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论

“气”论

作者：高屹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2期

摘要：“气”在古代是一个渊博的概念，在哲学、美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常被提及，诸家的观点在一个漫长的过程相互影响、融合，文学中的“气”渐渐被认们识。 关键词：气；文学；流变；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00-02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及文艺思想领域中，“气”是一个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概念。数千年来，人们不断提及它，我们发现，不仅文学家谈论气，医学家、道家、阴阳五行家、书法家、画家等等都在谈“气”。 物理学上的解释显然不能涵盖“气”的概念。“气”也是古代文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撇开其它方面，本文试从文学层面，来探究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气”的认识。 古代中国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中国学者庞朴也通过将八卦所象征的天、地、水、火、风、山、泽、雷八者并归分类，得出上古曾有四大元素说的结论。即天、风为气，地、山为土，水、泽为水，火、雷为火。对比“五行说”和“四元说”，发现五行里的金和木取代四元里的气，而气的地位不再与水、火、土并列，进一步提升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了，认为气分为阴阳，化作万物。人的形是“气之粗”者化成，人的神则是“气之精”者化成。在化生万物后，气本身仍以一种流质的状态存在。长期以来，人们对气的基本概念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认为气是存在于宇宙中的运行不息且无形可见的极细微物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或本体；气的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气充塞于宇宙万物之间，与宇宙万物相互渗透，成为万物相互联系的中介，使万物相互感应而构成一个整体。列子说气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1]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谓道生万物，但是这万物的形成都是由阴阳二者以气冲和而成的。庄子也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 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3]庄子也认为气是万事万物的初始物质，庄子还将气上升到精神的高度，认为圣人之圣在于用气贵一。 “气”本身以一种流质的状态存在，古人都承认其重要性，那么如何才能处理好人与气的关系问题，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善养浩然之气的孟子了。孟子在《公孙丑》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的回答是这样的：“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在这里提到了养气的方法，即要用正义去培养浩然之气，孟子还把气的盛大与儒家的仁义道德联系起来，认为两者间是相辅相成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必须先具有高尚的精神品格，才能有美而正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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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也就是说，作家要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孟子能有如此好的文才与辩才，这与他善于养气也是密不可分的。

汉末魏晋，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大为流行，气也被广泛地用来品评人物容貌、体质、性情、贤愚等方面的重要概念，所谓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曹丕则在此基础上深入阐发了气与文章之关系，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到：“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的地位如此重要，而文章的好坏决定于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用演奏音乐作比喻，说明文人因清浊之气不同，即使所用文学体裁和艺术技巧相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仍会有很大的差异。这里的气就是文章中呈现出的作者独特的面貌和才情气质。我们能感受到人不同气质的存在，文章也有气质。一个人的气质形成后，会相对的固定下来。而文中字里行间的气的变化起伏也能透露出人的气质。曹丕在文中还具体地用此说来评论同时文人的作品，他在《与吴质书》里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至此，我们发现，孟子的养气说和曹丕的文气说有很大不同，“气”包括了人外在和内在的所有特征，曹丕依据气循环、流动的特点，将气的概念进而引申到人类的创作领域。他的“文气”说，是将人的创作活动视为人的禀赋的外显，因此正如人以气为主一样，他所创作的文也是以气为主的。他的文气主要论文，即作家本身的气质及其作品的风格。而孟子的养气主要指的精神状态、道德层面上的意义，他明确提出气是可以养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养气》一篇，也提到了气与文的关系，他说：“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4]刘勰提到养气的原因是因为创作会耗费精神，从而使身心劳累，而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就是调节疏导，使体气舒畅。刘勰还强调气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如《神思》：“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5]《檄移》：“气盛而辞断。”[6]刘勰认为气对文章的语言形式有决定作用。刘勰在《章句》中还具体从行文的音节、字数、声调的变化讲到气表达的形式技巧问题。他还指出作家之气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所谓“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是矣。

刘勰进一步发展了曹丕的“文气说”，从气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气”与语言形式的关系以及语气对气的影响等多方面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一套关于“文气”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传统文论中关于“文气”的伦理基础，对后世“文气”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刘勰认为运用神思写作会劳神伤神，也与生理体质有关，因此需要合理的培养、利用。这是借鉴了孟子的养气的方法并加以改造的，而曹丕则认为气是与生俱来的。

到了唐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但文风偏于华丽，韩愈在这个背景下倡导古文运动，提出气盛宜言。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毕浮，气之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7]这里的气指人的精神、道德修养，而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的“气”，即“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气”。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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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对于所要说明的道理感情强烈，又经过深思熟虑，情思酣畅。具有了这种精神状态，那么遣词造句的时候声调之抑扬、句式之长短，便能自然适宜。韩愈也强调道德学识方面的修养。韩愈的“气盛言宜”是将孟子的“养气说”和曹丕的“文气说”结合的产物，在接受曹丕以气论文的同时，孟子在道德层面的主张也被韩愈吸收进来了。

晚唐杜牧《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8]他认为，一篇好的文章要以内容为主线，气势为辅助，同时要有一定的文采。但“意”最重要，其次是“气”。如果主脑不立，辅佐和兵卫也就没有了着落。这种见解是可取的，但即使是意为主，也是要以气贯穿始终的，可见气之于意的重要性了。

北宋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也提到了气与文的关系，他说：“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形也，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9]他认为文是“气之所形”，“气充乎其中”，文便见乎其外。故作家重在养气，他说孟子之文宽厚宏博，司马迁之文疏荡奇肆，主要是指文章的风格气势，并特别强调广阔的生活阅历对于激发志气与文气的作用。宋明以来，理学之风渐盛，作文之方法多从义理入手，文以气为主慢慢的转变成了文以理为主了。清代刘大魁提出 “神气”之说，他在《论文偶记》中说：“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此处之气虽然居于次位，但是何者为神，何者为气刘大魁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其实神是气的本体，气是神的表现，二者都很重要，相辅相成，共同主宰了文章的优劣。刘大魁在发展了前人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对于“气”的理解，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气”作为一个古老而深远的概念，其内涵博大精深，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修身养性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历代文人对“气”也都有自己的认识，有甚者以其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气”的概念也逐渐地丰富，为人们所接受，但仍然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认识。 注释：

[1]、《列子集释》杨伯峻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页 [2]、《老子校释》朱谦之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4～175页

[3]、《庄子集解》（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2010年重印，第733页

[4]、《文心雕龙》刘勰著，黄霖整理集评，上海古籍2008年版，第85页 [5]、同上，第53页 [6]、同上，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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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唐）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01页

[8]、《杜牧集系年校注》吴在庆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84页 [9]、《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校点，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