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文化与瓷艺术的结合-佛禅彩瓷

佛文化与瓷艺术的结合--佛禅彩瓷

在世界佛教文化中，中华佛教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丰厚明慧的禅理教导民风行善积德，被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流传到东亚朝鲜半岛、日本等地。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就描述了三位师兄弟保护师父唐三藏法师前往西天取经的故事。故事原型发生在唐代，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救苦救难、慈悲忍辱、宽容乐观的如来佛祖、弥勒菩萨（佛）、观世音菩萨、十八罗汉等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将同为中国文化两大代表的“佛”与“瓷”相结合，在有两千年陶瓷制作历史的瓷城醴陵，取材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保存的中国古代唐代等时期的原稿书画，制作成精美的“佛禅彩瓷”，真可谓宝相庄严，禅理智慧，透瓷而出，宛如巍巍唐风透骨沁心。

瓷有性，人有心，心性一如，才可以人瓷合一。瓷德宽厚，“有容乃大”，人善无际，

无恶乃灵。

主导“中国湖湘佛禅彩瓷”项目的湖南省当代珐琅彩研究院院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易查理说，中国湖湘佛禅彩瓷在佛教寺庙金身法相的造像以及禅语展示上非常讲究，尤其注重三个方面的表现力：宗教性、社会性、艺术性。他对佛禅瓷的制作要求也提出了三个必备条件：专业的制作人才、专业的佛学知识、专业的技术实力。

佛禅彩瓷的宗教性，主要体现在造型示理的制作上，必须严格遵循佛教的教义、教规，严于规范。佛像禅语体现着佛教的庄严、神圣，以及慈悲的精神。所以，佛教造像及示理中，佛、菩萨、罗汉、明王、护法、祖师等不同造型和各类禅语必须有严格的区分和依据。

佛禅彩瓷的社会性，

需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服务于社会。为了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中华佛教文化中积德行善的精神，佛禅彩瓷在造像和禅语上积极迎合时代的审美情趣。易查理解释，佛教造像及禅语之目的在于供人敬奉、明理，佛像和禅语往往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造像禅语要求。

佛禅彩瓷的艺术性，要求佛像禅语必须达到感染人的效果。禅瓷佛像的造像禅语都必须用艺术的手段来进行加工，借助最新的瓷艺技术成果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将佛禅彩瓷的宗教性、社会性完美地呈现出来，中国湖湘佛禅彩瓷的运用也在于此。

正如这观世音菩萨的33面禅瓷系列板画，易查理提出《中国湖湘佛禅彩瓷观世音菩萨法相造像的形像种类》，取材历史文物原稿图画，以中华佛教文化中关于观世音菩萨为摄化而自在示现的33种形像为依据。

历代以来，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在中国佛教及民间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非常大。而对观世音菩萨女性化形象的各种塑造，也成为中华佛教文化的一大创举。观世音菩萨由古印度传到中国的最初形象本是伟岸的男儿身，但随着信仰的深入，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逐渐被塑造为女性形象，并被完全“中国化”。

在艺术界，有“西方维纳斯，东方观世音”的说法。观世音菩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中国传统东方女性的神韵，33尊观世音菩萨禅瓷画像，体态丰满，翩翩优雅，宁静慈祥，极富盛唐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佛教中原本缺乏女性，但中国基于传统的女神信仰，弥补了佛像中缺乏女性形象的不足。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向往、想象、灵感，不断重塑其丰富多彩的形象，体现出中国人特有的观念与思想方法，这也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和兼容创新的特点，以至民间没有人还会认为他（她）原来是个“外国人”。

儒、释、道，中国人的信仰习俗，具有明显的入世特征。体现在中华佛教文化上，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寻求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苦难，而不是飘渺地等到死后前往极乐世界解脱。在《西游记》中，每逢唐僧师徒遇到难以解决的危机，总是观世音菩萨现身搭救。易查理相信，相较其它佛教人物，正是这点让中国人从心理上更容易形成观世音菩萨崇拜。

易查理认为，观世音菩萨以内在的慈悲和外在的神力教化，体现大乘佛教的精神特色，同时又符合中国传统儒家“仁义存心”的主张，形成“以慈悲的心肠而济世利物，以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的怀抱救苦救难”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守则，推动了中国观世音信仰的大众化、世俗化，而这种观世音信仰的大众化和世俗化恰恰对于化导和抚慰人心、稳定社会有积极意义。

中国历朝历代的大德高僧、

帝王卿相、饱学鸿儒等纷纷将佛教的哲理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相结合，醒世明人的中华佛教精髓深入民间，潜移默化地汇入中华文化的长河，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醴陵瓷是中华陶瓷文化和湘瓷的杰出代表，通过醴陵瓷细腻的瓷质、如玉的瓷体、生动的造型、流畅的线条、精美的画工书法、晶莹润泽的釉面、沉稳典雅的色彩、构图自然的花色，将“佛禅彩瓷”清新雅丽、五彩缤纷的佛像及慧眼明智的禅语表现得栩栩如生、极富哲理。除了观世音菩萨的系列禅瓷，易查理还带领研究团队精细制作了佛祖、弥勒、罗汉等各种佛禅彩瓷。

以当代工艺大师精湛的湘瓷作品，来展现中华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弘扬中华佛教中向善和美的一面，醴陵“佛禅瓷”为佛教文化、陶瓷文化和湘瓷注入了一股轻盈的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