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小平南方谈话感想

读南方谈话感想

——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

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段谈话是邓小平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领会其基本精神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胆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以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

推进改革开放扫清思想政治障碍。以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实践表明，南方谈话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光辉典范，成为指引和激励我们开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