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从哲学看中西方文化发展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以现代的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语言通俗易懂却又深入浅出，以辩证的态度阐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遍及诸子百家不显偏颇，明辨尺短寸长力求客观，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中国哲学于中国、于世界在历史与今天的重大意义。

（一）哲学与宗教

谈到哲学，人们往往想到宗教。宗教与哲学不可混为一谈，又并非完全不同的事物。哲学，是对人生进行的系统的反思。将人生作为思考对象，获得关于宇宙、知识、人生的反思产物——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宗教是由某种哲学为核心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如迷信、教义、礼仪、体制）而来。

由此使人想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没有信仰”，对此我不敢苟同。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可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正如德克·布德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一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有组织形式的宗教），而是伦理”。“追求彼岸世界”作为人类内心的最深要求之一，哲学与宗教都为这一追求起到了导向作用，而宗教却未能成为中国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人们都有寻求比伦理道德更高的价值（超伦理道德价值）的渴望，但宗教中所体现的价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超道德。一方面，对神的崇拜更类似于中国哲学中儿子对父亲的伦理之爱；另一方面，宗教倾向于提供人类对客观事物的信息，当迷信、祈祷、仪式所提供的信息与科学不同，即产生了宗教与科学的冲突，致使宗教无法达到我们所追求的更高的价值。可中国人在中国哲学意识中找到、表达、欣赏，并在哲学生活中体验了这一价值，故而中国人更多的强调哲学意识而缺少浓厚的宗教观念。

中国人的信仰是蕴含在哲学之中的，是对超道德的更高价值的追求，是脱离宗教仪式、神祗具象的纯粹的精神。中国哲学使中国人将这样的信仰变成一种内在的意识，以“德”的形式付诸生活成为具有真正意义的实践。

（二）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同西方哲学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围绕着四个字：内圣外王。

起初只有贵族有机会接受教育，自周朝礼崩乐坏，政治权利瓦解之后，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凭借专长开馆招收学生以维持生计，自此师吏分离。因为专长不同，这些教师的思想见解也有所不同，自此出现了诸子百家的划分。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分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另有刘歆提出的十家：以上六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儒家以孔子为创始人，强调社会关系中责任和义务（正名），人的德行（仁义），为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为而无所求（知命）；而后出现以孟子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流派，提出“人性本善”、“霸道王道”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宇宙”的形而上学神秘主义；以及以荀子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主张“人性恶”通过后天教养改善，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道家以杨朱为起始，在老子及庄子的时期发展到极致，由最初的出发点“保全”到“顺从事物变化法则”再到“齐万物一死生”，强调了无为与寡欲。墨家由“利己主义”出发，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严格等级之分，主张天下人不分高低彼此相爱。名家则注重“名”与“实”，强调事物的相对性与共相，善于论辩。法家根据政治环境的改变否定了儒家的政治主张的实用性，提倡“法”对人的约束作用。阴阳家则以五行变化对宇宙万物提出解释，阐述了其中的变化性和规律性。西汉时期根据统治需要董仲舒推行结合阴阳家理论推行儒学，汉末道家与佛家相容衍生禅学复兴，名家因玄学提出的“辨名析理”再起……一些思想在复兴过程中予以新的诠释。隋唐时期伴随着新道家和佛家的没落儒家再度兴起，新的宇宙论随之产生，进入北宋之后儒家更分为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陆象山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两派。中国传统哲学不断革新，直至近代西方哲学的传入。

尽管中国哲学基于“形而上”的观念，仍与西方哲学有着相似之处。例如孔子与苏格拉底对待教育与做人的思考、名家的辩证观点和对事物的共性与特性的辨析、阴阳家的五行与西方的二元论、程朱理学和柏拉图对待“理”的看法、陆王心学中所包含的唯心主义、道家的事物变化运动的观点……虽然基于的认识论不同，但对哲学思考的内容却不乏共识。

（三）环境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哲学对科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不乏相似点，为何近代中国文明落后与西方？

哲学作为人反思的产物，思考方式可以说影响着哲学的形成。而人的思考环境又受环境的制约，感受不同，思想中予以强调或忽略的方面也不尽相同。

众所周知，落后的社会制度是近代中国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而这样的长期停滞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海上冒险经历较为缺乏，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人若无特殊才能无法离开土地，故同族人大多生活在一起，继而形成了家族制度，具有严格的等级。由书中可以看出，古代到近代的社会制度可以算作这种家族制度的延伸。中国哲学的功能尽管以“做人“为最高成就，实际目的却也是应用于政治。哲学思想必然为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更强调社会、人际关系等日常功能（即人生论），便于君王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作为经济生产方式，大陆国家更倾向于以具体概念为背景认识事物，生活方式倾向顺乎自然，自给自足即可满足生活需求，故而不喜变革。土地的不可挪动性、古代中国哲学的功能，加上大陆人民不喜变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种社会制度的不易动摇以及近代中国没有像西方出现工业革命的事实。

而西方文明中海洋意识较强，人民生活以贸易居多，多为城镇聚居，严格的家族等级制度不适用于这样不同民众聚集的环境，无法划分等级，难以形成专制制度。商人们习惯于变化，并且商品经济中为了保证货物的销售必须进行创新。同时由于贸易，西方人优先接触抽象概念，一切以假设概念为出发点（认识论），基于“无”的背景来认知“有”，创新与这一过程同向，故而在近代文明中形成了适合于科学发展的哲学方法论，而西方哲学的发展目的也在于对事物的认识。

简单来说中西方哲学的任务不同造就了发展方面的不同，中国哲学旨在提高人的心灵，而西方哲学鼓励增进正面知识。而哲学的任务以及哲学方法论的不同均源于生活环境不同导致的需求不同，可以说，环境，造就了哲学。

（四）中西方哲学意义对我们的启示

尽管中国哲学在近代工业文明中并没有起到正向的作用，但中国哲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人生哲学在今天更是为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国所重视就是最鲜明的例证。任何哲学都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只对某一民族、时代、国家有效，而另一部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性理论则具有持久的价值。在注重科技与文化相辅相成共同繁荣的今天，我们同时应认清西方哲学的应用价值与中国哲学的精神价值。任何哲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古代哲学中纵使百家争鸣，儒家亦效道家之长，墨家亦取名家之辨，我们在对待中国哲学的上应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西方哲学之长补己之短。通过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简史》的解读，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本身中找到当代哲学思想的影子，这就更提醒我们，诸子百家的兴衰只能反映当时历史背景的需求，并不代表其中的思想都是陈旧落后的。辩证看待中国哲学，定如再淘浪沙，珍宝不尽。而其中最值得我们继承的，便是中国哲学“入世而出世”的精神，在文明的潮流中完成自我修养的提升，同时身体力行投入社会的建设与人和人之间的关怀，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追求中真正实现超越普通价值的大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