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渊源研究的新进展
202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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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卷第l2期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Vo1.39 NO.1 2 1)ec.20i6 2016年12月 楚文化渊源研究的新进展 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史记・楚世家》记熊绎居丹阳应是泛指,《楚居》记熊绎徙夷屯则是实录,从大的范围 来讲,都属于丹江流域,因而熊绎所居“夷屯”在丹水之阳。春秋时期楚之诸“郢”在宜城平原。从西 周初至春秋时期,楚居地由丹江流域逐步迁徙至宜城平原的路径也为这一地域考古学文化所印证。 关键词:楚文化;渊源;研究;新进展 分类号:K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395(2016)12—0010—04 关于楚族的来源及楚文化的形成问题,一直是 学术研究的难点,历来有诸多不同的观点。就目前 研究的情况看,对于西周时期楚人活动的地域基本 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是丹江流域,一是沮漳河流域。 这是多年来对此问题深入研究的一大进展。清华简 种意见认为,夷屯应靠近楚的夷陵。夷陵是楚的先 王陵,位于宜昌,临近沮漳河流域。又有学者用声韵 通假学的方法分析认为,今沮漳河流域的“当阳”可 能即指楚“丹阳”。还有学者认为,夷屯因夷水而名, 今宜城境内的蛮河即古夷水,夷屯应在荆山东麓的 蛮河流域。虽然西周时期楚人的活动地域还有这些 不同的看法,但毕竟比较集中在两大地域,一是丹江 流域,也可扩大到宜城平原,再就是沮漳河流域。以 前有那么多的说法,现在集中在了两大地域或j大 地域,所以说,经多年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前进了 一《楚居》发现后,对楚的渊源解决了一些关键性问题。 但是,对神话传说时代楚先祖的起源,大家仍然分歧 颇大,甚至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说法。对于神话传说, 我们是否应考虑怎样更科学地、更合理地利用。《楚 居》是战国时期楚人所作,我们应当根据战国时期楚 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实际地理认知情况等,来分清哪 些只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哪些是有据可考的信 史,这样才能梳理出可信的线索。《楚居》所载熊绎 之后的史事已不同于传说时代,已是有据可考的信 史。我们可据《楚居》所载的这些信史,再结合传统 文献及新的考古发现,来探讨楚族的渊源及楚文化 的形成过程。 一大步。这是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研究的突 出成果。我的观点是,夷屯应在丹江流域。《史 记・楚世家》记:“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 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楚居》中没有记载丹阳,而是说熊绎徙于夷屯,是否 可以认为,《楚世家》所说的丹阳应该是泛指,即指丹 水之阳的广泛区域,而夷屯则是具体地点,实际上, 夷屯的方位也属丹水之阳。《楚居》记载,熊绎使都 嗌占卜选择夷屯居住,并在夷屯先构筑便室即宗庙 、熊绎所居“夷屯”在丹水之阳 《楚居》记载:“至含彝(绎)舆屈约(钏),思(使) 进行祭祀,¨1 这说明夷屯对楚来讲是一处非常重要 的地点。《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凡邑,有宗庙先 君之主日都,无日邑。”《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 若(都)耩(嗌)卜邃(徙)於塑(夷)窀(屯),禺枝(根一 便)室一(室,室)既成, 以内之,乃糍(瘸)薯(都)人 之桶(幢)以祭。”目前对于熊绎徙居夷屯的位置,主 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夷屯应与都临近,都 位于丹江支流淅水流域,夷屯应在丹江流域。另一 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墨子・明 鬼下》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 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因熊绎被正式封为 收稿日期:20l 6—10—28 作者简介:高崇文(1948一)男,河北盐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战国秦汉考古、考古学礼制文化和楚文化研究。 第39卷第12期 高崇文:楚文化渊源研究的新进展 在地。 诸侯国,所建之都首先要筑宗庙,这说明夷屯是楚正 式封国建都之地,是楚国的第一座都城。从熊绎使 都嗌占卜都邑位置、宗庙建成后又窃都人之牛以祭 二、春秋时期楚之诸“郢”在宜城平原 《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唐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纪南故城在荆州江陵 县北十五里。杜预云国都於郢,今南郡江陵县北纪 南城是也。”自此以后,传统的观点一直将楚郢都认 来看,夷屯的具体位置应与都地邻近。《左传》僖公 二十五年载:“秋,秦、晋伐都,楚斗克、屈御寇以申、 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人而系舆人以围商密, 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 密人惧日:‘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 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晋杜预注:“都本在商 定在江陵纪南城。但是,经过对纪南城的考古发掘 证实,其时代属于战国时期,那么春秋时期的楚郢都 在何处?清华简《楚居》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楚居》记载,熊仪之后蚧冒自都徙居焚,宵敖自焚徙 居宵,之后的武王、文王数迁诸“郢”,至庄敖由免郢 福丘迁居都郢。前已述明,西周时期的都是丹淅之 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都县。”又注:“商 密,都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孔颖达疏:“言本在商密 者,据在后移都,称旧都以为本耳。”按杜预的注释, 都分为商密之都和南郡之都。商密之郗是旧都,在 汉晋时期的南乡丹水县,亦即今河南淅川县境。商 会的商密之都,春秋时期已迁于南郡,因此,春秋时 期的庄敖所迁居的“都郢”应在南郡。春秋早期的宵 敖徙居“宵”,根据湖南里耶秦简所记¨3],宵地应在湖 北荆门以北、宜城之南地域,说明春秋早期楚已进入 这一地区。那么,霄敖与庄敖之间的武王、文王所迁 密旧都之都何时南迁,徐少华先生根据新的考古发 现对都国历史地理作了深入研究,认为西周中晚期, 都可分为上都和下都,均在丹江支流淅川流域(认为 上都在今西峡县境,下都在今淅川县境),至鲁文公 五年(公元前622年)秦再次人都后才南迁至今湖北 居的诸“郢”也应在宜城平原或邻近区域内。 春秋时期的诸“郢”应在宜城平原一带,还可从 春秋时期吴伐楚人郢的战争来分析。《左传》定公四 年载:“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内,自豫 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日:‘子沿汉而与之上 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必大败之。”’结果还 是楚大败,吴五战而攻人郢都,“楚子涉雎济江,入于 钟祥县境。①由此可以证实,西周早期熊绎所徙近都 的夷屯,只能是邻近都之旧都商密,应在都国地域之 西的丹江流域。如此可知,《楚世家》说熊绎居丹阳 应是泛指,而《楚居》记熊绎徙夷屯则是实录,从大的 范围来讲,都属于丹江流域。 《楚居》载,从熊绎到熊渠凡六代尽居夷屯,主要 活动在都国地域之西的丹江流域。至熊渠开始转移 云中”,后又逃到郧、随。此后楚国凭借秦国援助击 退吴兵,昭王才返回郢都。后二年,吴再次攻楚,《左 传》定公六年载:“四月已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 获番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 ……而徙居发渐,熊挚时徙居旁lIf于,熊延时徙居乔多,至 “若敖熊仪徙居都”。历史文献也记载,熊渠时已经 向汉水东南方的鄂西山地方向扩张,“乃兴兵伐庸、 杨越,至于鄂”(《史记・楚世家》)。庸的地望在汉水 南部的湖北竹山境内,已是学界之共识;杨越的地望 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随州市西部安居镇羊子山发 现了西周早期的鄂侯墓地,_2 说明西周早期的鄂国 的地域范围应位于随州市西部地区。这些史料说 明,从熊渠开始楚已由丹江向汉水南部发展,继而又 于是乎迁郢于都。”《左传》明确记载,吴军攻楚 并不是由长江而上,而是由淮河西进,再由淮河上游 往南攻楚之郢都。_4 假如此时期的郢都在江陵纪南 城,有些事件就不好理解。如吴军第一次攻入郢都, 昭王向西逃至“雎”,即今当阳、枝江的沮漳河一带, 这可以理解。后又“涉雎济江,入于云中”。“云中” 即云梦泽,在纪南城之东。昭王何必由纪南城之西 偷越吴占领区而逃到云梦泽,这是不好合理解释的。 当然,如果将此时的郢都定在沮漳河流域,也还说得 过去,但是,这与吴军再次攻楚,昭王“迁郢于都”不 能相符。因吴军是由淮河上游向南进攻楚的,假如 沿汉水向东到达汉水与丹江汇合处,即“若敖熊仪徙 居都”。从楚由西向东迁徙的路线来看,发渐、旁III干、 乔多的地望应当在都之西部汉水流域的山地一带, 西周末年若敖熊仪所徙之都,应是商密旧都之都,此 时都国已被驱赶出商密,商密之都成为熊仪都城所 ① 参见徐少华:《都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古都国、都县及楚都都地望辨析》,载武汉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此时的都城在江陵纪南城或在沮漳河流域,楚惧怕 吴再次攻郢都,昭王怎么会迎吴进军之锋而逃至都, 这不是自取灭亡之举吗?由《左传》所记述的这两次 这些都有别于周文化而相似于楚文化。后经对过风 楼类型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梳理可以看出,西周早期, 过风楼类型的文化基本分布在陕鄂交界的山区,目 前已发现的有商南县过风楼遗址、郧县辽瓦店子遗 址、十堰市大东湾遗址等,都位于汉水和丹江江边台 地上。至西周中晚期,过风楼类型文化沿丹江和汉 楚吴战争来看,春秋时期的郢都肯定不会在江陵纪 南城或沮漳河流域。将春秋时期的楚郢都确定在宜 城平原,对《左传》所记载的昭王时期楚吴两次战争 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昭王十年,吴军由淮河 水向东部扩张,进入到丹江与汉水汇合处的淅川县 至丹江口市地域内,目前发现的遗址有淅JII下寨遗 址、下王岗遗址、龙山岗遗址、双河镇遗址、丹江口市 朱家台遗址、观音坪遗址等。ls 从地理位置看,这一 区域直接与襄宜地区相邻;从文化特征看,也与襄宜 地区的楚文化紧密相衔接。据此可以推测,东周时 上游第一次攻人郢都,昭王向南逃至沮漳河一带,季 家湖古城正在此地,并且此城有可能是景之定之封 邑①。景之定是楚平王之子,与楚昭王是兄弟,昭王 正是奔其兄弟景之定而来。后又转经云梦泽至郧和 随。郧、随都是楚之同盟国,郧、随果然救了昭王性 命。昭王十二年,吴再次攻楚,楚昭王去郢,北徙于 都,此都应是商密之都。查阅《左传》所记“都”地,鲁 僖公二十五年纪事首次出现“都”地时,杜预注明是 商密之“都”,其后再出现时,杜预均没有再次注明, 期的典型楚文化可能来源于丹江至汉水山地一带的 过风楼类型的考古学文化。 一个独特考古学文化类型与族属有关系,但又 不一定是单一族属所创造,有可能是这个区域内多 个部族所共同创造的。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在丹 江至汉水的山地一带分布着多个部族 ],我也曾对 这说明《左传》中所记之“都”均是指商密之“都”,杜 预不再一一重复注之。清华简《楚居》中,熊仪所徙 商密之“都”单称“都”,庄敖迁居南郡之“都”称为“都 郢”,以示区别。以此来看,《左传》所记昭王“迁郢于 都”必是商密之“都”。因上一次吴攻人郢都,是得到 秦国援助才击败吴军,解救了楚国之困。商密之都 近秦,大概昭王还是想借秦军之力以御吴军,所以才 北迁商密之都以近秦。 《左传》所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 土”进行过分析,认为楚也是这一地域的一一个部 族l7]。由于共同的地理环境及生活习惯而创造出相 对统一的文化。过风楼类型应是这一地域多个部族 所共同创造的独特考古学文化,也应当包括楚部族 在内。另外,在探讨考古学文化发展变化时还需注 意,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不是单一不变的孤 立发展,而是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各个阶段不断融 三、早期楚遗址的新发现 从西周初至春秋时期,楚居地由丹江流域逐步 迁徙至宜城平原的路径,也为这一地域考古学文化 所印证。 入各种文化因素,其发生变化甚至是较大变化也是 必然的。因此,我们只能由已知推未知,把握已知的 楚文化整体特征,从考占学文化系统上按阶段循序 向上探求,才能得到正确的楚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 西周早中期的过风楼类型文化由于受周文化的影 响,具有浓厚的周文化因素,是本地文化与周文化融 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商南县丹江 北岸的过风楼遗址,出土大批陶器,主要有鬲、觑、 罐、瓮等,整体风格独特。2007年5月,陕西省考古 研究所邀请了研究所内专门研究周文化的专家和湖 北省专门研究楚文化的专家一起到现场进行了研 讨,大家一致认为,这批遗存属于西周时期,有浓厚 的周文化的因素,但不是典型的周文化,属于此地域 合的产物。至西周晚期,过风楼类型发展到丹江水 库临近区域内,又吸收了这一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 其特征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同时也可发现,在这 一区域这一时段的过风楼类型文化特征,与襄宜地 的一个与周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独特文化类型;并 且大家也注意到,其独特特征似乎显示着与江汉地 区的楚文化有某些联系,如陶色以褐陶、红褐陶为 区春秋时期的典型楚文化有许多相同点,呈现出诸 多传承关系。由此便可看出,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 化的发展轨迹与《楚居》所载的楚先祖居地迁徙路径 正好相吻合。 主,器类中的联裆柱足鬲、直颈圆腹罐、矮直领瓮等, ① 当阳季家湖古城出土有“兢之定”编钟及钟架构件,此古城有可能是“兢之定”封邑。李学勤先生考证,“竞之定”即“景 之定”,也即“景平王之定”,与楚昭王是兄弟,均是楚平王之子。见《论“景之定”及有关吏事》,《文物}2008年第2期。 第39卷第12期 高崇文:楚文化渊源研究的新进展 目前在宜城平原一带已发现多处春秋时期的楚 文化的遗址。有些遗址面积比较大,堆积比较厚,内 涵比较丰富。从所处地理位置及地貌形势来看,其 中的一些大遗址有可能就是楚武王、文王时期所居 的诸“郢”,如宜城楚皇城以西12公里处的郭家岗遗 址 ],遗址面积达12O万平方米,处于四周低洼的高 台地上。在郭家岗遗址西北数公里的朱市曾发现 “蔡大膳夫”簋和鼎青铜器l9],在朱市西约4公里的 南漳与宜城交界的安乐堰还出土“蔡侯朱之缶”青铜 器_1。。。徐少华先生根据《左传》等文献记载,认为楚 文王伐蔡时,“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死于楚” (《史记・管蔡世家》)。蔡大膳夫篮和鼎青铜器“亦 可能是楚文王虏蔡哀侯以归时随蔡哀侯一并带人楚 地的器物”。又认为,“蔡侯朱当即《春秋》昭公二十 一年所载‘冬,蔡侯朱出奔楚’者”、“蔡侯朱未能复 国,其后可能客死于楚”、“蔡哀侯、蔡侯朱均先后客 死于楚,他们的居地当在楚郢都或其附近不远”。¨ll_ 去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在安乐堰东侧进行考古调 查,发现一处大的春秋时期遗址。遗址处于高台地 上,四周由环濠环绕,环濠南侧、东侧发现有进入遗 址的阶梯状遗迹,遗址以南有一条古河道。据曾经 调查、发掘过这一带遗址的王然先生、徐少华先生介 绍,从安乐堰遗址到楚皇城一带有好几处这样大的 遗址。这使我们推测《楚居》所载的楚武王、文王所 居的诸“郢”有可能就在这一带。《楚居》载:“至武王 含达自宵徙居免,焉始口口口口口福。众不容于免, 乃渭疆涅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日郢。”整理者云:“渭, 读为溃,毁坏。《国语・周语上》:‘川壅而溃,伤人必 多。’疆涅,最初可能是泽名,经武王时治理而成居人 之地,遂为地名。疆郢是免郢扩建的一部分,浑言 之,疆郢、免郢无别,析言之,二者有先后大小之别。 ‘涅’字见于《玉篇・水部》:‘涅,泥也,淀也。’波,读 为陂。《诗・泽陂》毛传:‘陂,泽障也。’宇人,使人居 住,《诗・绵》传:‘宇,居也。”’依此看来,“疆涅”原是 水泽较多之地,武王筑“泽障”而居住,“抵今日郢”。 又《左传》襄公十四年杜预注“必城郢”云:“楚徙都 郢,未有城郭。”因此,从安乐堰、郭家岗等大遗址所 处时代、地理位置、地貌形势以及附近出土蔡侯王室 重器来看,这些大遗址有可能就是楚武王、文王时期 所居的诸“郢”所在。 通过以上对各类相关文献的梳理及考古材料的 相互印证,大体厘清了楚人迁徙的路径。楚人最初 活动于丹江流域,周成王时,因楚先祖佐周王有功, 封熊绎居丹水之阳的“夷屯”,承认熊绎在丹江地域 的统治地位,楚即正式建国立都。从熊渠开始,楚沿 汉水向东迁徙,至西周末熊仪徙居丹淅之汇的“都” 地。春秋时期,楚进入宜城平原一带,开启了东周时 期在江汉地区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伟.清华简《楚居》“梗室”故事小考[EB/OL].简帛研究网,2011 o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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