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故事的文化内涵

一

梁祝故事是在梁山伯和祝英台婚姻悲剧的基础上改造、发展、完善起来的,期间的每个阶段的衍变，都是社会与时代的深刻积淀。故事的叙事方式由一条线索发展成若干条线索，由事件的简单记载发展到全方位勾画渲染，体现了不同时期民间传说叙事艺术的日益多样化与成熟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

第一，梁祝故事正面塑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要求男女平等的封建闺阁妇女形象。故事一开头就展开了尖锐的矛盾—“避婚·求学”，从这里就表现出祝英台强烈的个性和反抗性。接着中途和梁山伯相遇，一见倾心，草桥结拜，也是从正面来描写祝英台蔑视礼教。在“书馆谈心”中，同处同宿三年而能纯洁无瑕，两无猜忌，更是一种大胆的构思与创造。梁祝故事属民间创作，是一个产生于士大夫阶层的故事，一旦流传民间，就引起了本质的变化，经过劳动人民的艺术加工，祝英台的性格，就由一个纯粹的闺阁小姐，逐渐具有劳动人民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和理想。所以祝英台这个人物，如果同文人创作中的人物：崔莺莺、林黛玉加以比较，较之《西厢记》中的莺莺那样“自见了张生”，就“神魂荡漾”，显得纯洁；较之《红楼梦》中的林黛玉那样抑郁抱恨而死，不敢和封建礼教作正面斗争，显得勇敢。

第二，具有丰富的神话色彩。梁祝故事是一个民间传说。传说虽然是神话的发展，但传说和神话仍有区别。因为传说是历史的，往往与某种场合和真实人物发生关系。即便是虚构的人物，也要赋予它以姓名和出身、籍贯，如梁祝故事即其例子。就因为这个缘故，一般传说也从而失掉了神话那种驰骋自如的幻想。而奇怪的是，梁祝故事却恰恰具有这种神话色彩的幻想，这不仅表现在化蝶的结尾，把难于解决的矛盾加以幻境来解决，使故事结局富于诗情画意，达到抒情和叙事（浪漫和写实）相结合的描写方法的极致；而且在表现人物性格的英雄气概和为人风度上也具有神话人物那种恬静肃穆，充满战斗理想的精神，使理想的神明和现实的人物相结合，使人在纯洁和崇高中感到豪迈和庄严，在剧烈的斗争中感到潇洒和自在。一句话，梁祝故事是运用神话色彩创造了身心健康而品质高的人物。同时，因为梁祝二人都具有神话人物的因素，所以当最后“化蝶”的时候，才不显得结构勉强，而是非常自然。 第三，利用民歌的抒情、比喻和重复等修辞手法手法表达人物丰富而又单纯的感情。民间故事虽然一般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但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描写丰富而又单纯的感情，不仅能加强人物的真实性，而且能增添故事的风趣。梁祝故事就充分利用了民歌代替对话的方法。即使从故事改编为戏曲时，一般也保持了这个特点。如越剧“十八相送”（其他剧种亦然）一场的唱词： 英： 过了一山又一山

山： 行行到了凤凰山 英： 凤凰山上般般有 山： 缺少鲜花好牡丹

英： 梁兄若是爱牡丹，与我一同把家还， 我家有枝好牡丹，梁兄要攀也不难。 山： 你家牡丹虽然好，路远迢迢怎来攀。…… 英： 前面还有一口井，不知井水有多深？ 山： 井水深浅不关情，还是赶路最要紧。 英： 你看井底两个影，一男一女笑盈盈。 山： 愚兄堂堂男子汉，你不该将我比女人！(1)

这段对话是用对歌的形式，运用诙谐的比喻来描写英台暗示自己对山伯的爱情和以终身相许的愿望。这样一方面表现了女子的自尊心，也一方面表现了英台的机智和才华。再加上对话随着眼前景物而变化，使得情景交融，人物形象也更显得生动多姿。这种手法和唱词形式，都直接取自民间唱本（民间口头讲述人常常在讲述过程中用有韵的唱词代替对话，这是一般民间故事常采用的手法）。有的民间唱本除了用对歌形式，还喜欢用十想、十叹、十送、十劝、十哭等重复、递进的手法，畅叙人物的胸怀，起到使故事回肠荡气的作用。而这种形式很早就影响了梁祝戏曲，如明代传“访友”一折，就采用了这种民歌手法。我们说梁祝故事是经过劳动人民创造性的发展，那么，在采取民歌代替对话方面，恐怕也是艺术加工过程中一个很大的特点。

总的来说，梁祝故事之所以能流行民间千余年，而且越来越丰富，自然和人民群众不断的加工是分不开的。这种加工表现在情节的构造上，能在平凡中显现出不平凡；在人物塑造上，能使梁祝两人平易近人而又显得纯洁崇高，生动饱满；在主题思想上，既能鲜明地提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张；又具有广泛的反抗一切封建礼教的意义。所以故事讲述起来，才会显得那样智慧而风趣，乐观而含有辛辣的讽刺意味，悲伤而不令人肠断；换言之，就是故事叙事而不板滞，抒情而不浮泛，热情而有节制，愤怒而不粗暴，失败而具有成功的希望，表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美学理想和远大抱负。不过，梁祝故事虽有这些优点，但到底是产生于封建社会，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与封建礼教思想不能不发生关系，受其影响，因而英台对封建婚姻和礼教的反抗，最后仍不得不表示屈服，酿成悲剧性的结局，这和她的阶级出身、时代局限性是分不开的。 二

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事情节的变化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的转变。

从《十道四蕃志》、《宣室志》看，这个故事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是因为祝英台是“义妇”典范，因而故事的主旨并不是反封建，而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义”。(2)

梁祝故事流传、发展到第二阶段时，与《宣室志》相比，情节增加了很多。情节的发展，反映了历史生活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人民群众道德观、审美观的变化；情节的丰富，增强了故事的艺术魅力，也使故事的思想内容有了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比如增加了善恶观念，突出善恶对比。但总体上看，故事表现的伦理思想，在主人公身上体现的仍是“忠孝节义”：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床三年而不失贞，是节；山伯送英台是义；英台有心相许却不直言，要山

伯明媒正娶，也是节；马家求聘，英台也认为不该违抗父命，这是孝；英台在出嫁途中为梁山伯殉情，既尽了孝，又尽了节和义（因为在祝英台看来，她已先许梁山伯，且同窗三年，虽无夫妻之实，但按当时的观念，她已是梁山伯的妻子）。从实际情节来看，这个时期故事内容所表现的忠孝义思想，比第一阶段更明显、更具体。这与宋元以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关。(2)

到第三阶段，虽然故事“忠孝节义”的基调没有根本改变，但无论在宣导男女间的情感平等上，还是在斑斓的羽化蝶飞的自由想象中，都展示了新时代新风尚的影响。 三

民间故事的情节朴素而又富于幻想，民间故事的人物形象更体现着各时期人们的理想、愿望与民族精神，可以说是历史的真实再现。把握与分析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两个人物形象，关注人物在不同流变阶段所呈现的特征，是研究梁祝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祝英台形象渐脱现实女性的模式，其间的差异越大，反映女性的苦难与愿望更甚。 在封建社会中，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影响之下，张读《宣室志》中所载祝英台“伪为男装游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北方民间文学中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表现的是女子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愿望，具有传奇色彩；那么英台乔装求学，无疑是封建社会中备受压抑的女性对自我解放的渴望，是当时晋南方文化中要求男女平等、呼唤女权回归，具有深层的民族潜意识。

《宣室志》中写英台哭坟，是因为“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而非主动前往墓地，结果地陷墓裂，梁祝并埋。这一结局的描述有更多的现实成分和社会意识，表现了封建意识对人性的残酷要求。在这里，向往自由的男女情爱观和从一而终的道德伦理观，揉合在一起。(6) 故事演变到第三阶段，情节更加完备，出现“楼台会”（或“祝庄访友”）、“闻耗”、“逼嫁”、“吊孝”、“化蝶”等情节。英台由前期故事中没有准备的哭祭跳墓到身穿素服有备而去的情节变化，从“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到“哀恸感应，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祝英台纵身跃入”(6)这些情节改动所体现出来的是她对世俗社会的抗争、对爱情理想执著和大胆的追求。当她的爱情追求遭受世俗的压抑时，她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生不同帐死同坟”的诺言，她的跳墓埋璧、舍身殉情，就像西施舍身赴敌、曹娥舍身投江一样。人民群众在塑造这个形象时，不仅倾入了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而且连同自己的性格特征也一并铸入了。

梁山伯形象由轩昂豁达“弱化”为痴情无奈，更多地表现出男女情感对等的意识与愿望。 从宋代李茂诚所写的《义忠王庙记》开始，梁祝故事演变为以梁山伯为主。他心地纯洁，没有对女性的不正确观点。“我只道天下男子一般样，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6)，这正是英台爱他的开端。从此以后，通过三载同窗的基础，彼此尊重、互相了解，逐渐地打下了爱情的基础。他不仅在三年同窗中没有发现英台是女的，就在“十八相送”中也丝毫不领会英台给他的种种暗示，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忠厚的青年形象。越剧《楼台会》充分表现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深情。当他得知英台已许配马家时，他真恨啊，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幼稚的可爱的痴心青年：他还对官府抱着一线幻想：当英台明确告诉他状告无益之后，他才感到世道如此：“我满怀悲愤无处诉，……无限欢喜变成灰。”也只有到这时才使他明白使他俩“不能夫妻配”的根由。

清末川剧《柳荫记》中的梁山伯则通过对社会的直接控诉，表现出与祝英台一样的反抗意识与为自由幸福的爱情奋斗至死的坚强决心：“说什么父母之命，说什么月老红线，父母命坑人陷阱，媒妁言害人妖精。爱儿反把儿女损，骨肉之情变仇人。周公礼如泰山压顶，早埋葬有情之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贤弟啊，兄不到黄河不甘心。”“哪怕是九天仙女我不爱，……儿与她在世不能夫妻配，儿死后也要和她同坟台。”(6)

根据上面的情节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梁祝两人的形象，虽然在封建婚姻制度和宗法礼教的压迫下，都具有反抗精神，但是因为性别不同，阶级出身不同，时间地点不同，在反抗性的程度上，也就不完全一样。因为封建社会到底是一个男权社会，女人所遭受的压迫，千百倍于男子。所谓压力越大，反抗性就越强，这从梁祝两人的性格发展中也得到具体表现。人民群众在创造梁山伯的形象时，非常重视这一点。他们把梁山伯创造成为一个不懂世故，敦厚多情，书生气较浓的人物，因为他虽然一方面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较轻，但另一方面受封建礼教思想的毒害却不能说不严重。正由于这样，所以他的性格表现出来是敦厚而稍嫌拘泥，深情而显得软弱，在“草桥结拜”、“书馆谈心”、“十八相送”、“楼台会”一系列情节中，都非常生动有趣的表现了这些特点，和英台相比，他缺乏对婚姻自主的主动性，所以当婚姻绝望以后，他只能消极的以死殉情。但是人民群众在创造祝英台这个人物时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多少总受了一些同时代的木兰故事的影响。她不仅要求婚姻自主，而且，还具有不惜冲破一切封建思想桎梏的勇气。虽然在她的嘴，并没有说出，也不必要说出男女平等的话来，但是她的形象却表现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唱本中表现得较显著，如四川唱本《柳荫记》祝英台后来造反与朝廷对抗即是好例。）就是说人民（尤其妇女）在塑造祝英台这个人物时，通过“避婚·求学”、“草桥结拜”、“书馆谈心”、“吊孝哭灵”、“祭坟”等情节，替封建社会受压迫的妇女，大大的吐了一口怨气。他们在这些情节中特别强调她的机智、大胆、热情、坚贞、不顾习俗的一面；同时，又通过“思兄”、“楼台会”、“闻耗”、“逼嫁”等情节来表现她闺阁名媛的娇羞和纯洁的一面。所以当她女扮男装时，既能机智地掩盖破绽，而山伯殉情后她也敢于破俗吊孝和素服祭坟。在封建社会中只有一个能打破闺阁界限的大胆而知书的女性，才能有如此作为。因为有这种英勇的大胆行为，所以才为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千百万妇女所崇敬和爱戴。由此可见，梁祝两人的性格，由于女性坚强，男性软弱，两相对比，所以特别显得鲜明，也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英台反抗封建婚姻的思想意义。

四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4)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的主体意识也逐渐复苏。作为民间文化的主要载体，民间故事对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做出了最敏锐、最直接的反应。例如：梁祝中祝英台勇敢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体现了女性在婚恋中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女追男”的故事情节

不落俗套，有利于才子佳人之外的“女追男”的爱情故事情节，是梁祝女权主义精神更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在我国的四大传说中的主角都是女性，而且这些剧中的女性都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自由。她们的眼中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与心上人的结合，都是双方自愿的行为。而这种自愿恋爱的行为在梁祝戏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越剧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祝英台敢于大胆追求幸福，当她收到父亲之信不得不归去时，对山伯眷念之情油然而生：“我与他同窗三载非寻常，情重如山深如海”，“老父有病盼儿归，我难舍知音梁山伯”。羞于女

孩儿情面，她不便启口，于是大胆地请师母作媒：“倒不如月老跟前订白头，拜托师母作大媒”，在男女婚配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社会，祝英台大胆地推销自己，煞是可爱。十八相送的路上，她反复暗示自己的女子身份，“梁兄若是爱牡丹，与我一同把家还，我家有枝好牡丹，梁兄要摘也不难，”“梁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愿不愿配鸳鸯”，“你我好比牛郎织女渡鹊桥……。”在梁山伯终不能识破自己女儿身时，祝英台只好反复叮嘱“梁兄你花轿早来抬。我约你，七巧之时……我家来。临别依依难分开，心中想说千句话，望你梁兄早点来。”(4)临去时祝英台字字珠玑，情真意切，让人顿生怜惜。 祝英台具有大胆叛逆的个性，得知父亲祝公远将其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马家时，祝英台坚决反抗，“女儿未曾依允”、“爹爹应念女儿长亭亲许”、“有师为媒、玉扇坠为聘、于礼无亏”、“要女儿嫁马家，实难从命”，表达自己的终身大事要由自己作主的强烈愿望。《楼台会》上，祝英台柔肠寸断，又一次表明对梁山伯的爱恋。

祝英台为争取自由，追求幸福，敢于以死抗争。梁山伯死后，祝英台悲痛欲绝，“我与他在世不能夫妻配，死后也要同坟台”。灵堂内，她白衣素服表芳心。“一见梁兄魂魄消，不由我英台哭嚎啕，楼台一别成永诀，人世无缘同到老”，说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她万箭穿心。《逼嫁》场面中，祝英台坚决白衣绕道祭奠梁兄，再次表达“生前不能夫妻配，死后也要同坟台”的愿望。《祷墓化蝶》出中，祝英台纵身跃入裂开的梁山伯墓中，殉情化蝶与山伯共舞。

祝英台以死对不公平的命运进行激烈的抗争，在男权空间中拼死追求女性的地位，更为可贵的是，她在追求中，始终没有迷失自我。祝英台这种打破传统的叛逆的精神，是对男权社会的有利挣脱与颠覆。她对爱情的大胆炽烈不仅会让女性落泪，而且还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与赞美。

第二：“女扮男装”的大胆行为

祝英台女扮男装是女权的回归。在剧中祝英台女扮男装的目的就是要争取与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祝英台认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是不公平的，女人也应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祝的女扮男装即是女权主义一种激进的发难，也是大环境下不得已的尴尬的妥协，这种妥协在整个封建社会，是女性向男权社会为中心的体制的发难，在女性争取主体的地位上毕竟迈出了一步。

礼教泛滥的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给女子套上了无形的枷锁，绝大多数女子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出门抛头露面的机会。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天生就与男子不平等，天生就有了角色定位，在家专攻女红，出门做个贤妻良母是天生的定位。祝英台为了获取教育的权利，不惜“绝食”反抗，不惜瞒天过海女扮男妆欺骗父亲。正当的权利要靠欺骗才能得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在征得父亲同意出门求学的祝英台，还受到来自嫂子的讥谤，闽剧《蝶边裙》、黄梅戏《柳荫记》、侗戏《山伯英台》都有“姑嫂打赌”的情节。嫂子不相信祝英台出门读书后会清白回来，于是与英台打赌盟誓。我们如果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来看，嫂子仍是封建文化的受害者，由于男权意识和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自我意识已趋于涣散，从而不自觉的成为男权主义精神的承接和传达者，成为对与自我主体对抗的，对伦理规范不自觉的麻木不仁的受害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祝英台女扮男妆，是一种女权的觉醒，是对自身性别的“超越”，同时它也是一种对传统的背弃，这种背弃对祝英台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有机会让她与闺房外面的异性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且撞出了爱的火花，让她体味到了平等自由的可贵，从而唤出了她内心深处对更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执着追求。

祝英台的女扮男妆是对环境的抗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能穿上自己喜欢的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她的父亲不会答应，社会不会答应。从更深层来说，祝英台身上的男妆是沉甸甸的，这身男妆，使她暂时摆脱了对传统的认同，在爱情中找到了自我，但找到自我并不一定能实现自我，祝英台坚持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向扭曲的环境屈服，最终必然走向不幸。但她的努力，还是在弘扬女权主义精神中撞出了耀眼的火花。 五

梁祝爱情悲剧的最后形成是以化蝶情节的完成为标志的，这也是《梁祝》理想的主要表现。“化蝶”是民间故事发展到成熟、完美阶段而出现的点睛之笔。它不是天真文人的浪漫幻想，它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两性关系的深邃体悟和求索的诗意表达：爱情被毁灭了，但爱情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它是凤凰的涅槃。

化蝶情节的完成，整个故事传说便已完成了全部演化过程，它的主题已彻底的表现出来，梁祝爱情的悲剧意义在此达到了高潮。因为忠于爱情的虽然没有生前结成连理，死后却实现了，一个为了另一个相继殉情，两个都被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夺去生命，这并不是民众创造故事的全部本意。假如仅仅局限于死的悲剧，那么，正处于与旧的婚姻制度斗争的人们就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只有死后的化蝶才能使人不但从形体上而且从灵魂上得到全部的寄托。“化蝶”虽然带有浪漫的情调，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只是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的一种无奈的补偿。所以，化蝶情节的意义就在于它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尤其是表现了感情上受到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禁锢的千百万青年人追求爱情自由的愿望，这也是化蝶产生的社会心理依据。这种愿望的满足之所以比单纯的死更有意义，就在于爱情悲剧在这里得到了更高的升华——渗透了全民族的审美意识。人民群众把封建统治者宣扬的“义妇”、“贞女”祝英台完全改造成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典范，它的潜在意义是不言而喻的。(3)

我们说梁祝是一个爱情悲剧，并非仅指他们的爱情，还包括他们爱情的毁灭。化蝶为爱情悲剧提供了不可能辩驳的依据。同时，化蝶更是爱情悲剧标志的理由。

首先，毁灭是化蝶的重要前提，而悲剧本身的意义就在于把真、善、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说，化蝶展示了封建宗法的家长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道德对敢于挣脱其樊篱的思想行为的毁灭。因此，梁祝没有出路的爱情，是封建礼教窒息的结果，符合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要求，表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次，毁灭后的化蝶，使悲剧的价值得到了更深的、更广的开拓。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充分说明封建思想、礼教的强大势力，在当时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冲破这种禁锢的。然而化蝶却使人们看到了反抗者的不死的灵魂，看到留在青年及广大民众中的不息的抗争精神，表现了民间文学决不悲观的浪漫主义精神。同时，由死的紧张到化蝶的欣喜，使故事接受者在审美感受上得到了某种放松的快感，感情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某种寄托和安慰，这也是它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

“化蝶”的结局，与整个故事的传奇色彩相和谐协调，寄寓深远而含蓄，鲜明地表达了对历史现实的憎恨和对未来美满生活的向往，展示了当时广大青年男女的合理要求，以及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现实。如果说，梁祝被残酷葬送的具有强烈的悲剧意义，那么它的“化蝶”结尾便更富有积极意义。“化蝶”的结局，生动反映了日益厚积的、冲击封建礼教的强烈社会心理。其意象性是十分彰显的，其文化意蕴是十分深远而精当的。它表明：梁祝爱情已经超越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思想范式，彩蝶的比翼双飞，既根植于魏晋文化思想的进步因素，又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注入了民主启蒙的新文化思想，它成为未来社会的新型的夫妻关系。只有这样的两性关系才是最正确、最美丽的，人类社会中只有男女比翼双飞，才会更完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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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y talks about Liang Zhu story culture connotation

Abstract: Butterfly is the story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tragedy marriage on the basis of reform, development and imperfect. has its own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tory changes have also taken place in the women's main sense of gradual recovery, Folktales more images of the period reflects people's ideals, aspirations and national spirit. \"Revisions\" Folktales to mature and perfect stage and the crowning touch.

Expression of people hate the historical realit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good life yearning. By way of example, contrast discussed Butterfly has been able to spread the Millennium, shi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 because it is of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Keywords: The Liang Zhu ;Folktale;Develops;Culture co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