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下《论语》英译的创造性误读研究

跨文化视野下《论语》英译的创造性误读研究

[摘要]中英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由于其固有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误读,即一种文化的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采取以耶释儒、以西释中、通俗编译等创造性误读形式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关键词]创造性误读 翻译 跨文化交际 一、引言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作为中国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论语》在人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成,各国之间交往的不断加深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论语》的翻译研究也相应的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论语》的英文全译本,据笔者所知,有26种。就翻译界来说,各位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论语》的英语翻译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理雅各

(jameslegge,1815～1897)的译本收入《中国经典》(王辉,2003)第一卷,1861年初版于香港,1893年修订再版于牛津。行世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为标准译本,成为后起译者无法回避的高峰。此后又沉

寂近四十年无人涉足该领域。19世纪晚期,晚清学者辜鸿铭开始重译这部让他敬畏的中国古代奇书。他的译本更加吸引西方的注意,在西方广为流传。而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家林语堂的译本也格外引人注目,原因在于他以编译的形式,“叛逆”地将中国这一著作介绍给西方读者。

由于中英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一种文化的人在理解另一种文化时会产生一定的误读,《论语》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在翻译成英语时,必然会存在一定的误读成分。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 (乐黛云：2002)从这一意义上说,误读正是导向理解的前提。本文分别从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译本的影响三个方面介绍了理雅各、辜鸿铭、林语堂三人的《论语》译本,通过对比分析,从跨文化视野下探讨了论语的创造性误读,以便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翻译目的

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不断地殖民扩张,到十九世纪中叶已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殖民大国。国家强大了,英国国民的自信心无疑也大幅提高,当时大部分英国人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文化、教育、军事等都高人一筹,这一点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理雅各是十九世纪无数英国传教士中的一员,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更好地提高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他们把目标锁定位于亚洲神秘的文明大国。他深知要想在中国传教成

功需要先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同时在比较的过程中体现基督教的优越性。理雅各主张传教士先要“精湛”地了解异教徒的文学和品格特征,再慢慢地通过语言翻译和道德感化的途径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理雅各强调的这种传教策略在当时的传教活动中并不常见。（girardot, 2008:34）譬如,《宪问：三四》孔子答“以德报怨,何如？”时说:“以直抱怨,以德报德”。理雅各在总结本章要旨时大发感叹说:“从本章可见,在基督之标面前,恐自己的道德学说简直差的太远了。他甚至连老子的思想也赶不上”。(legge, 1960:288).他翻译《论语》的根本目的很明确——让中国人意识到儒学的不足之后皈依佛教。

第二个翻译《论语》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辜鸿铭。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掀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而辜鸿铭对此却持截然不同的观点立场,在他看来,欧洲社会混乱不堪,到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根本不是道德的感召力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对孔子的学说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所以在他的译文中充满了褒扬的话语,他翻译的根本目的是颂扬中国文化。这一点他与理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个我们不得不提得翻译家是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他所处的时代亦是西方列强争相瓜分中国,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

候。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西方人普遍对中国的文化抱有偏见,林语堂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认为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应该翻译出让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译文以此让他们领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林语堂在借助《圣经》里所述的相关内容,使用自己独到的风趣而又睿智的语言向西方人阐述了孔子的各种主张。这种方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众多西方人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因此在西方人看来《论语》不过是无数孔子语录的杂乱结合,缺少一定的逻辑性,可读性也不强。为了改变这种看法,更是为了迎合文化修养水平低的众多西方读者,林语堂对《论语》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删改,同时还借助其他诸如《孟子》《札记》里的概述进一步对《论语》有关内容补充说明。林语堂所作的这一切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推动了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发展。 三、翻译策略

（一）以耶释儒——理雅各

理雅各作为西方的传教士肩负着向中国渗透西方文化的传教职责,所以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主要是“以耶释儒”。在字面翻译时采取忠实传译的方法,在注释中则以耶稣基督的教义来诠释孔子的思想,或者把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进行对比。同时,又以增译方式,大量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以此彰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例如在对“天”的翻译时,理雅各认为中国的“天”是不能与基

督教的“上帝”相比的,所以他把“天”译为“heaven”而不是“god”。而对于“神”字,理雅各翻译成“spirits”或“spiritual beings”。在他看来,“神”不能被看作是基督教的至高神,不能代指“上帝”,而最多算得上是围绕在“上帝”身边的使者

（collie,1828;legge,1877,1960）。由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理雅各对基督教的顶礼膜拜以及对儒教的偏见。 (二)以西释中——辜鸿铭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翻译《论语》重在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向西方传播其深奥的哲学思想,所以他最普遍使用的策略是以西释中,广泛的引用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对原文进行译解。 例如,对于书中的人名和地名辜鸿铭主要使用归化翻译法。他把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注释为“the st.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pure,heroic, ideal character,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在翻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时,辜鸿铭引用了华兹华斯对于诗的一段话来加以注释：“wordsworth says of poetry that is tends to ‘nourish the imagination in her growth, and give the mind that apprehensive power, whereby she is made quick to recognize the moral properties and scope of things.’”在翻译“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时,辜鸿铭的翻译是“confucius remarked,‘he who wants little seldom goes wrong’.”在注释中,辜鸿铭说也许更好的译法是：“he who confines his sphere

seldom goes wrong”,并引用歌德的话加以解释：“you will find,on the average,fewer had economists in the country than in the towns,fewer again in small towns than in large ones.why?man is instead for a limited condition---goethe”。

(三)通俗编译——林语堂

林语堂认为论语中确实记载了孔子的许多真知灼见,但要全面了解孔儒学说,光读一部论语是不够的,所以他采取编译的策略。从孔子的生平开始,到中庸、伦理与政治、孔子格言、礼记、乐记、孟子等等,较为完整的编译,介绍儒家思想的全貌。策略主要包含意译、句译等。

例如,像“礼”、“仁”、“信”和“德”之类的核心词采用意译的方法,它们会随语境的变化而改变,不可以千篇一律的译成一个词。又如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者,宁固。”林语堂认为,“奢”和“不逊”的关系,是指生活奢侈的人大多自命不凡。因此,他认为以上这句话可以英译为“confucius said:’the people who live extravagantly are apt to be snobbish (or conceited), and the people who live simply are apt to be vulgar.i prefer vulgarity to snobbery(or i prefer the vulgar people to the snob).”其中,“奢”和“俭”都采用了句译法等。

从传统到现在,翻译研究的重心已逐渐从源语言本身转移到了

译本在译入语系的接受情况。由于理雅各,辜鸿铭以及林语堂三人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成长环境,因此在翻译时难免加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他们译本的风格不完全相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翻译活动涉及一个艰苦而又冒险的过程,翻译的终极目的是交流沟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翻译活动便告失败。 四、影响

理雅各力求忠实于原文,译文中做出了大量的注解。其笔风严谨,对中国文化研究之全面使得后人不断从他的译本中汲取有益的成分,而后来的译文也不能够完全取代他的译本。他对于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被誉为“标志着汉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在英国至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巨大成就。时至今天,其译本仍被奉为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影响了几代人。其人其书本身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使欧美人士得以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族伦理道德之根本”（岳峰,2004:11）。据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 pfister）教授粗略估计,理雅各翻译的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典籍自1861年首次出版起,已在西方和香港等地以全集或单行本的形式重印十多次。

辜鸿铭的译本不仅是第一个华人译本,也是第一个在国内出版的译本。他被林语堂称为“文化怪杰”。辜鸿铭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他深受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影响,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持褒扬的态度。20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

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留学期间收卡莱尔,阿诺德,爱默生和罗斯金熏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猛烈抨击,而对中国的文化满怀憧憬,过大的跨到了文明的救世价值。他在翻译中过多的借用西方形而上学和神学话语来表达孔子思想中特有概念,这在很大程度遮盖了儒家思想独特性。所以他所转述的孔子哲学实际上是西方思想体系的翻译,是他对儒家思想的浪漫主意的表达。当时访问中国的西方文化界人士有句口头禅：“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林语堂是在辜鸿铭之后,主动将《论语》介绍到西方的一代国学大师, 他受过“五四”新思潮和近代西方思潮洗礼,并不全然排斥西方的科学文化。不过他只选译了《论语》大约四分之一的篇章,作为其著作《孔子的智慧》中的一章。林语堂贡献巨大,他在炎黄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可谓举足轻重。台湾的一家报纸发表社论称:“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而且也公认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因为论将近代西方文化引入我国者,从严复和林纾那一代起,固可说代有传人,甚至人才辈出;但论将我中华文化介绍于西方者,则除了有利玛窦、汤若望等等外国人曾经从事之外,数献身此道的中国学人,林语堂虽非唯一人,却是极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人。”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孔子在西方的形象建构与传教士、汉学家们的译本是息息相关的。对于经典的翻译和阐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渠道,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融合,尤其是思想资源借鉴方面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对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翻译与阐发也不尽相同。误读是各国相互交融、相互传播的表现。而《论语》的英译本向中国人展现了西方人对中国精神文化精髓的深层解读,这正说明了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的结果。从文化间交流沟通的角度来看,恰恰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翻译、不可通约的因素,才使得不同文化相互吸引、交流和借鉴,从而可能产生新的创造性成果。

注：本文由项目成员王洋洋、段雅慧、付雪、门彩霞、郁晓倩共同完成。

本文系曲阜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论语》英译本中‘误读’现象的研究”成果；曲阜师范大学校级研究项目“孔子西行——儒家文化传播与《论语》翻译研究” （xj20095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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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山东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