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简史

书记召来，按着末底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

族的方言，并扰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

到古实一百二十七省的扰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以斯

帖记，8：9)

为了向犹太人宣传“上帝的法律”，公元前四世纪末出现了类似今天口译的翻译形式，人们被召集在广场上，文士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So they read in the book in the law of God distinctly，and gave the sense，and cause them to understand the reading.）（尼希米记，8：8）

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和荷马史诗的拉丁语译本己相继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罗马问世。由此算来，西方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涌砚出无数优秀的翻译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探索出许多可行的翻译方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翻译理论。为方便起见，我们采用编年史的方法，逐步介绍西方译事译论。

对西方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历史划分，西方翻译理论家常常莫衷一是。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以重大的翻译活动为标志来划分译论的发展阶段。奈达根据翻译思想的发展认为，西方翻译可分为语文学翻译、语言学翻译、交际学翻译和社会符号学翻译(Nida，1984：9-15)。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1)古典译论至十八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2)从施莱尔马赫至二十世纪中叶;3)战后至七十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内、奈达、穆南和卡特福德为代表；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我国的刘宓庆先生基本采用这一分类法。谭载喜先生将西方翻译划分为六个时期：1)发韧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廖七一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分为三大时期：古典译论时期，公元前三世纪至十八世纪末；近代译论时期，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当代译论时期，二十世纪初至今。根茨勒（E. Gentzler）则以翻译思想为标准，将现代译论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

综观西方译史的全貌，不禁产生这样的印象：其译事活动纷繁交替，译者与译论丰富多彩。较中国译学的发展，更成熟、系统，数十年来，中国译界人士在借鉴西方翻译研究的成果方面，包括研究的方法、手段与思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了解西方翻译的历史，可帮助我们研究西方翻译动态，借鉴西方翻译的学术成果，提供一些材料和线索。我们采用廖七一的分法加以逐一说明。

第一节古典译论

西方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作品已经问世：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了《圣经·旧约》，即后人所称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罗马文学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了《奥德赛》，涅维乌斯（G. Naevius）、恩尼乌斯(Q. Ennius)以及其后的普劳图斯（Plautus)、泰伦斯(Terence)均“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过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米南德的希腊戏剧作品”（谭载喜，1991：4）。公元四0五年，哲罗姆(Jerome)对照希伯来原文翻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不仅使拉丁语读者有了标准的《圣经》译本，而且该译本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惟一文本。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势力的逐渐加强，为了使普通百姓能有自己的《圣经》文本，教会神职人员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活动日益普遍。基督教西哥特主教乌斐拉（Ulfila）曾用哥特语翻译《圣经》。七世纪至八世纪初，阿尔德姆（Aldhem）、阿尔弗烈德国王（King Alfred）、阿尔弗里克(Aelfric)等均曾用英语翻译过《圣经》的一些章节。巴格达、西班牙的托莱多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都是当时西方翻译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盖伦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大量古典哲学和科学名著被翻译出来。其后，法国的欧雷斯米（N . Oresme）、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德国的维尔（Nicolas von Wyle）、英国的乔叟（ G.. Chaucer)、威克利夫（J. Wycliffe）等都是十分活跃的翻译家。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重新发现和振兴大大地促进了古典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使《圣经》、古典文学作品和其他人文科学著作的翻译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重要的忿翻译家有荷兰的伊拉斯漠（D. Erasmus）、德国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法国的阿米欧(J ．Amyot)、多雷（E. Dolet）、英国的诺斯（T. North）、荷兰德（P. Holland）、查普曼（G. Chapman）等。西方各国广泛的翻译活动不仅对译论提出了积极的需求，而且为译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许多翻译理论家同时也是翻译家、文学家、哲学家或艺术家，这使翻译理论的研究一开始就具有十分明显的实践性和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的鲜明特征。古典时期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

西塞罗（Marcy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不仅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哲学家和

演说家，同时兼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在《论善与恶之定义》和《论最优秀的演说家》等著作中，西塞罗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理念的艺术观，但又不“以僵化的理念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以致损伤原文的风格”（刘毖庆，1989a:2）。他的至理名言“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句当字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对后世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塞罗提出，翻译家必须照顾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用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来打动读者或听众；翻译要传达的是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是再创作。翻译文学作品的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由于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翻译冲做到风格对等是完全可能的（谭载喜，1991：24）。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8）是罗马帝国初期著名的诗人和文艺批评家，其代表作品是《论诗艺》。贺拉斯在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上深受西塞罗的影响，坚持翻译应该活译，反对逐句硬译、死译和生搬硬套，认为翻译应该“意义对意义”（sense for sense）。与此同时，贺拉斯主张在创作和翻译中不要默守陈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他提倡“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 这句话经常被翻译家引用，“成为活译、意译者用来批评直译、死译 的名言”（谭载喜，1991：26)。

哲罗姆（St. Jerome, 347-420）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 一，精通希伯来语和拉丁语，酷爱拉丁文学。他不仅完成了第一部 “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并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和切实可行的翻译原则：

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翻译应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语言形式的偏离和词汇的更改不 汉是容许的，而且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宗教翻译，如《圣经》的翻译，应主要采用直译，因为在《圣经》中“词序……是一种玄义”，“对《圣经》原文的句法结构不得有半点改动，否则就会损害《圣经》的深刻含义，降低译文的价值”。而在文学翻译中则主要采取意译的方法，“译者可以而且应该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谭载喜，1991：32）。

3.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在翻译中他敢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进行增补、删改和修正；提出对《圣经》的正确理解应依靠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能力，而不能指望上帝的感召力。

4.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

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是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虽亲自翻译过的作品不多，但其翻译理论却极有价值。他的翻译观主要反映在《论基督教育》、对《旧约·诗篇》的诠释和一些书信之中。奥古斯丁认为优秀的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熟悉待译材料的内容，并有一定的校勘能力。他将译文的风格与译作的读者联系起来，认为翻译启蒙文本需要朴素的风格；颂扬上帝的文本需要典雅的风格；规劝和引导性文本摇要庄严的风格。其次，奥古斯丁在翻译中应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符号学理论，强调所指、能指和判断的三角关系，并将意义和语言形式区别开来，认为意思是“常数”，是根本。在翻译单位问题上，奥古斯丁认为词是基本的翻译单位，更倾向于直译，强调形式与结构的对称。最后，奥古斯丁认为翻译《圣经》必须得到“上帝的感召力俘才能成功，因而他推崇希腊文本，反对哲罗姆译自希伯来语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

西塞罗、贺拉斯和哲罗姆顺畅的译风和敢于冲破直译陈规和原作语言形式束缚的勇气为后来的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坦途。奥古斯丁对古代符号学的研究与探索后来为英国十七

世纪重要哲学家洛克（J ．Locke）所借鉴，成为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雏形的思想源泉（刘宓庆，1989a:2）。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进人中世纪，在强大的宗教势力的限制和异族的统治下，西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翻译研究局限于严格模仿原语与完全尊重译文之争，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译论才开始出现新的突破，马丁·路德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马丁·路德（Marti Luther，1483-1546）是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他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新约》和根据希伯来语翻译的《旧约）先后于一五二二和一五三四年出版，其德语译本《圣经》成为德语的典范，对德国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此外，他翻译的《伊索寓言》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对译论的杰出贡献在于：第一，他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翻译。他坚持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认为不同的语言无法在结构、词汇上求得完全等同。既然《圣经》的读者对象是人民大众，那么“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用拉丁化的德语”（谭载喜，1991：81），摆脱《圣经》只能用拉丁语直译的传统原则，“让《旧约》中的先知们用自然的德语讲话”（Nida，1984:10）。第二，路德认为，只有使用意译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第三，译者应尊重原文，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不能轻信教会神甫的传统解释。为了再现原文的精神实质，译者可以增补原文字面上没有但字里行间蕴涵的意义。第四，翻译应依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最后，他提出翻译应遵循的七条原则：可以改变原文词序；可以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连词；可以省略；可以用词组替代单词；可以将比喻改为非比喻用法，反之亦然；注意文字的变异和翻译的准确（谭载喜，1991：83）。

路德的译论吸取了荷兰翻译理论家伊拉斯漠的研究成果，并将伊拉斯漠的语言学方法应用于对《圣经》的解释，认为这是理解原文的关键。在路德之后，著名的译论家还有法国的多雷，英国的诺斯、荷兰德和查普曼，他们都为民族语言的翻译活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使古典译论冲破中世纪宗教势力的樊篱，向近代译论顺利过渡。

第二节近代译论

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各国翻译活动的规模虽稍逊于文艺复兴时期，但翻译题材更加广泛。就法国和俄国而言，翻译活动的高潮实际上是在这一时期才相继出现的。在这三百多年间，西方各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出版了令人瞩目的文学和人文科学译著。就翻译理论而言，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翻译理论家开始走出狭隘的研究范围，视野更加开阔，提出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谭载喜，1991：106-108）。德莱顿（John Dryden）对翻译的系统的研究，泰特勒(Tytler)的《论翻译的原则》(The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的发表，阿诺德与纽曼围绕荷马史诗进行的论争，歌德、施莱尔马赫和洪堡从语言学及文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的深人探讨，以及俄国在翻译活动与译论研究上的文艺学观点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对翻译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逐渐科学化的途径。

在法国，译论基本上是围绕德·阿伯兰库（Perrot d'Ablaneourt）的翻译原则和方法而开展的古今之争和准确与自由之争。德·阿伯兰库主张译文迎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可读性，因此容许增删和修改，甚至发挥，并不十分在意译文的忠实，被称为“自由翻译派的总代表”（谭载喜，1991:110），主张漂亮而不忠实的自由翻译派也一度成为主流。坚持准确翻译派的理论家德·梅西里阿克（Bachet de Meziriac）则认为“偏离原作意思的翻译不是翻译，而是背叛，’（谭载喜，1991：114-115），主张不得在原作中‘塞进私货”，不得进行删减和有损原意的更改。于埃（DanielHuet）、德·图雷尔(Jacques de Tourreil)则主张折衷主义的翻译观。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中期。十八、十九世纪虽然被誉为法国翻译活动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大文豪如伏尔泰、雨果父子、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等都是杰出的翻译家，但在译论上最有建树的应首推巴托。

巴托（Charles Batteux，1713-1780)在《论文学原则》中详细地论述过翻译问题。他认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与风格，不能膺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得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其具体的翻译思想可以概括如下：1)尽可能保留原作语序；保留原作意思表达的先后次序；译语句子长度与原语相同；再现连词；避免意译；可以修正原作但首先应强调形式对等。巴托的翻译思想具有重原作、重形式的倾向，但他从语言技巧的角度分析翻译，将语法结构、句子顺序应用于翻译的研究，这对当时的法国乃至西欧翻译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俄国进人十八世纪以后，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均有较大的发展。罗蒙诺索夫（M. V. Lomonosov，1711-1765）首先摒弃了模仿国语言形式的陋习，主张采用本族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普 希金（A. Pushkin，1799-18-32）主张译者在选择待译材料时应有 独立见解，在处理原著时应享有充分的自由，主张活译，反对死译。 他甚至容许对原著进行增珊、改写，使译文在美感和艺术价值上超 过原作。但是，他认为译文应尽量保留原文独具的特色。茹科夫

斯基（V. A. Zhukovsky, 1783-1852)在翻译实践中放弃早期“文化翻译”的方法，即任意修改原文的时间、地点，甚至将外国人名改为俄国人名以适应“俄国读者的口味”的做法。他认为，在诗歌和散文翻译中译者的地位迥异：诗歌的译者是原作者的竞争者，是原作者的敌人，而散文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亦步亦趋，模仿原作（费道罗夫，1955:46），译者因而在翻译诗歌时有更大的创造性和自由。到了十九世纪，别林斯基( V. G. Belinsky, 1811-1848)也提出类似的观点：1)待译作品必须是内容充实的优秀古典文献；2)忠实于原文的精神实质，反对字当句对；3)艺术作品的译者必须是艺术家。可以看出，俄国翻译理论的特点是重视待译作品的思想内容，主张内容与形式统一，重视译文读者。

在英国近代译论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几件大事是《圣经钦定本》的翻译与出版、德莱顿翻译理论的诞生、坎贝尔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发表以及阿诺德与纽曼的翻译原则之争。

十七世纪《圣经钦定本》的翻译和出版是英国乃至西方翻译史上的一大创举。《圣经钦定本》与古希腊《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古罗马安德罗尼柯所译的＜奥德赛》和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被誉为翻译历史上的四大杰作，对译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圣经钦定本》是集体翻译的成果，四十七位大学学者分成六个小组，从事各自承担的翻译任务；第二，译者拥有较多的参考书籍，吸取了不同版本的优点和当时《圣经》学术研究的成果，在学术性和忠实性方面大大超过以往的英语译本；第三，译者遵循严格的翻译规则，有效地排除了个人的偏见和随意增删的现象。最后，《圣经饮定本》中百分之九十三的词汇来自英语本族语，语言通俗、纯朴、优美，对其后的英国宗教、文化和英语语言 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集诗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在众多的论文和序言中，他明确提出全面而系统的翻译观：第一，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必须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具有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丰富的表现力才能把握和再现原作的艺术特征。他认为，对于一个缺乏翻译禀赋的人而言，具体的翻译规则“只能使他越发成为一个小丑”（Schulte，1992：31）。第二，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翻译方言时应以译作读者能否接受和理解为准绳，并可适当借用一些外来词，但对这些词要仔细斟酌，适可而止。第三，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谭载喜,1991：153）。最后他将翻译粗略地分为三类：逐字翻译、意译和拟作，认为逐字翻泽是“戴着脚镣……跳舞，’（Schulte，1992：18），而拟作又

近似于创造，脱离了原作的面貌，因此主张重意义、轻语言形式的意译，这样既可避免随心所欲，又不至于过分呆板，以词害义。他对翻译的三分法突破了传统二分法（即直

译、意译）的局限，可以说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大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的翻译理论和思想主要见于《论翻译的原则》一书。该书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在书中，泰特勒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

1)译者应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在翻译中译者享有对原作有限的增减自由，可增加必不可少的内容，减少多余而有损于原作的内容。

2)译者应具有准确判断和鉴赏原作风格手法的能力，并想象原作者如果用译语创作会如何表现自己，使译作的风格和手法与原作等同。

3)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译者虽与画家一样都从事模仿，但译者不能照搬原作的笔法和使用相同的色彩，必须用自己的手法、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作的灵魂。

此外，泰特勒认为诗歌只能用诗的形式来翻译；习语可以转化为意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翻译；优秀的译作必须使读者领略原作的优点，并得到“同样强烈的感受”（谭载喜，1991：164）。泰特勒提出的忠实、风格一致和通顺的三原则成为后来许多翻译家遵循的信条，并对十九、二十世纪的翻译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近代英国译论中，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与纽曼（Francis W. Newman，1805-1897)围绕荷马史诗翻译的争论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阿诺德主张译诗者必须具有诗人的鉴赏能力，必须保留荷马史诗的特征，译文必须像诗，与原作有同样的感染力，而检验译文忠实与否有赖于学者而不是普通读者。纽曼则针锋相对，认为翻译荷马史诗必须反映出古希腊的历史文化特征，荷马必须以古人的形象在英语中出现，译者应

首先重视读者的反应而不是学者的反应；其次，译作无法与原作，特别是古典杰作媲美。他们的分歧在于各自的翻译原则、手法和观察角度的差异，很难有正误优劣之分。他们的论争对活跃学术气氛，推动多角度、多侧面研究翻译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德国，近代译论史上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应首推歌德、施莱尔马赫和洪堡。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对译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首先将翻译划分为彼此连贯的三类：信息翻译、近似创作的改译和逐行对照翻译，并认为只有第三种方法才是最终和最高级的翻译，才能产生可以与原作等同的完美的译文（Schulte,1992:61）。这样的译文之所以最好是因为它可以“引导”和“迫使”读者回到原文中去。其次，他强调诗歌是不可译的，但诗歌的翻译又是绝对必要的。由于人类思维与语言的共性，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文学作品也是可译的。此外，他主张翻译应使用朴实无华的文体，无论原作是诗还是散文，译文均应使用平易明了的散文体。显然，歌德在翻译理论上主张直译；在语言上却赞成使用地道的本族语。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西方近代译论史上最著名的理论家。他认为人类的思维取决于人类的语言，即语言决定思维论，这对洪堡，以及后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以及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包括语法释义、心理释义在内的检验语义的诠释学主张，认为译者不能消极地接受原作，而必须积极地创造，“必须根据原作者的精神过程和思维轨迹，把握超乎文本的一个‘前结构’（刘毖庆，1989a：3）。他首次提出翻译应区别口译与笔译。口译类似机械活动，笔译才是创造性活动。同样，翻译可以分为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翻译。前者是对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作品的笔译，需要译者有独立的思维和创造，需要很强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而后者只涉及商业和洽谈生意的口译，“一般地掌握两种语言就可以胜任”（威尔斯，1988：24），质量要求不高，因为所涉及的是有形可见、有比较明确定义的东西。此外，施莱尔马赫将翻译分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翻译途径。顺从原作是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译者只是“填补读者不懂

原作语言的空白”（谭载喜，1991：135），即用直译的方法，让读者去理解原作的意义。顺从译作是要让原作者用译语语言说话，与读者直接交流、对话；译者通常采用活译、意译的方法，让读者轻而易举地看懂原作。他的这一思想对二十世纪波斯盖特前瞻式（prospective)和后顾式（retrospective）翻译分类很有启发。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翻译理论建立在他独特的语言哲学基础之上。他认为语言只是“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各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而各民族的精神也就是他们的语言。由于语言的差异，翻译者处于两难境地，要么过于贴近原文而失去本族语的魅力，要么拘泥于本族语而牺牲原作的风采（威尔斯，1988:27-28）。然而，洪堡又提出，“没有任何事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语言是人所共有的天性，所有语言都持有可以用以理解其他任何语言的钥匙”（威尔斯，1988：29）。在可译与不可译、语言作为系统和语言作为言语行为问题上的这种辩证思维对二十世纪语言学家，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产生了极大影响。

施莱尔马赫和洪堡在翻译可能性与局限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思维方式给以后的翻译理论家以启发，为二十世纪的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更广阔的道路，并使译论进人了多层次、全方位、跨学科的研究阶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施莱尔马赫的诊释主义的翻译观，即积极地、创造性地理解文本而不是消极地接受文本的思想后来被海德格尔和伽德默（H. Gadmer）所“继承，并引而发之，成为当代欧洲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渊源”（刘宓庆，1989a：3）。

第三节 当代译论

二十世纪被誉为“翻译的时代”（Vewmark，1981：3），在这一时期世界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纽马克曾将本世纪翻译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概括如下：

1)忠实读者和交际环境，强调理解的自然与流畅；

2)翻译从宗教、文学和科学著作扩大到技术、贸易、时事宣传、广告等几乎一切题材；

3)文本形式大大增加，从书籍（包括剧本和诗歌）到文章、论文、合同、条约、法令、告示、广告、宣传、处方、食谱、信函、报告、公文、文件等；

4）术语逐渐标准化；

5)翻译组织纷纷成立；

6)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和翻译理论对翻译活动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7）翻译成为传授知识、加深不同群体和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传播文化的工具。

为了适应翻译活动面临的新形势，世界范围的翻译教学蓬勃发展，翻译工作者协会、组织、刊物应运而生，大量涌现。并开始出现培养翻译人才的专门学校；随着机器翻译的问世，人们开始研究译论面临的新课题；翻译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二十世纪的译论可概略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西方的译论主要仍从古典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大多停留在传统的翻译方法上，确有突破的见解不多。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意大利的克罗齐、德国的本杰明、英国的波斯盖特和俄罗斯的楚科夫斯基。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是意大利著名的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他

的翻译思想主要散见于《美学原理》一书。克罗齐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言语行为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文学翻译不可能完美地再现原作；其次，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译作不可能与原作等同，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者的目标应使译文本身成为独立的艺术品；最后，克罗齐认为文学翻译与专业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应贴近原作，后者应更加流畅自然，不能过于拘泥。克罗齐显然继承了但丁“文学不可译”的观点，其翻译

类型的划分与处理方法又直接影响了波斯盖特、纽马克和威尔斯等后来的翻译理论家。

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是德国自成一体、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翻译理论家。出于唯心主义的语言观，本杰明认为原文与译文如同花瓶的碎片，而花瓶是原语和译语背后更高级的“纯语言”（Gentzler，1993：165）。翻译不是要再现原文的意义，而是移植原文的“意图模式”，即再现原文的意义表达形式。译文应该透明，读者能透过译文看到原文的光泽，所以原作最理想和最佳的翻译应该是逐行翻译。这一思想促进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形成与发展。

英国翻译理论家波斯盖特（J ．P. Postgate）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新的翻译分类。波斯盖特从侧重原作或侧重译作人手，将翻译分为前瞻式翻译（prospective）和后顾式翻译（retrospective）。前瞻式翻译的着眼点是译文和译文的读者，目的是要读者毫不费力地弄懂译文的意义，译者的主要注意力在于表达，翻译方式也灵活多变，极其自由。后顾式翻译的着眼点是原作者，目的是不折不扣地反映原作的精神，译者不指望创新，只需紧贴原文，不必考虑译文的读者是否能够理解。古典名著一般需要后顾式翻译：至于译文忠实与否，这得由专家学者判断，而且两类翻译忠实的标准也各异：前瞻式翻译忠实的标准是读者的反映；后顾式翻译忠实的标准是原作的文本。最后，他认为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不断更新，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译本。

楚科夫斯基(K. I. Chukovsky 1882-1969）是俄国较早研究翻译并卓有成效的译论家。他强调翻译者应与待译材料的原作者具有相同的气质才能产生满意的译作；译者应尽可能排除自己的时代和风格对译文的影响，客观地再现原文精神；译文应通顺、流畅、地道，避免带有外国腔，避免模仿、套用原作语言结构，使译文估屈葺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在上述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层出不穷，研究的领域也日益广泛：翻译对本民族语言的作用与贡献、各民族语言的共性与差异、可译与不可译的科学根据、翻译的目的、文本的类型和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都成为译论关注的中心。随着相关学科的日益相互渗透，除语言学、文学、美学之外，心理学、社会学、跨文化交际、符号学、信息论、机器翻译、人机对话均成为翻译理论家研究和考察翻译的新视惫，翻译流派和思瀚此起彼伏，使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西方翻译理论空前发展、思想流派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根茨勒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翻译理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穆南、威尔斯、费道罗夫等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极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

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指导思想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里查兹、庞德和威尔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

里查兹（I. A. Richards）曾在哈佛大学创办阅读培训班，为翻译培训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翻译培训班的宗旨是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文本，达成正确而统一的反映和体验，并用完美的口、笔译形式再现或阐述这一体验。其理论前提显然是文学作品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意义。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翻译培训班的任务就是制定若干条款和程序，排除一切妨碍正确理解的障碍。

庞德（Ezra Pound）认为文学作品刻意塑造的是形象，而非内容或意义。在翻译中译者应注重的不是所描写的事物，而是描述的过程和语言的形式与能量（energy）。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和书法家，应精确地再现细节、词语、片段和整个意象。作品真正的灵魂常常蕴藏于“一瞥或一瞬之间”。

威尔（Frederic Will）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自我、统一而连贯的形式，能赋予我们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语际交际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体验和情感有一个共核。在翻译中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在诗歌翻译中，有天赋的翻译家即使不精通原作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再现原作的精髓与本质。他认为，所谓精髓和本质就是作品的能量和冲量（thrust），译文不仅是原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勃发出新的生机。

美国翻译培训派对人类主观无意识的研究、强调文学翻译中 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价 值以及在译文忠实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的新颖观点等，都对其后的 翻译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 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 言学派。从历史发展来看，翻译科学派是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但从更直接的原因看，则是对翻译培训派重实践、强调译作品位与文学价值、注重美学经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等为翻译科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卡特福德（J ．C. Catford）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首次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来探讨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等语言学概念来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提出翻译对等只能是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开辟了

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奈达（E. A. Nida）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先后发表了《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两部著名的翻译理论著作，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应用于翻译的理论研究，大胆地提出核心句的概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最有效、最科学的三阶段翻译转换模式：

1)将原语句子简化为意义最清楚的核心句（原语深层结构）；

2）翻译核心句（译语深层结构）；

3)将译语核心句转换成译语表层句子。

此外，奈达将语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信息论、交际理论也引人翻译研究，提出极有影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标准，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ilss）以描述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基础，批判的继承了斯莱尔马郝和洪堡的语言观，提出翻译应该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科学，其理论模式必须“客观”，“程序方法不受价值观念影响。他断言翻译是语际交际过程，并对翻译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和界定；详细探讨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对语言学、交际学和翻译学三种等值进行了经验性描述。

除上述三位翻译理论家以外，德国的卡德、英国的斯坦纳、法国的穆南以及俄国的费道罗夫均从语言学的理论中吸取营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一很明显，翻译科学派虽然承认翻译是技巧，是艺术，但他们始终认为翻译首先应该是科学，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理性

的描写，发现其中的规律，并使之公式化。

早期翻译研究派（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发韧于本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家认为，无论是语言还是从文学方面着手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都已日益显露出固有的局限性，而奈达将乔姆斯基深层结构引入翻译研究结果似乎也不能令人满意。翻译研究派借用了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理论成果，以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认为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而文学性往往是通过作品的表层结构特征体现出来。同时，翻译研究派还认为，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和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利维（Jiri Levy）是捷克翻译理论家。他以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将翻译方法论建立在符号学和诠释学原理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作品的文学性可以通过作者的独特的风格形式转换而来，而文学的表层特征或作者的风格都可以分割成独立的成分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另一种符号系统的风格特征来替代，产生出艺术性、文学性基本一致的译文。利维一反重内容、轻形式的传统翻译观念，使结构形式特征成为翻译中头等重要并必须刻意追求和再现的因素。他认为忠实与创造是统一的，译者有权做适当的调整，其理论促进了翻译研究派雏形的形成。

霍姆斯（J，S. Holmes）是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其著作《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72）是该派的成立宣言。他首先认为翻译理论应产生于对翻译过程的科学描述，再将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诗歌翻译可被视为一种元文学，它既是对原作所进行的评价和阐释，同时自身又是崭新的、独立的文学作品。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译文与原作作为两种文学自足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译文与译入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对等或忠实。

比利时学者列费维尔（A. Lefevere）反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文学、语言学两分法，认为这两种翻译模式并不相互排斥。翻译不仅仅是意义跨文学的共时转移，同时也是翻译标准的历时嬗变。他归纳出七种翻译方法，详细论述了各种方法的利弊得失（Gentzler,1993：94）。翻译中完全的等同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做出抉择。

布罗克(R. Van den Broeck )与列费维尔一样，反对传统翻译的对等论，希望在皮尔斯的符号学、史蒂文森的哲学和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等值观，并认为对等只能是功能和交流价值的近似。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从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出发，将翻译中原作与译作的两极关系视为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反对将原作（男性）看做主导性的，将译文（女性）看做从属性的，认为翻译应该是双向的。

多元体系派（Polysystem Theory）翻译理论产生于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合乎逻辑的延伸与发展。多元体系派这一名称由佐哈尔于七十年代首先提出，最终成为低地国家（荷兰、比利

时、卢森堡）和以色列学者翻译理论与思想的旗帜。多元体系派与翻译研究派一样，认为应将翻译的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框架之中来考察，必须在截译研究中引进文化符号学。 翻译研究派与多元体系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翻译的一对一的 等值关系，而后者则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和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 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着翻译的全过程。多元体系派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家，特别是通加诺夫的观点，认为文学与超文学世界可以划分为多层结构系统，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社会环境又是另一个系统，它们相互联系，辩证地相互作用，共同协调某一特定形式因素的功能。

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创立的术语“多元体系”是指在一定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主要和次要的文学系统，而高雅文学在其中又居于重要地位。在研究翻译文学作品的社会

功能时，他指出，翻译文学并非在所有国家均处于无足轻重或边缘的地位。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引进新的思想，而且还提供新的形式和模仿的样板。如果翻译文学在一个民族中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就常常牺牲原作的形式，竭力使译文与接受文化的现行标准保持一致。

图里（Gideon Toury）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现翻译抉择的文化制约规律。波波维奇认为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间的迁移( shift)主要体现在美学原理的差异上，而图里认为文本之间的迁移与美学和语言学关系甚微，大多数作品的选择源于意识形态。许多译文虽只是部分与原作等值，并且不符合现有的翻译理论，但仍被目标文化广泛接受，这是目标文化的文化策略与价值观念所致。翻译既为目标文化带来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又因文化标准的改变使原文结构发生迁移。忠实的标准因此只能是相对的，翻译理论的主要任务不是评定译文，而是阐述译文形成的过程，发现目标文化系统的文学趋向对译文的影响。

在图里之后，巴斯奈特、列费维尔和廷莫科等转向用演绎的方法来研究超文学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列费维尔应用“折射文本”，即为特定读者而专门处理过的文本，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深人研究诸如鼓励、宣扬，或阻止、审查等社会行为对文学 转型的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Deconstruction）又称翻译创新派。解构主 义派反对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以 把握，反对翻译中原文戏革文的两极划分，反对原文是主人、译文是 奴仆的观点，认为原文与译文处于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之中。翻 译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等值或同一，而是更注重原文与译文的相互关系以及译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

福科（Michel Foucault）认为，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不确定和变化性，语言本身并不和谐统一，而是存在着种种差异、矛盾和歧义。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有赖于作品的

历史性----即不同时期对该作品的注释的积累。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在修正我们对过去的观念，正如这些作品将修改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一样”。不同时期对同一作品不同的理解不断地、反复地修改和重建原文。译者因此绝对不是，也不应该是被动、消极的模仿者。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人类的命名和概念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不能用来完整地再现语言，只能用语言自身的变化来说明语言本身。他认为语言与观念的局限约束了人的思维，必须努力消解这些局限。其次，他否认原文和译文是独立的个体存在，主张翻译是用其他语言的思维来解释我们自己，翻译中应使用陌生化的手法，使用陌生的词汇和结构，打破读者现有的观念类型，使译文达到原语作品可能产生的效果。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理论基石是他杜撰的术语“分延(differance)”，即区分（differ）和延搁（defer）的结合。德里达认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文本在差异中生存和发展。由于符号的意义总是随着其他符号即文本网络和空间上的区分与实践上的延搁暂时得以确定，因而词、句、段、文本均不可能有终极意义和不变的内核，文本是开放的，是存在多种意义可能性的系统，无论多么权威的译本都无法穷尽原文的意义而将原文封闭起来。原文和译文犹如一只花瓶的碎片，如能将相互吻合的碎片粘合起来就可形成完整的花瓶。这就是本杰明所说的纯语言。翻译不仅产生新的译本，同时也是对原文的修正与补充。它是原文赖以生存的条件，并以纯语言得到发展。“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或强调程度”（蒋晓华，1995：66）。翻译中出现的不纯、失误以及图式分解过程的明朗化都与分延过程相平行，对翻译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哲学的思考。换言之，德里达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翻译或可译性的命题”

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扩大了原文的意义域，解放了译者的思维方式，调动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应该看到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带有纯理论的研究倾向，缺少相应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的研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结论：

从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和发展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理论大致可概括为三条基本主线：1)语文学和文艺学译论，其代表是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多雷、德莱顿、歌德、泰特勒、利维等；2)诠释学和语言学译论，其代表是奥古斯丁、伊拉斯漠、施莱尔马赫、洪堡、巴托、穆南、卡特福德等；3)跨文化交际学译论，其代表是奈达、霍姆斯、巴斯奈特、斯内尔霍恩比、贝尔曼等。这三种译论的彼消此长、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构成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推动了世界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