝，是生命活动之源。这样，赵氏将人体阳气之根从心脏转移至命门，使肾命的生理功能作用在人体中显得尤为重要。赵氏创立命门理论，阐发肾命水火的关系，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临证。
赵氏代表著作有《医贯》6卷，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著有《邯郸遗稿》，又名《胎产遗论》，为妇科专著，另有《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本一例》等书皆失传，其子赵贞观亦精医学，辑有《痘疹论》一书。
陈修园（1753～1823），中国清代医学家。名念祖，字修园，又字良有，号慎修。长乐（今福建长乐）人。陈修园自幼一边攻读儒经，一边学医，曾拜泉州名医蔡茗庄为师学医。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曾任直隶省威县知县等职，在任上曾自选有效方剂救治水灾后罹患疫病的百姓。嘉庆二十四年（1819）以病告归，在长乐嵩山井山草堂讲学，培养医学生，一时学医弟子极多。陈修园一生著作极多，多为开蒙普及读物。有《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从众录》、《灵素节要浅注》、《时方妙用》、《女科要旨》等。
在学术观点上陈修园是典型的尊经崇古派。后世所编《陈修园医书》中不少是托名作品。 陈氏“劝读十则”，根源于清，流承至今，所论内容丰富，见解明确实用，古今皆宜。此乃启迪深思，备受人用，医术医德医患，收益久远矣。
王清任（1768～1831）又名全任，字勋臣。清代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县人。富有革新精神的解剖学家与医学家。 王清任一生读了大量医书，曾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在临床实践中，就感到中医解剖学知识不足，提出“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的论点。王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从此，王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进行近30年的解剖学研究活动。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订证了古代解剖学中的许多讹谬。对人的大脑也有新的认识。正确地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如果脑子出了毛病，就会引起耳聋、目暗、鼻塞甚至死亡。在临床实践方面，对气血理论作了新的发展，他认为“气”和“血”是人体中的重要物质，主张“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在他治疗疾病的处方中，提出“补气活血”，“逐瘀活血”两个治疗方法，这就是活血化瘀的理论，迄今仍有实用价值。他创立的“血府逐瘀汤”等8个方剂，疗效显著。他创立和修改古方33个，总结出了气虚症状60种，血瘀症状50种。创制的药方治疗范围十分广泛，“补阳还五汤”是治疗冠心病、半身不遂的有效名方。我国医学界至今仍沿用王清任的某些方剂，对治疗脑膜炎后遗症、小儿伤寒瘟疫、吐泻等症有良好效果。
王清任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主张医学家著书立说应建立在亲治其症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他反对因循守旧，勇于实践革新，终成名于世。《医林改错》一书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此书曾被节译成外文，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西方医学界称王清任为中国近代解剖学家。
王维德 （1659-？）字洪绪，一字林洪，号林屋散人，一号定定子，人尊称林屋先生，清•吴县洞庭西山人。曾祖若谷留心疡科，治痈疽反对凭经分治，主张论阴阳，辨虚实，并以效方笔之于书，作
为传家之宝，自此世为疡医。维德自幼既承家学，通晓内、外、妇、儿各科，尤擅疡医，为吴门外科全生派的创世人。
全生派论治外科疾患有如下几个特点：1、将所有外科疾患分为阴阳两大类；2、主张凡痈肿皆\"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反对滥用刀针，并禁用蚀药；3、对阴疽的诊治独具匠心，如所创\"阳和汤\"、\"犀黄丸\"\"小金丹\"等中医治疗外科疑难病症常用的名方。
其著《外科证治全生集》乃荟集祖传效方及其四十余年亲治验方所成，刊于乾隆五年（1740），时年72岁。《外科证治全生集》几被晚近的外科医生奉为枕秘，按法用之辄愈。而缙绅人家几乎家置一编，每遇外症照方抄服，幸而获效，群以为神。于此可见该流派对后世中医外科影响之深广。
汪昂（1615-1694年），字讱庵，初名恒，安徽休宁县城西门人，清代医家。曾中秀才，因家庭贫寒，遂弃举子业，于经史百家均有深入研究，潜心研究医著，虽未业医，然于医学造诣高深，他结合临床实践，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编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决》等，大多为入门书，便于初学者阅读。且每书均能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由博反约，有很大影响，其医学著述脍炙人口。
汪昂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医学家，而且自幼坚持练功，讲求养生之道，强身防病。他年过八旬，身体仍健壮，精力充沛。所著《勿药元诠》一书，载有《养生颂》、《金丹秘诀》、《保健十六宜》等功法10余种，论述精辟，至今仍被医学家和养生家沿袭应用。
汪氏代表作《素问灵枢类纂约注》一书，把《黄帝内经》里的《素问》、《灵枢》两部分合纂为一篇，并分类加以整理、注释，给后学者以很大的便利。又将古代医学的处方和搜集的民间验方，分门别类，逐一加注，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撰成《医方集解》3卷。他还选集中医常用剂方320余首，分为20类，用七言诗体编成歌诀200首，书名为《汤头歌决》，成于康熙三十一年。这是一部很重要的医学入门书，歌诀中包括方名、组成药物、适应症及加减法等。简单扼要，便于记忆，汪昂的医学著作，一直被学医者奉为入门的必读课本。现在的医科大学教材里，仍选用他的部分著述。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
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朝时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
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吴又可（1582－1652年），名有性，字又可，号淡斋。明代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著有瘟疫论一书，阐发了传染病病因学说。
吴又可一生，治愈了很多传染病患者，其中包括一些疑难大症，且往往是出奇制胜。有一次，他治疗一位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强直不能动，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问话不能答，脉实有力，苔生芒刺。根据证候，是一派实热象，病情危重。据患者儿子代诉，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仍不减。一般医家，遇到此况，一定会考虑另立治法的。然而，吴又可则不然，他仔细权衡了患者的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不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连服半月而痊愈。吴氏用药之妙，可见一斑。 《瘟疫论》，成书于公元1642年，全书共二巷。阐述瘟疫的发生是由：“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其邪在半表半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并提出一整套辩证施治法则，其辨证与治疗与伤寒不同。
叶天士（约1666 －1745），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其高祖叶封山从安徽歙县迁居苏州，世居上津桥畔。
叶氏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医术上突飞猛进，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除精于家传儿科，在温病一门独具
慧眼、富于创造之外，天士可谓无所不通，并在许多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在杂病方面，他补充了李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提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主张养胃阴；在妇科方面，阐述了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方法；他对中风一症有独到的理论和治法；他还提出久病入络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于精研古籍，他还十分善于运用古方。
叶氏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天士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除精通医术外，叶天士在其它学问的研究中也具严谨精细的治学精神，博览群书、学究天人，使医术和学术相得益彰。他觉得“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虽身享盛名，而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后人也说他“固无日不读书也”。他在医学中治病救人的仁者之心，也体现在他的待人接物方面，故后人赞其“内行修备，交友以忠信。……以患难相告者，倾囊拯之，无所顾藉。”
薛雪(1681~1770年)，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晚年自署牧牛老朽，以字行。清代吴县人。薛生白少年学诗于同郡叶燮，博学多通，工画兰，善拳勇。“所著诗文甚富”(《吴医汇讲》)。乾隆初举鸿博，两征不就。母多病，遂研读《内经》，究心医学。医理晓畅，治疗每奏奇效。
薛生白不仅以医闻名，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医经原旨》、《扫叶庄医案》等，名传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是《湿热病篇》。而且风流倜傥，所交皆文坛名流，如沈归愚、袁子才辈，诗酒流连，一时传为佳话。沈归愚在《一瓢斋诗存》序中，极口称赞薛生白，将薛生白与明初吴中高士王光庵相比。
薛氏代表作《湿热病篇》是论述湿热病的专著，使湿热病证治在温病学中自成体系，丰富充实了温病学说的内容。该篇采用条辨的方式，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传变、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同时还附有暑病、寒湿、下利等病证的辨治内容，以与湿热病作鉴别对比。本篇对诊治湿热病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故广为后世所宗、被列为医家必读之书。
吴鞠通(1758~1836)，中国清代医学家，名塘，字配珩，鞠通乃其号。江苏淮阴人。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清代山阳医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具有建设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吴鞠通有感于当时医生墨守伤寒治法不知变通，撰写《温病条辨》七卷，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对温病学说贡献很大，是继叶天士、薛雪之后的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温病学的一座里程碑，不朽的中医著作。
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
吴鞠通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对于理论的发挥和留下的诸多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可见该书在中医理论发挥上的重大意义。
王孟英 （１８０８~１８６８），,名士雄，孟英是他的字。又字篯龙。清代著名医家,又号梦隐,别号半痴山人,父皆业医。
王氏自幼失怙,历经贫困,１４岁即立志习医,深得舅父俞桂庭之助,并为其书斋题名“潜斋”。２０岁时至婺州（今金华）佐理盐业为生,得暇钻研医籍。后游于江、浙,以医为业。其时战乱,疫疠流行,亲人死于霍乱,遂专心温热病。经多年实践,对温热有独到见识。
王氏“有夙慧,书一览即领解,十岁知三觉五服之别,受知于王琴泉、王继周、金匏庵、谢玉田、孙铁崖、谢金堂,目为不凡。深得医学爱好者徐政杰赏识。”王孟英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他的著作里创造了很多理论新见解和突出的治案，比
如王氏连朴饮《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治湿热蕴伏而成霍乱,兼能行食涤痰。他不但有精湛的医术,更有救人疾苦崇高的承担责任之精神。其医德与贡献,久为医林所敬仰。
王氏代表作《温热经纬》为我国温病学重要著述之一。《温热经纬》既是王氏的代表作,也集中记载了他对温热病的认识与经验。他采自《内经》和仲景的理论为经,取叶天士、薛生白等诸家之说为纬,结合自身实际诊病体会而成。其中明确提出“新感”、“伏邪”两大辨证纲领,重视审同察异,灵活施治,充实并发挥了温病的发病机理和辨证施治理论。
王氏重视食疗，其《随息居饮食谱》是一部当时的营养和食疗的专著。而他的《王氏医案》中,应用食疗方案亦比较多。他在食疗方面颇多创见。
王氏著述及评注参订他人之作甚多。较著名者有:《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随息居饮食谱》、《王氏医案》（原名《回春录》）、《王氏医案续编》（原名《仁术志》）、《王氏医案三编》、《归砚录》、《乘桴医影》、《潜斋简效方》、《鸡鸣录》、《重庆堂随笔》、《女科辑要按》、《古今医案按选》、《医砭》、《言医选评》、《校正愿体医话良方》、《柳洲医话良方》、《洄溪医案按》、《叶案批谬》等。
唐宗海（1862~1918），字容川，四川彭县人，他先攻儒学，为诸生时在四川已经颇有名气。光绪年间举进士，中年之后则转而研究医学，主张兼取众家之长，“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补正》、《血证沦》、《本草问答》等。其中，《血证论》、《中
西汇通医经精义》为其主要代表著作。
唐氏通过多种血证的治疗，摸索出血证治疗的四大法则，即“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者。凡遇突然出血，在治疗时，首先应当使用止血之法。否则，血液溢出不止，会导致血脱气耗，产生不良后果。血证患者血止之后，其必然要有离经之血而未排出体外，这些血液留于人体之中，则形成瘀血。这些瘀血的停聚，成为人体致病的重要因素。或壅而发热，或变而成痨，或形成结瘕，或使气血阻滞不通而刺痛，等等。还可以因瘀产生其他多种变证，甚至使新血不能正常运行，而再次出血。为了免除这些后患，唐氏主张于止血之后，应当消瘀，故将消瘀作为血证治疗的第二法。待血止瘀消之后，在数日或数十日之间，为防止血液再次潮动，须选用方药使血液得以安宁，故将宁血法作为血证治疗的第三法。血证患者，出血之后，其血必虚。血虚者其阴亦不足，阴者阳之守，阴虚则阳无所附，血虚则气无所依，亦可因之而亏。因此在血证后期，其血已止，亦未留瘀，而运用宁血法之后又无再次出血之顾虑，惟留下人体正气之虚衰，唐氏主张此时当用补血之法。 唐宗海于学术上颇有创见。一方面，他十分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于血证深入探讨，颇有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当时西方医学的传入，他试图以西医理论来解释祖国医学，进行中西医理论的汇通，虽然限于历史条件、科学水平，未有成就，但其革新、发展的思想是可贵的。其血证治疗的经验和原则，至今仍有很重要的实践价值。
朱沛文，清代医家（19世纪中叶）。字少廉、又字绍溪。广东南海(今佛山)县人。为我国早期试图汇通中西医的代表人物。撰有《华洋脏腑图像合纂》。
朱沛文治学强调读书与临证相结合。主张读书以“培其根底” 临证以．增其阅历”．提出学医要“溯医源、参证候、．习方药、研脉法”．故朱氏学识渊博．临证经验丰富．且勇于改新．倡中西汇通。
朱氏认为命门精宫之真阳真阴．是人身主宰。生命根本，生化之源。“夫人之所以生既赖饮食之供养．尤隐赖阴阳二气之运行”、真阴真阳之气每天按一定的时间节律升降循行人身，以鼓舞脏腑之枢机．灌溉脏腑之津液．发为生育之机．人之气力精神亦由此而出。他将真阳之气譬如走马灯之火。真阴之气譬如油．二者不可缺一。由此可见，他对命门、精宫，真阴、真阳等含义、位置、作用的认识较历代医学家有新见。其描述的真阴真阳对人体生育、成长及维持生命活动等重要生理功能和调节规律．与现代生理学有关神经体液调节功能似有暗合。可见朱氏在当时条件下．已能突破前入巢臼．大胆融汇中西医学的理论。发展创新了中医学理论。
朱氏治学严谨．博览精研．求实创新．贯通中西．以发展中医理论，为中西医汇通派中一位开明的医家．
恽铁樵(1878～1935) 中国医学家。名树钰。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作为先学文后攻医者，恽氏一生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计有《文苑集》、《论医集》（以上第一辑），《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热病学》（以上第二辑），《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病理概论》、《病理各论》（以上第三辑），《临诊笔记》、《临诊讲演录》、《金匮翼方选按》、《风劳臌病论》（以上第四辑），《保赤新书》、《妇科大略》、《论药集》（以上第五辑），《十二经穴病候撮要》、《神经系病理治疗》、《麟爪集》（以上第六辑），《伤
寒论辑义按》（以上第七辑），《药庵医案》（以上第八辑）等，统名为《药庵医学丛书》。此外，恽氏在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期间，还主持撰写了数十种函授讲义，如《内经要义选刊》、《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等。恽氏在治疗用药方面，见解独到。
恽氏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主张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新知以补充、提高和发展中医药学。他认为，欲使中医学进步演进，必须“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各有长处，中医重视人体在整个大自然中随四时阴阳而发生的运动变化，而西医则于生理上重视解剖，于病理上重视局部病灶。两种医学之间应该相互沟通、取长补短。但同时亦强调“断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只能取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恽氏从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角度，倡导中西两种医学沟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恽氏所处时代正值中西文化交汇之际，业医者大多忽视理论学习而更侧重于具体方药的积累，致使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被束之高阁，少有问津。恽氏从维护中医学理论体系科学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内经》的理论实质，对构成中医学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令人费解之处作了比较圆满的解释。他所提出的“四时五行”观点，把自然界四时的交替变化看作宇宙万物变化的支配力量，从而揭示出《内经》的理论核心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一脉相承，即由四时的风寒暑湿化生出六气，由四时的生长收藏化生出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故而，四时成为《内经》的基础，“《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恽氏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明白晓畅地解释了中医学朴素辩证的认知思维。
恽铁樵业医之际，正值国内中医、西医并存、论争之时，通过比较并作出抉择成为当时业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特别是西医余云岫刊布《灵素商兑》，认为中医不科学之后，中西医学之争日趋激烈。恽铁樵是当时中医学界第一位挺身而出迎接余云岫挑战者。受其影响，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杨则民等亦纷纷著书立说，回应余云岫的挑战。在这场中西医学的论争当中，恽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锡纯（1860～1933）中国医学家。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寿甫。河北盐山人。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读经书，习举子业，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弟后，遵父命改学医学，上自《黄帝内经》、《伤寒论》，下至历代各家之说，无不披览。同时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
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 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
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丁福保（１８７４～１９５２）字仲祜，号畴居士，一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近代藏书家、书目专家。１８９５年（光绪二十一年）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次年考取季才，后随华蘅芳学数学，编撰了《算学书目提要》。又鉴于身体多病，改习医学，创办丁氏医院、医学书局，先后编译出版了近８０种国内外医学书籍，合称《丁氏医学丛书》。１９１８年就编有《历代医学书目提要》，后又与人合编《四库总录医药编》，兼收中外医学书籍。
丁福保原有国学基础，热心收集整理古籍。其中有不少善本古籍，辛亥革命前后，编辑刊印有《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语续编》、《清诗话》等数部丛书。编辑时，“误者正之，伪者删之，阙者补之”。另有《文选类话》，历时20年始成。民国5年起，他信奉佛教，宣扬佛学，编写了《佛学指南》、《佛学初阶》等读物，笺注了《金刚经》、《六祖坛经》等10余种佛教典籍；翻译日本【织田佛教大辞典】（同时参考日本出版的几种佛教辞典），编成了《佛学大辞典》。早年在日本购得国内已经散佚的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和辽释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两书，他据此编为《一切经音义汇编》，石刻重印广为流传。又选辑道教经籍100种，编成《道藏精华录》。后又撰写《老子道德经笺注》。
此外，丁福保喜藏书，早年仰慕南菁书院藏书，曾手抄书院目录１册，以备购藏。１９２４年自称藏有“十万又三千”卷书，建“诂林精舍”，后来，藏书达１５万卷。先后捐赠各国图书馆、学校，其中捐给上海震旦大学图书馆２万余册、５万余卷古今刊本。编著有《文选类诂》、《尔牙诂林》、《古钱大辞典》等
陆渊雷(1894～1955) 近现代医家。字彭年，江苏川沙县人。从朴学大师姚孟醺学习经学、小学，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于医学亦多所涉猎。尝师事恽铁樵，并协助其举办函授学校，又执教于上海多所中医院校。后又与徐衡之、章次公等人创办上海国医学校，任教务长。后又任学术整理委员，并创刊《中医新生命》及“遥从”（即函授）部。1949年后，又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等。
陆氏在学术上参汇中西两种医学，为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之代表人物之一，以中西汇通之观点研究《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所著有《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常以现代西医之观点解释中医传统观点，有时对古代医经持否定观点，招致甚多非议。
陆氏认为《伤寒杂病论》乃经方之冠首，治疗之极则，学医所必由也。仲景之三阳，皆视其抗病力所在而为之界说，太阳为在表在上，阳明为在里在下，而少阳自昔称为半表半里。他认为近世温热学所谓温邪犯肺，逆传心包者，其病即所谓大叶性肺炎。遇此等症，每视其证候，投以仲景方麻杏甘石、小青龙、麻黄等汤，不过三五日即愈。
瘀血之病，西医所谓血栓栓塞者，于此等病，每视其证候，投以仲景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丸、桂枝茯苓丸、大黄牡丹皮汤、当归芍药散、下瘀血汤、大黄蔗虫丸等剂，取效亦速。
肠痈为杂病之一，亦有显明之证候。肠痈始起未成脓可下，大黄牡丹汤主之，近于急性，脓已成不可下，薏苡附子败酱散所主近于慢性。马齿苋、红藤，为肠痈特效药，即用二物加薏苡败酱散等治之。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
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每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为继承其宝贵经验，经门人整理，已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
王惟一（９８７—１０６７），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并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
宋时，针灸学非常盛行，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脱简错讹甚多，用以指导临床，往往出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根据这些情况，王惟一及其同行，产生了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及铸造标有十二经循行路线及穴位的铜人，以统一针灸诸家之说的念头及设
想。铜人和图经，在当时的医疗教学和医官考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统一和发展我国针灸学作出了很大贡献。
王惟一是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在针灸学方面，他一生致力于这方面的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尤其对皇甫谧的《甲乙经》很有研究，且在学术上受其影响颇深。他把很多不统一的有关针灸学著作，加以去伪存真的整理，“以铜人为式，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的研究方法，将十二经脉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用直观的方法记录和描绘出来，并对
前代有关“经穴”的学说，进行了订正和改进，推动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在医学教育方面，王惟一所设计的铜人，在脏腑的布局，经络的循行，穴位的精确等方面，不仅科学性强，而且工艺水平相当高。铜人的铸造，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尤其在针灸学和针灸教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故为历来针灸学家所推崇，即至现在仍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
医集：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
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为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书中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
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在我国古代，大部分药物是植物药，所以“本草”成了它们的代名词，这部书也以“本草经”命名。汉代托古之风盛行，人们尊古薄今，为了提高该书的地位，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它借用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物这妇孺皆知的传说，将神农冠于书名之首，定名为《神农本草经》。俨然《内经》冠以黄帝一样，都是出于托名古代圣贤的意图。
《伤寒杂病论》公元3世纪初，为张仲景所著。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到了晋朝，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
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
《太素》隋杨上善撰。原书30卷，今国内只存23卷残本。此书是《黄帝内经》早期传本之一，包括《素问》、《针经》（即《灵枢》）两部分内容。杨氏据其内容性质之异同，各归其属，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泄、伤寒、邪论、风论、气论、杂病十九大类重予编次、注释。编撰体例取法皇甫谧《甲乙经》，而无编辑害义之失。其文先列述义较完整之篇段，而以所移迻之短章碎文附于其后，不使原文杂糅。其相承旧本有可疑者，于注中详加训释，不轻易改动原文，不仅保存了《黄帝内经》各篇之早期文字形态，而杨氏注文在考校字义，诠释发挥以
及引录古籍佚文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现存日本天保年间写本、日本影抄卷子本、清刻本、《丛书集成》本等多种抄本、刊本。建国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将萧延平兰陵堂仿宋刻本予以影印出版。
《次注皇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又名《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注于宝应元年(762)。
《素问》系王冰重新整理编次并注释《黄帝内经》素问部分而成。《素问》原书九卷，81篇。自汉至唐，屡经增改、传抄，至唐代已“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易难”。（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王氏遂以南朝全元起《内经训解》为依据，对《素问》进行了编次注
释，并故曰次注，将其师旧藏之卷的七篇大论补入，并对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之处搜求经论，迁移补之；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旨趣，加以阐明。历时十二年，于唐宝应元年（762）完成此一巨著，王氏在增改经文时，态度严谨。“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亲揉”（王洋《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P7，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第1版）。在注释方面，广泛引证多种古籍，对原文详细注释。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于嘉祐二年(1057)对该书进行校勘。此后各种刊本虽经或分或合的演变，然均以此本为依据。
《素问》一书流传甚广，反复刊刻，较全善本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武陵顾从德翻宋刻本。1956年和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两次据顾从德本校勘出版影印本。
《诸病源候论》是中国最早的论述以内科为主各科病病因和证候的专著。又称《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50卷。隋代巢元方等撰于大业六年（610）。该书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对临床各科病证进行了搜求、征集、编纂，并予系统地分类。全书分67门，载列证候论1739条。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但不记载治疗方药。《诸病源候论》内容丰富，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手术等方面，有不少精辟论述，对后世医学影响较大。书中关于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的记载，都是世界外科史的首创，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外科手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医著的病因、病理分析，大多依据此书。
除此之外，《诸病源候论》还是一部记载了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重要著作，从该书所载的对于病因的认识方面的内容看，当时的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全面周到、分析透彻的程度。也许是受到了文化导向的影响，医学史上，多数医家更加重视对于理、法、方、药等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这方面的专著非常少。而《诸病源候论》内容的全面和周到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缺，直到今天的医学发展水平，它仍称得上是一部完备的好书。
《肘后方》治疗学专著。全称《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东晋葛洪著，系将其所著《金匮药方》（一作《玉函方》）撷要而成。后经梁代陶弘景增订为《补阙肘后百一方》。
金代杨用道再次增补方成今本《肘后备急方》收录了直至 4世纪时民间验方验法多种。全书共8卷70篇。在葛洪的生活年代,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他广泛收集民间验方验法，结合个人经验，辑成此书。所载方药价廉效著，治法简便易行。该书主要论述内科急性病证,兼及外伤科及五官科等。最早指出沙虱病(恙虫病)系沙虱所致,并描述了沙虱的生活习性。还提出“温病”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所致，超越《内经》传统的病因概念。所介绍的小夹板固定伤骨法以及捏脊手法等至今仍在使用，而角法则为拔罐法之原型。以青蒿绞汁治疗疟疾的经验更为今日青蒿素抗疟药发明之远因。本书还保留一些现存他书未载的前代方剂，故有一定文献价值。今有明、清版文10余种，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的明万历二年刊本为较好的通行本。
《千金要方》综合性临床医著。本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孙思邈认为生命的价值贵于千金，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殆，价值更当胜于此，因而用《千金要方》作为书名,简称《千金方》。30卷。明代后有按《道藏》经义析为93卷者，内容同。唐代孙思邈撰于永徽三年(约652年)。作者以人命重于千金，故取“千金”为书名。是感于当时的方药本草部秩浩繁，仓卒间求检不易，乃博采群经，删繁去复，并结合个人经验而撰成 。卷 1医学总论及本草、制药等；卷2～4妇科病；卷5儿科病；卷6七窍病；卷7～10诸风、脚气、伤寒；卷11 ～
20系按脏腑顺序排列的一些内科杂病；卷21消渴、淋闭等症 ；卷22疔肿痈疽；卷23痔漏；卷24解毒并杂治；卷25备急诸术；卷26～27食治并养性；卷28平脉；卷29～30针灸孔穴主治。总计233门，合方论5300首。书中所载医论、医方较系统地总结了自《内经》以后至唐初的医学成就，是一部科学价值较高的著作。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是中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其妇、儿科专卷的论述，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脏腑寒热虚实为纲，与现代医学按系统分类有相似之处；其中将飞尸鬼疰（类似肺结核病）归入肺脏证治，提出霍乱因饮食而起，以及对附骨疽（骨关节结核）好发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与痈疽关系的记载，均显示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阿是穴的选用、“同身寸”的提倡，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因此，《千金要方》素为后世医学家所重视。《千金要方》还流传至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千金翼方》，唐孙思邈撰，约成书于永淳二年(682)。作者集晚年近三十年之经验，以补早塞巨著《千金要方》之不足，故名翼方。《千金翼方》系统论述了伤寒六经辨证，内科杂病、外科疮肿、诊病察色，辨别阴阳表里虚实以及治疗技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经验。 此书共30卷，北宋时期校正医书局对其传本予以校正，并刊行全国。我国自宋迄今刻印、影印近二十版次。 《千金翼方》后来在明代以前失传了。明朝大德年间，刻了一个本子《千金翼方》，这个本子在
中国丢失了，传到了日本，日本还保存着明代大德年间那个古抄本。后来从日本，把大德刻本又引进了中国，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50年代影印的《千金翼方》，它是从日本引进来的。日本除珍藏有中国六种刊本外，尚有日本翻刻的两种较好版本，现存版本中，以万历三十三年(1605)王肯堂刻本最佳。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江户医学本出
转的影印本较为常见。
《外台秘要》中国唐代由文献辑录而成的综合性医书。又名《外台秘要方》。40卷。王焘撰成于天宝十一载（752）。本书汇集了初唐及唐以前的医学著作。对医学文献进行大量的整理工作，使前人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方药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 。卷1～2为伤寒；卷3～6为天行、温病、疟疾、霍乱等；卷7～20为心痛、痰饮、咳嗽等内科杂病；卷21～22为五官科疾病；卷23～24为瘿瘤、痈疽等；卷25～27为痢、痔诸病；卷28～30为中恶、金疮、恶疾等；卷31～32为采药、丸散、面部诸疾；卷33～36为妇儿疾病；
卷37～38为乳石；卷39～40为明堂灸法。全书共1104门，均先论后方，载方6000余首。凡书中引用书籍都详细注明出处，保存大量唐以前医学文献，为研究中国医疗技术史及发掘中医宝库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和考察依据。公元1069年，本书曾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刻。1640年又经程衍道校勘，1949年后有影印本。
《雷公炮灸论》
《本草经集注》（约公元480－498年前）是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著。陶氏认为《本经》自“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揉，冷热交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等问题，于是给予整理、作注。又从《名医别录》中选取365种药与《本经》合编，
用红、黑二色分别写《本经》与《别录》的内容，名之为《本草经集注》。
本书共7卷，载药730种，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7类，这是药物分类的一个进步，但每类之中仍分三品。又创“诸病通用药”，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已、秦艽、芎劳等，治黄疽通用药有茵陈。柜子、紫草等。这对临床选择用药，有很大的助益。对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炮制、用量、服法、药品真伪等与疗效的关系，均有所论述。本书问世后有很大的影响，唐代的《新修本草》就是在此书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
本书原书已佚，现仅存有敦煌石室所藏的残本。但原书中的主要内容，还可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之中见到。
《新修本草》（公元657－659年，唐显庆2－4年）是苏敬等所编著。世称《唐本草》。本书有本草20卷，目录1卷，又有药图25卷，图经7卷，计53卷。载药844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所增加的药物中，有一部分外来药品，如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诃黎勒等。分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回互类。本书
原著已不全，现仅有本草部分残卷的影印本；但原书的主要内容，还可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中见到。现有复辑本问世，名之曰《唐·新修本草》。
本书正文部分收录了850种药，比前代药学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114种，对古书未载的内容加以补充，内容有误者，重加修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正式颁布天下之後就作为临床用药的法律和学术依据，流传了400馀年，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成书于唐显庆四年的本草学著作《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由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药学专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称《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骨伤科专著。又名《理伤续断方》、《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方》。一卷。唐·蔺道人传。刊于846年前后。首论整骨手法的14个步骤和方剂，次论伤损的治法及方剂。书中记述了关节脱臼、跌打损伤、止血以及手术复位、牵引、扩创、填塞、缝合手术操作等内容。本书成书较早，在骨伤科著作中有较大影响。于临床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存明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该书集《素问》、《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
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防疾病之目的。同
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649个。《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关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
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
《经效产宝》，又名《产宝》，成书于847-852年间。作者昝殷集唐代以前诸家关于胎产的论述，兼收民间验方，结合个人临床经验著成此书。
《产宝》3卷，分52篇，371方。上卷论述养胎、保胎、安胎、食忌、恶阻、胎动不安、漏胞下血、身肿腹胀以及难产诸疾，特别对横产、倒产作重点介绍。中下卷论述产科各种疾病的治疗与方剂共25篇。本书围绕妊娠、分娩、产后等病症详论证治。每类
证型先列医论，后述方药；治疗上重视调理气血，补益脾肾，对血晕的急救措施符合实际，且简便易行。
该书保留了唐以前产科方面的经验方药，为后世妇产科之法则，对中国产科发展有一定贡献。
《颅囟经》儿科著作。书名取小儿初生时颅囟未合之义。又名《师巫颅囟经》。二卷（一作三卷）。托名周穆王时“师巫”所传（一作东汉·卫汛撰）。明代以后原书已佚，今之所存乃辑自《永乐大典》的《四库全书》本已非全帙。内容首论脉法，次论病源、病证，再次为惊痫癫证治、疳痢证治及火丹证治。文字简略，是现存较早的儿科专书。现有《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本。
《三因极一辨证方论》成书于1174年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宋代医家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所著。此书继承、发展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病因学理论，创立了病因分类的“三因学说”。并以病因为纲，脉、病、证、治为目建立了中医病因辨证论治方法体系。实践了其“因脉以识病，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分别三因，归于一治”，由博返约，执简驭繁的治学思想与学术理念。全书共18卷，类分180门，收方1050余首。其书卷1至卷7 是以外感六淫为主的外所因性疾病(五运六气在其中)；卷8至卷14的前半部分是以内所因性为主的疾病(比如脏腑
寒热虚实诸病)；卷14的后半部分开始至本书18卷结束，依次介绍外科、五官科、妇科、小儿诸病。本书不但对学习中医治疗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探讨中医病因学说，更属必要参阅读物。
《注解伤寒论》，伤寒著作。十卷。汉·张仲景著，金·成元己注。书成于1144年。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全注本。明赵开美校刻《仲景全书》时，盛赞成氏“博极研精，深造自得，本难（经）、素（问）、灵枢诸书以发明其奥：因仲景方论以辨析其理。极表里、虚实、阴阳、死生之说，究药病轻重去取加减之意。”遵照王叔和旧制对《伤寒论》之编次不作任何改动。全书注解比较详明，能够阐析仲景辨证论治之理，立法处方之趣，对后世伤寒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偶有随文训释、自相矛盾之处。当前的成注本有明·汪济川校刊本及《医统正脉》本等。1949年以后有排印本。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书名。一名《和剂局方》。十卷。宋太医局编。初刊于1078年以后。本书是宋代大医局所属药局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宋代曾多次增补修订刊行，而书名、卷次也有多次调整。最早曾名《太医局方》。徽宗崇宁间（1102-1106年），药局拟定制剂规范，称《和剂局方》。大观时（1107-1110年），医官陈承、裴宗元、陈师文曾加校正。成五卷21门、收279方。南渡后绍兴十八年（1148年）药局改“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方》也改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后经宝庆、淳佑，陆续增补而为十卷。成为现存通行本。将成药方剂分为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
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及小儿诸疾共14门，788方。均系收录民间常用的有效中药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修制法。其中有许多名方，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紫雪丹、四物汤、逍遥散等。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有的刊本在书末附有陈师文等撰《图经本草药性总论》（为本草提要性质的著作）和许洪撰《用药总论指南》（为药物总论性质的著作）各3卷。现存多种明、清刻本，1925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普济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本事方》。宋·许叔微撰。约刊行于绍兴二年(1132)。该书成于许氏晚年，为其生平历验有效之方、医案和理论心得的汇集之作，取名“本事”，意其所记皆
为亲身体验的事实。现存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10卷，分为23门。包括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心小肠脾胃病，肺肾病等脏脏常见病。及其他内科杂病，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诸证，伤寒时疫证等，每门分列数证，证下系方若干，每方均简述主证、病因、病机、用药、炮制及眼法，或载有关医论、病案、灸治、煨治法等内容。
该书文字简明，列证、辑方切于临床。如对各类积证，除用缠金丹等治疗外，又依病情分为：酒、肉、血、气、水、涎、食六类病候，分别治疗；对阴毒证，由浅入深分为始得、渐深、沉困三候，而以正元散、玉女散、灼艾脐中等方药分别治疗。该书许多方、论为后世医家吸取或借鉴，如治疗中风的豨莶丸被《寿世保元》、《兰台轨范》、《成方切用》等书收录；治疗肠风的槐花散流传至今，已成为治疗痔疾的名方。
《证类本草》是北宋药物学集大成之著。全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31卷60余万言。在广泛的文献辑录基础上，收药1748种。许多已散失的医方赖其得以留存。北宋唐慎微约撰于元丰五年(1082)前后。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后迁居成都行医，医术高明。他为士人治病，不要报酬，只求给他提供医药资料。《证类本草》中广博的资料就是用这种方法征集到的。
唐慎微在医药上的最大贡献是著述药物学专著《证类本草》，他以《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为基础，参阅了《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专著，总结北宋以前历代药物学成就，其内容非常丰富，载药１５５８种，新增药物达４７６种，如灵砂、桑牛等皆为首次载入。查阅时有按图索骥之便。在药物主治等方面，详加阐述与考证，每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炙资料。该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唐氏选辑书目达２００余种，除医药著作外，还辑录了“经史外传”、“佛书道藏”等书中有关医药方面的资料。在辑录古代文献时，忠实于原貌，以采录原文为主。对研究六朝、隋唐、五代的药物和方剂学，对辑佚和整理古典医籍，提供了宝贵资料。
全书载古今单方验方３０００余首，方论１０００余首，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经验。
《敖氏伤寒金镜录》诊断学著作。简称《伤寒金镜录》。元·杜清碧撰于1341年。世传较早的刊本为明·薛己所传，后再刻于《摄生众妙方》卷下，清·王琢崖复刻于《医林指月》中，并有其它袖珍本多种。其中以《摄生众妙方》刻本为精，讹误较少。全书叙述三十六舌，并附简图，每种病理舌均记载其所主证候，并介绍这些证候的治法和方药，或辨明类似证的轻重缓急、寒热虚实。不
仅能辨伤寒外感病的传变，对于杂症、内伤病的虚实，亦可从此类推。此书是现存较早的舌诊专著，以其图文并茂，故对后世影响较大。此书后经重订，现有明、清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诊家枢要》脉学著作。元·滑寿约撰于1359年。
本书专论脉诊，滑氏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专精脉学，他会通了元以前的脉学，结合自己的心得，撰成此书。全书除介绍脉法及其原理以外，凡脉的名称和形象，类分条析，扼要叙述，语简义尽。本书不分卷次，内容依次为“脉象大旨”，论述了脉象依人体气血、寒热、情志、性别之差异而有所不同的一般规律；“左
右手配脏腑部位”，主论寸、关、尺三部脉与脏腑的关系；“五脏平脉”。阐述心、肝、脾、肺、肾五脏之正常脉象的形态及原理；“四时平脉”，主述正常脉象应四时变化而不同，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呼吸沉浮定五脏脉”及“因指下轻重以定五脏”阐述了五脏脉与呼吸的关系；“三部所主”，主述了寸、关、尺三部及浮、中、沉三候所主病证、病候；“诊脉之道”，详述了诊脉的方法；“脉阴阳类成”，阐述了３０部脉象的体象及主病；“妇人脉法”及“小儿脉”，根据妇儿的生理特点，主述了妇儿脉象的诊法及主病；“诊家宗法”，主要论述了诊脉要而言之，诊家宗法终不离浮沉、迟数等１６种阴阳对峙的脉象。本书叙述了浮、沉、迟、数、虚、实、洪、微、弦、缓、涩、长、短、大、小、石、紧、弱、动、伏、促、结、芤、革、濡、牢、疾、细、代、散３０种脉，每条首叙该脉体象及主病，然后依临床常见兼脉简述其病候。最后依该脉所现寸、关、尺不同部位分述其常见病证。所述简而明，切于实用。本书首论脉象大旨及辨脉法，颇多创见，在其辨脉法中，滑氏以浮、沉、迟、数、滑、涩六脉为纲，芤、洪、数、大、长、濡、弦皆轻手得之，可以浮概之；伏、石、短、细、牢皆重手得之；可以沉概之，缓、微、弱、皆迟之类；疾、促皆数之类。此书对脉体的描述，多采用两种相反脉象对照的方法，两脉相对，互为参校。故书中“诊家宗法”一篇，专述了１６种脉象阴阳反目对峙的区分。此书在讨论脉理、平脉、病脉、小儿指纹诊要诸问题的论述中均有独到之处，尤其是诊脉之道，论述之详，涉及之广及诸脉阴阳相反对照的写作方法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并为后世所重视。 现存主要版本：明·弘治十七年古绛韩重刻本；见《明医指掌》本；见《明医指掌药性赋合刊》本；见《周氏医学丛书》本；１９５９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
《察病指南》宋·施桂堂著。成书于公元１２４１年。 此书以阐述脉学为主，兼附听声、察色、考味等诊法，是我国现存较早而系统的一部诊断学专著。
施氏取《内经》、《难经》、《甲乙经》及诸家有关脉学诊法的论著，参互考订，并从临床实际出发，将其有诊断价值的，切于实用的脉象“分门纂类，裒为一集，名曰《察病指
南》。全书共３卷。卷上总论脉法。阐述了脉的三部诊法及其和脏腑的配属关系，诊
脉方法，五脏六腑与四季的平脉、病脉、辨三因以及定生死脉诀２７则。卷中为辨七表八里九道、七死脉及诊七表相承病法。卷下叙述伤寒、温病、热病、水病、消渴、泄泻、下痢、肠澼、咳嗽等２１类病证的生死脉象变化，并载有妇人病脉、胎脉和小儿诸病的脉法１１则。全书内容，以论脉为主，对平脉、病脉以及诊脉原理皆根据古圣贤的遗论，加以推广补充。其他言之未尽照著者，附以己意加以阐明。书中卷下载有审诸病生死脉法，举临床常见病证，采诸家论脉学说，删繁摘要，附以经验，一一详述其生死脉象变化，论脉辨证，明白易晓，切于实用，对临床诊断疾病，了解预后有一定的帮助。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书中以脉搏跳动的现象，创制３３种脉象图，以图示脉，形象生动，别开生面。此书虽以论脉为主，但又不专执一端，书中对听声、察色、考味等其他诊法亦有阐发，示人诊断疾病应四诊合参，方为全面。总之，本书具有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并附歌诀，易学易记的特点，是一部可供临床参考的诊断学书目。
现存主要版本：日本·庆安二年刻本；１９２４年杭州三三医社铅印本；１９２５年上海中华新教育社石印本。
《十四经发挥》经脉学著作。三卷。元·滑寿撰。刊于1341年。
卷上为“手足阴阳流注篇”，统论经脉循行的规律；卷中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依据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的流注次序分别论述各经经穴歌诀相应脏腑机能、经穴部位和经脉主病等。以上二篇实为滑氏将元·忽必泰列所撰《金兰循经》加以注释和补充。
卷下为“奇经八脉篇”，参考《内经》、《难经》、《甲乙经》、《圣济总录》等书对奇经八脉起止、循行路线、所属经穴部位及主病等予以系统论述。
全书附有俯、仰人尺寸图及十四经经穴图。有明代复刻本，又被收入《薛氏医案二十四种》中。1949年后有排印校注本。
《十四经发挥》在元代忽泰必烈的《金兰循经取穴图解》的基础上充实而成.《十四经发挥》刊行后 ,于1303年刊行的《金兰循经》渐散佚,至无传本.
《十四经发挥》的主要特点,是以十二经脉的流注先后为序注明有关穴位,因任,督二经也有专穴,故附入,总称为十四经.
《洗冤集录》是中国古代法医学著作。南宋宋慈著，刊于宋淳祐七年（1247），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 宋代，法医方面的知识有了比较迅速的进步，有无名氏的《内恕录》，1200年郑克的《折狱龟鉴》，1213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以及赵逸斋的《平冤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等有关法医检验
的著作接连问世。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它也是世界上比较早的法医专著。过了300多年以后，意大利人菲德里于1602年写成了西方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全书共5卷，卷1载条令和总说，卷2验尸，卷3至卷5备载各种伤、死情况。《洗冤录》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检查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书中对于自杀、他杀或病死的区别十分明确，案例详明。如溺死与非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等都详加区分，并列述各种猝死情状。这部书中所记载的如洗尸、人工呼吸法、夹板固定伤断部位，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毒等都是合乎科学道理的。13至19世纪，《洗冤录》不仅在我国沿用6百多年之久，成为后世各种法医著作的主要参考书，并且广泛外传，被译成荷兰文、法文、德文以及朝、日、英、俄等各种文本。
《外科精要》外科著作。宋·陈自明撰。三卷。刊于1263年。本书是在李迅、伍起予及曾孚先等人的外科学著作基础上进一步补充整理而成。全书共60篇，重点叙述痈疽发背的诊断、鉴别及灸法、用药等，内容简要。作者认为外科用药，应根据经络虚实，因证施治，不可泥于热毒内攻，而专用寒凉克伐之剂。明·薛己曾对此书予以增损补注，并附若干验案，收入《薛氏医案》中。此外近代又有将本书改题《外科宝鉴》者。现存明刻本等。
《外科精义》外科著作。二卷。元·齐德之撰。撰年未详。卷上为外科医论，共有论疮肿诊候八式法等35篇。其中包括疮肿的辨识、脉法、内服及外治诸法，五发疽、附骨疽、阴疮、时毒、疔疮、瘰疬、痔疮等病的证治；卷下为汤丸膏丹，共145首外科方，并附论炮制诸药，及单方主疗疮肿法。内容简要。选方也较实用。现存明、清刻本等。1949年后有影印本。
《永类钤方》》，李仲南撰，二十二卷。1331年成书，初由李仲南集成，后经孙允贤补订，原名“锡类钤方”，后改名“水类钤方”，现存主要版本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根据元代至顺年间刻本影印本。
该书卷1为诊脉图诀，风、寒、暑、湿四中四伤钤田方论；卷2～7列伤寒、杂病证治内容；卷8为“南阳活人书伤寒集要方”；卷9～1
0为“和剂局杂病方集要”；卷11～14辑录宋元间诸医亲病治验方；卷15～17为妇科证治方论；卷18～19为产科证治方论；卷20为儿科学证治内存“全婴总要”；卷21为骨伤科证治方论。
书中以图散形式对比论述“伤寒”与“杂病”两大证候的脉、病、证、治等内容，并以三因之说加以阐发，纲目清晰、明了，骨伤科病证中，载录了多种骨折、脱臼、整
复、夹板固定法，和若干医疗器械、方药等内容。其中首创的过伸法处理腰椎骨折，丰富了创伤骨科的诊断治疗经验。
《妇人大全良方》》，又名《妇人良方大全》、《妇人良方集要》、《妇人良方》，作者为陈自明，成书1237年。
陈自明出身于世医家庭，精于妇产科，他认为妇科病最为难治，尤其产科诸证多有危险，他收集各家的长处，再加上家传验方，编
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
本书24卷，原分8门，共260多篇论述。薛己《校注妇人良
方》增删了部分内容，分为10门，每论之下，都加按语，并大多附以治验和新方。本书引述了多种医书，分别对胎儿发育状态、妊娠诊断、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忌、妊娠期特有疾病、各种难产、产褥期护理及产后病证，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该书是对前人成就及作者临床经验的总结，内容丰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完整的体系，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很高，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完善的妇产科专著，它的流传为促进中国中医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小儿药证直诀》》，中医儿科的奠基之作。又名《小儿药证真诀》、《钱氏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钱乙撰，由钱氏门人阎孝忠编集而成。书成于公元1119年。本书是中国早期内容比较完整，并载有病案的儿科重要专著。《小儿药证直诀》有仿宋刊本及清武英殿聚珍本二种。前者是原书的复刻本，后者是辑佚本，内容略有出入。卷上为脉证治法，共载小儿诊候及方论81篇；卷中详记钱氏小儿病医案23则；卷下诸方，论述儿科方剂的配伍和用法。书中简要地记述
了小儿病的诊断与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卷首附有钱仲阳传一篇 ，书后附有阎孝忠《阎氏小儿方论》1卷，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卷。1949年后有影印本。
《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本已散佚。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19卷，明抄本存35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原作168卷。
本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
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
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它载方达61739首。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这个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医宗金鉴》被《四库全书》收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医宗金鉴》有很高的评价。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教科书就被一再的翻刻重印，广为流传。公元1739年，乾隆皇帝诏令太医院右院判吴谦主持编纂一套大型的医学丛书。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他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吴谦奉旨后，下令征集全国的各
种新旧医书，并挑选了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70多位官员共同编修。历时三年的时间，终于编辑完成。《医宗金鉴》全书共分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图、说、方、论俱备，并附有歌诀，便于记诵，尤其切合临床实用。流传极为广泛。
《证治准绳》，医学丛书。又名《六科证治准绳》或《六科准绳》，明·王肯堂撰。刊于1602年。
全书共44卷。《杂病证治准绳》卷1～6专论内科杂病，分诸中、诸伤、寒热、诸气、诸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腑等12门，131种病证，卷7～8为七窍门，包括五官、咽喉、毛发、筋骨、皮肤、蛊虫等19种病证。各门前有总论，后按病证分述，不载方药。各证下再详列不同病症，辨证精细，分析入微，《杂病证治类方》按《杂病证治准绳》而分类列方。
《伤寒证治准绳》8卷。卷1为伤寒总例，卷2～7为六经病证、合病、坏病、狐惑、百合病、瘥后诸病、阴阳易、春温、夏署、秋疟等，以及妇人、小儿伤寒。论述以《伤寒论》方论为主，广集各家治法，并注明出处。
《疡医证治准绳》又名《疡科证治准绳》，6卷。卷1～5专论外科病证，卷6为损伤，对人体骨骼解剖叙述最详，颇为正确。
《幼科证治准绳》宗钱乙按五脏分证编次。卷1为初生门，首载证治通论，次叙初生胎疾。卷2肝部，含惊搐、痫、中风、眼目、淋、疝、咽喉等。卷3～6为心部，包括发热、心痛、烦操、舌、失血、语迟、疮疡等，又着重论述痘疹。卷7～8为脾部，含不乳食、吐泻、痢、疳、痞、黄疸等。卷9为肺、肾部，内容有咳嗽、喘、悲哭、龟胸、脱肛、囱陷、五迟、五软等。列证详备，有论有方。
《女科证治准绳》取自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1为治法通论，列通治妇人诸疾方，次为调经门；卷2～3为杂证门；卷4～5为胎前门；卷6为产后门。各门又
分病证论述，每证有论有方，所引资料，皆有出处，本书为明代妇产科学的代表作。 本书以“列证最详、论治最精”而著称。
书中“医家五戒”、“医家十要”为医生制定守则，提出医德、医术等方面的行为准则，在中国医德史上颇有影响。
《景岳全书》六十四卷 为明代张景岳所著。
《景岳全书》是记录了张景岳毕生治病经验和中医学术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共64卷，100多万字。全书包括传忠录、脉神章、伤寒典、杂证谟、脉神章、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本草正、外科钤和古方八阵、新方八阵等部分，将中医基本理论、诊断辨证、内外妇儿各科临床、治法方剂、本草药性等内容囊括无遗，全面而精详。书中更首创 “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方药八阵分类新法。其自创的《新方八阵》载方186首，
是景岳将一生之临床心得,处方体会、用药特长融于一炉。诚如其所言“此其中有心得焉,有经验焉,有补古之未备焉。”
《明医杂著》》，综合性医书。本书由王纶撰于嘉靖己酉（1502）年，薛己注，刊于1549年。王氏学宗丹溪，把朱、李(东垣)的学术经验融合起来，参以本人心得体会和临证经验而成是书。全书共六卷。卷一至卷三为医论及杂病证治，包括发热、劳瘵、泄泻、痢疾、咳嗽、痰饮等内科病，妇产科和五官科疾病等的辨证施治，分析了李东垣、朱丹溪的治法及方法等，卷四专论风证。卷五论小儿证治。卷六为附方。目前流通本为《薛氏医案》本，由薛己另加注
按，或附医案，内容颇有发挥。现存多种明刻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医宗必读》综合性医书。十卷。明·李中梓撰于1637年。作者深通《内经》，临床经验又极丰富，故撰此书以益后学。卷一医论及图说。医论共十四篇，以介绍医学源流、指导学医门径为主；图说部分根据《内经》列述人体骨度部位及脏腑、生理等。卷二为新著四言脉诀、脉法心参及色诊三篇，提纲挈领地阐述中医的脉学、诊法。卷三
-四本草征要，系选录《本草纲目》部分药物的有关内容，旁采诸家学说、参以己见详予注释。卷五-十论述以内科杂病为主的33种病证的因证及治疗，并附医案。病机分析以《内经》理论为纲，选方大多切于实用，在中医门径书中卓有影响。现存三种明刻本，四十余种清刻本，多种石印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医贯》本书为明·赵献可(养葵)所著。全书6卷，内容为玄元肤论、主客辨疑、绛雪丹书、先天要论(上、下)、后天要论。 该书作者十分强调中医“肾间命门说”，认为命门与肾即水与火的关系，他说：“命门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
也”。并认为养生与治病，如能充分理解此说，不仅能增强体质，而且对于有关医学问题也就豁然贯通了。故书名为《医贯》。
文中论理深透，每一论后，广引诸家之说，举前人有效治验，评以己见，使述与评融为一体。对一些临床疗效好的常用方剂，均作了充分的阐发。因此，本书对于进一步研究“命门学说”是一本有代表性的必读书。
《医林改错》二卷，王清任撰刊于道光十年(1830)，是他访验脏腑四十二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我国中医解剖学上具有
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
本书约有三分之一篇幅为解剖学内容，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作比较，画出他自认为是正确的十三幅解剖图以改错。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的大体描述论，王清任所改是十分准确的。
《医林改错》体现了中医学家革新的勇气，其错失之处，也是由于时代局限，不能亲自动手解剖以致未有精细观察和进行实验所致。
《外科证治全生集》》，又名《外科全生集》，1卷，刊于乾隆五年(1740)。王维德整理祖传秘术及 生平经验而成《外科全生集》。此书后经清末马培之重新分卷并作评注，以前集三卷、后集三卷流
行。
此书先总述痈疽病因、证候、诊法并列症29种。按人体上、中、下三部分论外科病证治疗，并兼以内、妇、儿各科病症治疗经验，计外科效方75首，杂病验方48首。另介绍200余种外科常用药之性能及其他炮制，复附有作者治验之案，甚便于临床施用。
《傅青主女科》又名《女科》二卷，傅山撰，约成书于十七世纪，而至道光七年(1827)方有初刊本：后收入《傅青主男女科》中，合刊本多《傅氏女科全集》，后附《产后篇》2卷。故或又为《女科·产后编》、陆懋修《世补斋医书》收入之校订本、将女科析为8卷、八门。改称《重订傅徵君女科》、《产后编》改名《生化编》。今本《傅青主女科》(《女科》)上卷载带下、血崩、鬼胎、调经、种子等五门，每门下又分若干病候，计38条、39症、41方。下卷则包括妊娠、小产、难产、正产、产后诸症，亦五门，共39条、41症、42方。《产后编》上卷包括产后总论、产前产后方症宜忌及产后诸症治法三部，分列为17症；下卷继之而分列26症，并附补篇一章。全书文字朴实，论述简明扼要，理法方药谨严而实用，重视肝、脾、肾三脏病机，善用气血培补、脾胃调理之法，故颇受妇产医家推崇。
《幼幼集成》儿科著作。六卷。清·陈复正撰。刊于1750年。 书中整理辑录了古代儿科学的一些主要内容。总结了前人对小
儿生理病理特点的论述，对儿科常见病的证治进行了系统的归纳。 卷一论小儿赋禀、诊法、初生儿疾病的防治等；卷二-四分述儿科多种病症（包括内科杂症及外科疮疡），每病除辨证立法外，并附有正方、验方及外治法等；卷五-六为作者删订《万氏痘麻》的各种歌赋170余首，附方130余则。作者还对指纹的临床意义，惊风和伤寒痉病，杂病诸搐等证治的鉴别，儿科用药特别是寒冷药的应用等理论问题，阐述了人见解。现存7种乾隆年间刻本，40种清刻本中多种为石印本。1949年后有排印本。
《针灸大成》中医针灸学著作。10卷。又称《针灸大全》。明代杨继洲撰，靳贤校正。刊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者在早年撰写的《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已佚）一书基础上，进一步汇集了多种针灸文献编撰而成。卷1摘录了《黄帝内经》、《难经》等书的针灸理论；卷2～3针灸歌赋；卷4针法；卷5子午流注及灵龟飞腾针法；卷6～7经络及腧穴；卷8诸症针灸法；卷9选录陈氏（佚名）《小儿按摩经》一书。由于本书较全面地总结了明代以前历代劳动人民积累的有关针灸的学术经验和成就，因而在临床和研究方面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949年后有排印本。
《医方集解》医方著作c本书为清代医家汪昂所著，共三卷。书中搜集切合实用方剂 800余首，分列21门。每方论述包括适应症、药物组成、方义、服法及加减等。该书内容丰富，释义说明、流传甚广，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方剂专著。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类经》，三十二卷。明·张介宾撰，刊于1624年。本书将《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二书的全部内容，以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12类重新加以组合，著成此书。每类又分若干小类。由于内容以类相从，故名《类经》。书中对《内经》作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对《内经》原文作了极为详尽的注释。在全面注释和分类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学习和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书。现存几种明刻本及多种清刻本。1949年后有影印本。
本书是张景岳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继隋代杨上善《太素》之后，对《内经》进行全面分类研究的又一著作，他将《灵枢》、《素问》分作十二大类，三百九十节，全书多从易理，五运六气、脏腑阴阳气血的理论来阐发经文蕴义，颇能启迪后人，深为后世所推崇。
《血证论》为清·唐宗海（1851～1908）著，成书于1884年。唐宗海，字容川，四川彭县人，进士及第，晚清著名医家。缘于其父体弱多病而立志习医，后来，其父患吐血、下血证，照各书施治无效，遂着意探索血证诊治。曾遍览方书，深得《内经》、仲景书之旨，在此基础上，研讨组合方药，“用治血证，十愈八九”，著成“理足方效”的《血证论》，
弥补了此前血证理论和临床整治的空白。本书论证用药颇有独到之处。现存清刻本、石印本、《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本，1949年后有单行排印本。
《医学衷中参西录》亦称《衷中参西录》。30卷。近代张锡纯著。初刊于1918至1934年间，共7期(相当十7个分册)。书中结合中西医学理论和作者的医疗经验阐发医理，颇多独到见解；并制定若干有效方刘。修订本分为医方、药物、医沦、医话和医案5部分*删去某些重复和讹误之处。名曰“衷中参西”，意在初步尝试沟通中西医学。
《中藏经》综合性临床医著。又名《华氏中藏经》，传说为华佗所作，有名邓处中者尝为该书作序，言此书系从华氏寝室遗藏中获得，然语多怪诞，颇不足信，且《隋书》及新旧《唐书》均未著录，疑为六朝人所作，特假托华佗之名而已。成书年代尚无定论。
本书医论部分中对脏腑辨证的论述对后世易水学派有较大影响。书分3卷（《宋书·艺文志》作“一卷”。另有“二卷”本或“八卷”本，内容相同）。从内容分析，《中藏经》可能成书于北宋。该书载述之地黄煎丸，内有山药（旧名薯蓣，为避英宗名讳而改此名），故知此书当成书于英
宗后（1064年以后）。而《中藏经》的书名首见于《宋志》。但清代孙星衍认为：“此书文义古奥，似是六朝人所撰。”亦有人主张，医论与附方部分成书于不同年代。 全书前半部属基础理论范畴，后半部为临床证治内容（以内科杂病为主）。医论部分共49篇，联系脏腑生成和病理以分析证候和脉象，并论各个脏腑的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所述病证包括阴厥、劳伤、中风偏枯、脚弱、水肿、痹证、痞证、瘕积聚等内容。兼论外科常见的疔疮、痈疽等病，书中对一度盛行之“服饵”有较为中肯之评析。临床部分则介绍各科治疗方药及主治病证。所列诸方大多配伍严密，服法交代清楚。不少方剂类似经方，方论亦有精义，为后世临床家所珍视。此书有多种刊本，现存最早为明《医统正脉》本，另有明清多种刊本及日刻本、现代排印本等。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著作。又名《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称《铜人经》或《铜人》。三卷。宋·王惟一撰。书名“铜人”，系在编此书的同时，由王惟一等铸制了我国最早的一具针灸铜人型而得名。书中详述手足三阴三阳经脉和督、任二脉的循行路线和腧穴，参考名家学说予以订正，并绘制经脉腧穴图。此书还对《灵枢·经脉》的原文作了注释。 本书分上、中、下三卷。次年铸成“铜人”二座，与书配合，
故全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上首载正背屈伸人形尺寸图，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经穴图等，其次按手、足阴阳十二经及任、督二脉顺序，逐经记述了经脉循行部位、走向、主病及其所属经穴的位置；卷中先列“针灸避忌太乙图”，继按头、面、肩、项、膺、腋、股、胁等各部，及经穴排列次序，备述每一经穴的部位、主治疾病、针刺深浅、灸疗壮数和针灸禁忌；卷下载列十二经气血多少，及井、荥、俞、经、合五腧穴之穴名，又按手、足阴阳十二经次序，详述各经脉在四肢的经穴部位、主治和针灸法等。后附《穴腧都数》分别记有头、面、颈、背、胸、腋、腹、胁等各部的十二经穴；四肢部经穴部位；“修明堂诀式”（即周身骨度尺寸）；以及“五脏六腑大小尺寸”等，文字简要，具有全书经穴的索引性质。
公元前三四世纪的春秋占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医学家就已发现了人体的经络系统，并逐渐创立了独特的针灸疗法。当时已有许多著名的针灸医生和经络方面的专著。唐代以后，针灸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著名的宋代针灸学龄前家王惟一于１０２７年编成针灸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它内容丰富，形象真实，并富有立体感。全书３卷。这部著作承前启后，可谓集以前针灸学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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