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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2020-01-17 来源:爱问旅游网
2019年3月第1期(总第78期)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URNALOFLIAONINGINSTITUTEOFSOCIALISMMar,2019NO.1(Gel.78)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以辽宁省为例——朱贤文赵经纬辽宁沈阳110033)(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摘[1]要]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对自然条件差、发展起点低、历史欠账多、城乡差距大的民族地区而言是迎头赶上的重大战略机遇。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集“六区”于一身的民族地区,既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特殊价值,又存在亟须补齐拉长的明显差距和突出短板。本文选取全国民族工作大省辽宁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研究探索民族地区特别是散杂居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关键词]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辽宁[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496(2019)01—087—05辽宁是全国民族工作大省,56个民族俱全,少数民族人口664.3万人,现有8个民族自治县、2个省内享受自治县待遇的县级市、54个民族乡、3312个少数民族聚居村,是全国满族、锡伯族人口和满[2]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多的省份。全省民族自治地方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特殊价值辽宁作为东部沿海沿边省份,城镇化进程起步较早,2017年整体城镇化率就达到了67.5%,但全省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却只有38.3%,省内的大多数乡村集中分布在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辽宁的民族地区不仅幅员辽阔而且集“多区”于一身,是省内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在城镇化继续深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双重背景下,具有独特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价值。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生产价值。辽宁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良,矿产资源蕴藏面积占全省的46%以上,铁矿品位、玉石产量均居全国首位。东部民族地区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具有鲜明地理标志的滑子蘑、山参、大榛子、红松籽、辽五味子、刺五加、辽蒿本、石柱占全省总面积的28.1%,占全省乡村人口的18.6%。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等多种因素,辽宁民族地区(10个民族县市)特别是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于省内其他地区。可以说,辽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民族地区是主战场,是重点更是难点,需要合理审视其在全省乃至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特殊价值和现实差距,努力谋求和探索民族地区特别是散杂居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以全省民族地区乡村的后发赶超和繁荣发展为突破,推动实现全省乡村的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收稿日期:2019-01-08基金项目:2018年辽宁省统战理论研究课题“民族地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路径研究”。作者简介:朱贤文(1987-),男,湖南常宁人,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科员,主要从事民族宗教政策理论研究;赵经纬(1984-),女,辽宁营口人,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经济发展处主任科员袁主要从事民族宗教政策理论研究遥-87-朱贤文赵经纬: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参、绒山羊、蛤蟆油、龙胆等数十种名优农林牧产品畅销全球,玉都、林蛙之乡等享誉海内外;辽西民族地区光照充足、矿产和风能资源都较为丰富,阜蒙、北镇是全省的产粮大县,北镇葡萄、阜蒙花生、喀左陈醋等均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阜蒙玛瑙产销量占全国一半,素有“中国玛瑙之都”美誉。二是生态价值。辽宁民族地区是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东部民族地区森林覆盖率70%以上,超过全省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既孕育着“天然氧吧”,又守护着“辽宁水塔”,6个民族县市入选全国深呼吸百佳小城,大伙房水库累计为辽宁中部城市群安全稳定输水超30亿立方米;辽西民族地区是“三北防护林”等生态修复工程重要项目地。按照《辽宁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全省8个民族自治县全部被纳入限制开发区域,9个民族县市被纳入辽东山区水源涵养区和辽西北生态脆弱区,分别承载着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等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三是生活价值。辽宁民族地区的广大乡村不仅是依然安居在此的263.7万各民族乡村人口的生活空间,也是承载那些让人魂牵梦萦的乡音、乡土、乡情和乡愁的心灵寓所,保留着清皇祖地、满乡故里、东北人文祖源等独特的乡土文化元素。其优美纯净的生态环境、质朴淳厚的民族风情、与大自然节拍相吻合的慢节奏生活,正日渐成为人们摆脱城市生活的忙碌喧闹、享受田园生活恬淡宁静休闲度假的最佳去处,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作为暂居康养、颐养天年的理想选择,到民族地区的广大乡村“洗肺”“养胃”“清肠”“体验生活”已经开始成为时尚。四是生息价值。辽宁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全省3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的70%位于宽甸满族自治县境内。各族人民在宽甸这片土地上生息、劳作及繁衍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辽东边墙、宽奠“五堡”、柳条边述说着宽甸各族人民屯军垦田戍边的悠久历史。从1989年设立宽甸满族自治县,到1999年宽甸被列为全国首个试点县,再到2000年首届“全-88-国兴边富民行动现场会”在宽甸召开,宽甸在“兴边富民行动”中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宽甸为代表的民族地区“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价值也正日益凸显。五是生命价值。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辽宁民族地区的广大乡村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共同洗礼下,孕育了以满族为代表的地域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乡土文化,见证了锡伯族的大迁徙和多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以汉族和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锡伯族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为主体、各民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在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增强各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民族团结生命线等方面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独特的地方文化张力和价值魅力。二、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现状短板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辽宁民族地区特别是乡村发展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对照党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3]还存在全方位的现实差距。从产业兴旺看,2017年,辽宁民族地区完成生产总值1073.2亿元,同比增长3.4%,总量仅占全省县域(41个县市)总量的15.6%,增速比全省县域总体增速低0.2个百分点,均值比全省县域平均水平少60.1亿元,差距同比扩大2.3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26.6:26.2:47.2,与全省9.1:39.3:51.6相比,一次产业比重过大、“特而不优、特而不强”问题突出,二次产业偏小且多为“原”字号、“初”字号,三次产业发展水平偏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4]民族地区的绝大多数乡村没有支柱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级财力严重不足。从生态宜居看,辽宁民族地区生态建设欠账较“兴边富民行动”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多,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小流域及水生态、农村人居环境等治理任务较重,特别是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尤为薄弱。2013年,抚顺发生“8.16”特大洪灾,清原、新宾2个满族自治县受灾最重,伤亡失踪164人,直接经济损失超70亿元。2014年,辽宁遭遇1951年以来最重旱情,阜蒙县20.99万亩大田绝收,并且连续3年大旱,部分乡村出现人畜饮水困难,“十年九旱”的状况依然突出。2017年,岫岩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全县35.8万人受灾,重灾人口17.5万人,直接导致该县脱贫摘帽时限延期到2019年。从乡风文明看,辽宁民族地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明显滞后,基层文化设施和优秀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不足0.5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现状堪忧,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陷入了“后继乏人”的窘境,全省精通满语的不到10人,掌握锡伯语(接近满语)的只有1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把满语列为世界极度濒危灭绝语言。在全国性“宗教热”和少数民族信仰传统的影响下,辽宁民族地区乡村信教人数、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活动较多,非法宗教活动时有发生。从治理有效看,全省民族地区部分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两委”人才匮乏、结构老化,特别是集体经济收益为零的村,村干部收入低、负担重,工作开展较为困难,“无能为力”和“有力难为”问题不同程度存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深化,民族地区部分村屯留守妇女儿童、空巢老人“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原有的乡村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宗族长老等民间权威日益被边缘化,特有的和睦互助机制被削弱,乡村自治机制有待完善,乡村政治规范、基本社会秩序、土地利益分配、村社集体功能、乡村共同体塑造、财政资源使用等方面都在遭受挑战。从生活富裕看,辽宁民族地区2017年的财政自给率仅为28.6%,收支矛盾突出,“三保”压力较大,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截至2018年初,仍有深度贫困县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174个、深度贫困村12个、贫困人口5.1万人,都占全省的20%以上。全省40个有深度贫困村的乡镇中有8个民族乡,现存的60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中有218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占比都明显高于全省民族乡、聚居村的比重。特别是在全省58个深度贫困村中有29个少数民族聚居村,占比高达50%,[5]都是越往后越难啃的“硬骨头”,继续攻坚与防止返贫任务繁重。三、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必须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6]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辽宁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辽宁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着力构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辽宁民族地区需抢抓机遇、找准优势、突出重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着力打通“人、地、钱”等要素瓶颈,逐步补齐拉长产业基础、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等发展短板,[7]确保到2020年如期实现同步小康战略目标和辽宁乡村振兴第一阶段目标。一要发展特色产业。要依据全省主体功能区划和“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立足农业产业和区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抓好“一县一业”“一镇一业”,重点支持东部民族地区乡村做强林下经济和辽西民族地区乡村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和旱作节水农业。要按照全省农业五大农产品主产区总体布局和工业八大门类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民族县市以“一园一区”建设为载体,推进现代农业、农产-89-(能说写译)《关于贯彻“四梁八柱”“一村一品”朱贤文赵经纬: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品加工业、服务业“三业并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走绿色和谐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在优化全省旅游产业“一圈两带一区”空间布局中,支持全省民族地区依托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满韵清风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重点开发一批具有辽宁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民族民宿、冰雪旅游等旅游项目和民族风情体验产品,打造集现代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乡村田园综合体,真正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变成金山银山。要在推进健康辽宁建设中,立足满族和蒙古族医药资源优势,研究制定民族医药和特色食品发展规划,推进辽宁满药和蒙药地方标准建设,拓展延伸民族医药产业上下产业链,重点打造辽东满族医药产业带和辽西蒙古族医药产业带。[8]二要推进生态宜居。要按照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要求,加强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防汛抗旱、中小河流治理、水土保持等水利工程,全面提升民族地区防汛抗旱减灾和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要加强民族地区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以乡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户厕改造、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大力推广新宾农村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处理新模式,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统筹推进以产业为核心的特色小镇建设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引导支持民族地区在国家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和全省特色乡镇中做,发挥“双建”叠加效应,推进跨行业、跨地区合作,促进点、线、面有机结合,重点打造“辽宁环长白山满族特色村镇示范带”和“辽西蒙古族特色村镇走廊”。[9]要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生态功能区补偿机制,出台关于生态补偿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加大东部山区水源涵养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区补偿力度,建立水资源生态专项补偿资金,提高生态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探索实施综合性的补偿办法,鼓励水源受益地区与民族地区建立横向补偿关系,保障民族地区发挥生态屏障功能。-90-三要繁荣乡村文化。要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进一步完善民族地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重点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资源整合、共建共享[10],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用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梦宣传,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要在深化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建设文化强省进程中,深入实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精品建设工程,重点支持少数民族特别是辽宁5个世居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性挖掘与生产性保护,加快推进具有市场前景的剪纸、旗袍、版画等代表性文化项目品牌化、市场化、产业化。要加快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指导民族地区广泛开展满族颁金节、蒙古族敖包文化节等文化节庆活动,丰富民族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要全面加强农村宗教工作,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宗教工作网络,严格落实乡村两级宗教工作责任制,坚决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四要提升治理能力。要加强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鼓励和选派懂民族政策、会民族语言、爱少数民族群众的干部到民族地区乡村工作,探索建立选派第一书记长效机制和“定制村官”培养计划。要大力实施市民下乡、能人返乡、创业兴乡等人才培育工程,壮大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的新农民与以农业爱好者、投资者、服务者为主的新农人等自治主体。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推动形成村居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居自治管理组织+社会服务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的“三位一体”新型基层治理格局。要积极推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四议一审两公开”等民主自治制度,建立“加法”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提高村民及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要大力培育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突出“村规民约”的指导和约束性,引导他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乡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发挥新乡贤、宗族长老等作用,重塑和睦互助机制,引导各族群众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逐步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五要全力脱贫攻坚。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继续在全省民族地区落实“五个一批”扶贫政策,有效开展劳动力转移扶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扶贫。[11]要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原则,统筹整合扶贫专项资金与民族政策资金,加大对全省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投入力度。要在支持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行动中,将两个深度贫困的民族自治县和29个聚居村摆到重要位置,在干部选派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扶贫项目上优先安排,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要在促进城乡居民和各类群体收入增长行动中,逐步完善省市收入划分财政体制,提高财政保障能力,优化财政[12]支出结构,重点支持民族地区稳步提高贫困人口等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优先保障民族地区乡村工资性支出和养老金足额按时发放。要在全省民族地区全面建立脱贫工作与绩效考核、评先评优、职级晋升“三挂钩”制度,健全脱贫攻坚成效第三方评价和民主党派监督机制,常态开展工作督导、巡查回访和“回头看”督查考核,确保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参考文献:[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1).[2][4][5][7][8][9][11][12]朱贤文,赵经纬.关于辽宁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调查与思考[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2):91-95.[6]本报评论员.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10-01(02).[10]路海玲.大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基层人民群众精神生活[J].当代图书馆,2015,(04):11-13.责任编辑赵洪波-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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