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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方史考试资料

2020-04-11 来源:爱问旅游网
庄蹻入滇:战国时期楚国向西南扩展影响的一次行动。前279年,楚顷襄王派将领庄蹻率军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经过沅水,向西南攻克且兰,征服夜郎国,一直攻打到滇池一带。黔中郡原曾为楚地,后被秦一度攻占,前277年秦派蜀郡守张若再度攻取黔中郡和巫郡。翌年,楚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东部兵力收复黔中郡部分地区,重新立郡以对付秦国。因黔中郡的反复争夺,庄蹻归路不畅,便“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融入了当地民族中。关于庄蹻入滇的时间,史载有异说,《史记》和《汉书》的《西南夷列传》列为楚威王时事,《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说是楚顷襄王时事。

“庄蹻入滇”传说一直被视为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它增进了西南与内地的民族感情。 在教材中说:《华阳国志.南中志》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时间相同,并以“楚顷襄王时,楚国的势力衰落,无余力向西部的夜郎和滇国拓展”为由,主张庄蹻于楚庄王时期入滇。 但这其中有诸多不妥之处。首先,《华阳国志.南中志》在传抄过程当中出现了错误,据《华校补图注》中所述《华阳国志》原文中乃“顷襄王”。其次,“楚顷襄王时,楚国的势力衰落,无余力向西部的夜郎和滇国拓展”的说法更是牵强,便无说服力。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蜀黔中郡„„”可知,要查出庄蹻入滇的时间可根据秦攻夺黔中郡的时间来推断。

在《华阳国志.蜀中志》中有记载:“(周赧王)七年(前308)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而在《史记秦本纪》则记有:“(奏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巴蜀楚黔中,拔之。” 出现了两种记载时间,而据两人所统治的时期:楚威王(前339年-前329年),顷襄王(前298年-前263年),可看出:公元前308年既不是楚庄王统治时期,也不是顷襄王统治时期,而公元前280年却是顷襄王统治时期。由此可以看出,秦攻夺黔中郡的时间应为顷襄王统治时期。所以基本上可以将庄蹻入滇的时期定在顷襄王时期,时间约为公元前280年。

常璩:常璩,字道将,晋代蜀郡江原县人(江源常氏为巨族,颇多治学艺,善文辞,喜著述者)。公元4世纪,西北流民占据蜀建立成汉政权。常璩进入成汉朝廷中担任文官,撰写了《梁益宁三州地志》、《蜀汉书》。李势当政时,常璩担任散骑常侍。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成汉灭亡,常璩被迁往建康,在建康修改旧作,撰写成为《华阳国志》。《华阳国志》作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为以后历代地方志所取法。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该书记叙了包括巴、蜀、汉中、南中等西南地区的神话传说、地理沿革、人文史事等。时间跨度自上古至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该书以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志三方面结合的方式,开创了后世地方志的体例。

汉习楼船:西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时时威胁中原的安宁,汉武帝集中兵力常年与匈奴作战,使人力和物力都耗费过大。武帝为此寝食难安,希望能联络西域的大夏国(今阿富汗)来夹击匈奴,以除心头忧患。为此,汉武帝早在公元前138年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献上了他从大夏带回的“蜀布”、“邛竹杖”等西南物产。武帝见后说: “蜀布、邛竹杖乃西南物产,今从大夏带回,定是由身毒(今印度)运去。因此从西南必有通往大夏的道路。”当即便下令派使臣前往“西南夷”去寻求道路。

使臣兵分几路进入四川、云南地区。其中一部分翻过横断山脉,在洱海地区被强悍的“昆明族”阻挡,无法前行,就只有留居下来。这期间,他们对当地有了较深的了解。回到长安后,将滇池地区的宜人气候、肥沃土地和丰富的物产等等,禀报给武帝。武帝决定发兵征伐“西南夷”。但是,据从滇池地区归来的将领们说,“西南夷”势力强大,且熟识水战,而中原士兵不识水战,征伐之举必将受阻。汉武帝下令要在长安开凿一个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并修造有楼的大型战船,专供士兵操练水战使用。解决了水战的阻碍后,汉军征伐“西南夷”就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派将军郭昌入滇,先征服滇池东北方面劳浸、靡莫等部落,然后大兵临滇。滇人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降服于汉朝。汉武帝一方面在滇中心区域设立益州郡,一方面又封其统治者为“滇王”,并赐滇王金印一枚。这标志着从此云南地区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

后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非常景仰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气魄和功绩,把北京西湖更名为“昆明湖”以表纪念。“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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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楼船”便成了汉武帝丰功伟绩中开发大西南的重要篇章。

唐标铁柱:公元前7世纪至8世纪初,在今天大理洱海及其周围地区先后形成六诏和西洱河蛮。“诏”为夷语,意思是部落,也有王、酋之意。六诏皆为乌蛮,即今彝族的先民。其中蒙舍诏居六诏之南,又称“南诏”。 公元7世纪中叶,我国西部吐蕃奴隶主政权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在北方与唐王朝争夺安西四镇,在南方与唐争夺四川边境和洱海地区,严重威胁到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利益和安全。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唐朝派遣唐九征为讨击使,击毁吐蕃城堡,拆出了吐蕃在漾水、濞水上的铁索桥,切断了吐蕃与大理洱海地区的交通,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唐九征就立铁柱记功,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里“唐标铁柱”典故的出处。史载此铁柱立于苍山,今天的漾濞江畔。

宋挥玉斧: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尔后进行统一战争。965年,宋王朝派遣王全斌进入四川,灭掉了后蜀国,统一了四川。对此,大理国立即派使臣送公文祝贺。982年,宋太宗令黎州(今天四川汉源)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利大理国使者入贡。此后,历史记载大理国曾多次派遣使者入贡宋朝。但是,大理国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向宋朝入贡和边境贸易,而是希望与宋朝建立藩属关系,所以多次向宋朝要求对其进行加封。然而,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加之鉴于南诏反唐的教训,对大理心存戒备,因此对大理国的请求一直未于满足。直到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宋朝终于同意了大理国的请求,正式建立了藩属关系。1115年金国兴起东北,不断南下侵宋,宋朝面临威胁。而后,有人要求在大渡河以外的地区设置城池,以便更好地开展互市,朝廷命宇文常调查并提出意见。宇文常复奏朝廷:后蜀灭亡时,太祖赵匡胤曾用玉斧指着地图上的大渡河说‘此外非吾所有也’,所以150年来边疆云南无边患。现在如果要在大渡河外建立城池,非中国之福也,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里“宋挥玉斧“的出处。这也是宋王朝天生软弱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元跨革囊: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军事奴隶制的蒙古汗国。1234年,蒙古灭金国之后,灭南宋之事就被提到了日程上来。蒙古贵族采取先征服西南诸番,而后形成南北夹攻南宋的战略。为此,他们先征服大理。 1253年,蒙古汗蒙哥派其第忽必列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直指云南。中路由忽必列亲自率领,南下过大渡河,西向金沙江,入丽江东部,入丽江东部,在南攻大理。是年9月,忽必列率军到达金沙江西岸,命令将士杀死牛羊,塞其肛门,“令革囊以济”,用做渡江之用(地点在现在的长江第一湾),渡江后入丽江,大败大理守军。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里“元跨革囊”典故的出处。元军将被俘的段兴高兴智送到北方见蒙古汗蒙哥,段见到蒙哥即表示归顺。蒙哥任其为“大理总管”,让其回云南与元军共同治理云南。1260年忽必列继位,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是为元世祖。1279年元灭南宋。元世祖忽必列对云南的统治比内地早18年。元世祖平云南结束了近500年之久的地方割据政权,是云南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大姓:即豪强,指称霸乡里的地主,一般无官职,但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族,豪强地主同封建王朝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汉武帝即位后,利用酷吏诛锄豪强;还采用强行迁徙强宗大姓的手段,将他们从势力盘根错节的故乡前往边远、新征服的云南,即益州郡、永昌郡便是迁入地区之一。

益州郡:汉武帝时置,地域包括今云南省大部,东汉时益州郡六县划归永昌郡。蜀汉建兴三年(225年)益州郡分为建宁、兴古二郡,其中建宁郡大致包括今曲靖、昆明、玉溪等地区。晋惠帝时将建宁郡又分置出益州郡,此时的益州郡只包括今昆明、玉溪等地区。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时改称晋宁郡。

宁州:西晋泰始六年,朝廷以益州大,分南中云南、兴古、永昌、建宁四郡为宁州,州制在云南郡云平县(今宾川县),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朝廷罢宁州,置南夷府,以天水李毅为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晋惠帝元年(公元302年)朝廷诏复置宁州,增统牂牁、益州、朱提,和七郡为刺史。

《滇云历年传》:清代倪蜕辑,该书以纲目的体例记载了自远古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云南历史。该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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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每一年的云南地方的大事先予简述,作为纲;然后引录有关史料为目。读者由纲而得其要,由目而知其详。李诞曾对该书校点,1992年由云南出版社出版。

《蛮书》:唐代樊绰辑,樊绰,成通年间为安南(今越南北部)经略使蔡袭幕僚,当时南诏不断兴兵进攻安南,樊绰撰成此书而未命书名,后人称该书为《蛮书》或《云南志》。该书记载了南诏国山川城镇、风俗物产及典章制度等。另外,向达著有《蛮书校注》,木芹著有《云南志补注》。

《南诏野史》:明代昆明人倪辂辑,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内容主要包括南诏、大理、元三代云南的历史。此书有两种版本,以清代胡蔚、王崧整理的两个刻本所收内容最详,流行最广。

《护法明公德运碑赞》:大理国时期的摩崖石刻,在今楚雄城西北20公里的前进乡紫溪山深处,为大理布燮高量成的颂功碑,赞颂了高量成起兵讨平三十七蛮部叛乱的功绩,以及让相位与其侄高寿贞,退隐楚雄,避免纷争的胸襟。

贮贝器:云南古代特有的青铜器种类,多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滇王墓中其形制分为桶形和铜鼓形,其器盖上往往铸有立体群雕,反映了古滇国耕作、建筑、纺织、战争等等社会生活场景,为我们研究古滇国的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佐证。

白蛮:是秦、汉以来的僰族于汉、晋时期先后迁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互相融合而形成的。“白”与“僰”是同音字,先后一些不同而已。汉晋时期迁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基本上是与僰族人杂居在一起,而移入的汉族中的“豪民”逐渐成了“为夷、汉所服”的大姓,成为了僰汉人民的统治者。当时,移入的汉族人口,与土著民族相较仍然是少数。为了能过统治人口占多数的土著民族,即使是汉族大姓也不能不是倾向于逐步的土著民族化。

六曹:包括:兵、工、戸、客、刑、工、会。南诏后期将六曹改为九爽。

《南诏德化碑》:766年,南诏在太和城门旁立《南诏德化碑》,由清平官郑回撰文。碑文颂扬了阁罗凤的文治武功。并叙述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以及历次战争的缘由和经过。表明了叛唐的不得已,和希望与唐和好的愿望。该碑现保存于大理市214国道旁的德化碑公园内。

南诏王族世系表

皮罗阁 阁罗凤 凤伽异 异牟寻 寻阁劝 劝龙晟 劝 利

丰 祐 世 隆 隆 舜 舜化贞

羁縻:中国历代王朝在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基础上,都曾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在行政管理上则实行羁縻民族政策。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2], 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这一特殊的行政管理政策,曾为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发巨大贡献。

羁縻政策的原则是: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

具体表现,如明朝之后的土司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司。土司由少数民族内部推举,但是必须上报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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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审核。

土司制度:元明清各朝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该民族人民的制度。元朝始置,用于授给西北、西南地区少是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名目主要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武官职务。土司职位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得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三宣六慰:明代在西南少数名族地区设立的三个宣抚使司和六个宣慰使司的总称。三宣指:南甸宣抚使司(今梁河县)、干崖宣抚使司(今盈江县)、陇川宣抚使司。六慰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今西双版纳)、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中部)、木邦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瓦帮)、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今泰国北部)、孟养军民宣慰使司(今缅甸北部)、老挝军民宣慰使司。

三征麓川

正统二年(1437),麓川领主思任法侵占干崖、南甸、腾冲、潞江等地。正统四年,朝廷派兵5万讨伐,收复上述各地。

正统六年正月,思任法再次据地称雄,占据大盈江和潞江上游地区,朝廷命王骥、蒋贵等领兵15万会师腾冲,一征麓川。闰十一月大破麓川兵于夹象石,思氏父子3人败退勐养。王、蒋将朝廷原赐麓川的金牌、信符、宣慰司印,以及思氏所掠的腾冲千户等32颗印鉴没收后班师回朝。

正统八年(1443)五月,王骥、蒋贵二征麓川,思任法子思机法、思卜法先后败走。

正统十三年(1448),王骥统兵13万三征麓川。十月会师腾冲,自干崖造舟南渡金沙江(伊洛瓦底江)西岸鬼哭山,击溃据险顽抗的思机法、思卜法、思任法。“三法”逃遁,其部众拥思任法少子思禄据孟养。王骥等考虑“师老无功,终不可灭。”与思禄相约,许他任土目,居孟养,控制附近土酋;并立“石烂江枯,尔乃得渡”的誓碑于大金沙畔,授思氏金牌,不与印;并规定凡有公文呈中国,只得自称“金沙江娜婢”。思禄俯首听命,王骥班师回朝。

三征麓川的过程中,王骥调动了木邦、缅甸、干崖等边疆土司的人力和物力,共同向麓川思氏进攻。(322) 三征麓川是明朝封建中央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败,没有团结好傣族上层,以致埋下了边疆图斯矛盾纷争的祸根,最终造成西南边疆领土的分裂。

卫所(制度)

所谓卫所是指在要害地区设立卫,有兵5600人,一个卫所管辖地域内又设若干个所。明代卫所的特点是: 1、军籍世袭;

2、军队要在屯驻地安家落户,不能任意流动,更不许逃亡,如果一个军户家中壮丁死绝,要从其原籍另调其家族中人来安抚;

3、军队在被征发到卫所所在地前必须结婚,没结婚的先结婚,携妻前往。

明代卫所制度的这些特点,使得军人和自己的戍边地区紧密结合,久而久之,就固定在戍守地区,化为移民。

汉族向云南移民的历史

1、楚顷襄王时期(约前280年),庄蹻率楚国士兵到达滇池地区,之后与滇国境内的僰族相融合,这是滇池地区第一次民族融合,很大的促进了滇池地区僰族社会的发展。

2、西汉时期,汉武帝灭滇后设置了益州郡,派遣汉族官员前往充当太守和县令,实行羁縻政策,并且展开了还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活动。在不断的融合中,逐渐发展成后来的南中大姓。

3、东晋时期,从《爨宝子碑》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爨氏在宁州处于一种闭割据局的局面,与中原联系中断。迁入的汉族与当地的土著僰族继而不断融合,到了唐初,形成了一个有许多汉文化特质的新民族——白蛮。 4、元朝时期,白蛮发展成白族。(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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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朝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普遍地与白族共同杂居在一起。并最终奠定了云南以汉族为主的局面。

“昆明”称谓的变迁

西汉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郡县,其中有益州郡,下设24县,有一个县名谷昌县(今昆明);

南诏时期:在南诏统治中心的滇西洱海地区,地方政权的设置和政区的划分除“睑”之外还有节度使和都尉的设置,其中有一个节度使称为柘东(驻今昆明);

大理国时期:大理国建立后,段氏国王在过去南诏的基础上调整建立了府或郡,其中一府为鄯阐府(驻今昆明),管辖今滇中地区;

元朝时期:忽必烈在中原各地推行行省制度,派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赛典赤建立云南行省后,将省会移到中庆路鄯阐府(即今昆明);

明朝时期:在云南设云南府(驻今昆明),当时在今昆明地区设置了六卫,分别为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云南中卫、广南卫。开始广南卫驻今广南府(今广南县),后迁驻于云南府(驻今昆明市)东部。

“云南”的来源

西汉时期: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灭滇,设置益州郡。其下设24县,其中有一云南县,即今天的(大理)祥云县。

东汉时期,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三国时期,诸葛亮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今丽江地区从越sui郡划出,今大理地区从永昌郡划出,今楚雄地区从益州郡划出,三地新设云南郡)。

唐朝时,南诏的诏主皮罗阁统一了洱海地区的各部后,唐朝廷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对他进行了册封,因为三国时期曾在洱海地区设置云南郡,而唐封给皮罗阁的领地,正式原来云南郡的区域范围,所以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称南诏为“云南”。

忽必烈建元后,在中原各地推行行省制度,于1273年派赛典赤·赡思丁经营云南行省,从此“云南”就定下型来。

明朝维护边疆统一的斗争 第一阶段:

从1385年开始,麓川思氏不断和明军发生冲突,在和明军较量失败后,麓川思氏便又向明朝纳贡谢罪。

1397年,麓川傣族内部发生争斗,另一名酋长刀干孟驱逐了思伦发。思伦发逃往昆明,西平侯沐春将其送到南京明朝廷,朱元璋同情思伦发的遭遇,调兵赴麓川,打败了刀干孟,将思伦发送回了麓川。 但在这次战争以后,思氏的麓川平缅宣慰司就只剩下麓川路和平缅路之地。其余曾一对思伦发所控制的傣族地区,则分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隶云南;设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四长官司,隶金齿卫。

自永乐元年开始,麓川思氏重新开始了向周边土司的扩张,企图恢复明初麓川独霸一方的局面。到宣德年初,思氏已侵夺孟养、南甸土司的土地,继而又破缅甸宣慰司,侵及孟定、南甸、干崖、腾冲、保山、孟连、湾甸、景东等地。 第二阶段;

为了遏制思氏的扩展,正统六年,明朝廷派遣兵部尚书王骥统兵“三征麓川”。其大致经过是:

正统六年正月,思任法再次据地称雄,占据大盈江和潞江上游地区,朝廷命王骥、蒋贵等领兵15万会师腾冲,一征麓川。闰十一月大破麓川兵于夹象石,思氏父子3人败退勐养。王、蒋将朝廷原赐麓川的金牌、信符、宣慰司印,以及思氏所掠的腾冲千户等32颗印鉴没收后班师回朝。

正统八年(1443)五月,王骥、蒋贵二征麓川,思任法子思机法、思卜法先后败走。

正统十三年(1448),王骥统兵13万三征麓川。十月会师腾冲,自干崖造舟南渡金沙江(伊洛瓦底江)西岸鬼哭山,击溃据险顽抗的思机法、思卜法、思任法。“三法”逃遁,其部众拥思任法少子思禄据孟养。王骥等考虑“师老无功,终不可灭。”与思禄相约,许他任土目,居孟养,控制附近土酋;并立“石烂江枯,尔乃得渡”的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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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金沙畔,授思氏金牌,不与印;并规定凡有公文呈中国,只得自称“金沙江娜婢”。思禄俯首听命,王骥班师回朝。

成化初年,毛胜镇守永昌,贪孟密宝石,允许原为木邦土司统属的孟密贵族不通过木邦土司而向明朝廷入贡。在孟密贵族在边疆兼并扩张的同时,孟养贵族也趁势准备进行扩张。孟养思禄的势力不断膨胀,边疆土司的纷争,便自孟密、木邦、孟养之间进一步扩大。

弘治七年,明朝廷乃调孟养军队讨伐孟密。时孟思英以兵守蛮莫。孟养兵至,思英坚守不出,已而请和。思伦索欲取道干崖而还,但孟养不听,过江与孟密战。 嘉靖六年(1526年),明朝廷派遣永昌知府严时泰前往调解处理,而孟养思伦等不听。孟养思伦纠集木邦、孟密军队,南下攻破缅甸宣慰司。缅甸宣慰司莽纪岁之子莽瑞体逃避于洞吾,据之并建立了洞吾王朝。洞吾王朝凭借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的军火打败了古喇等地,北上攻孟养。

隆庆二年(1568年)木邦土司的袭职问题引起了变乱。隆庆二年,木邦土舍罕投向缅甸。

万历元年(1573年)缅甸洞吾王朝军队入陇川。之后还企图直接占领干崖。洞吾王朝的莽应龙率兵追罕进忠直入姚关(今施甸县南部)。

为了击退洞吾王朝的侵略军,明朝派刘铤、邓子龙率兵进行反攻。并取得一定成效。

为了防止缅甸洞吾王朝的继续侵扰,稳定边疆的一部分地区,陈用宾于万历二十二年击退缅甸侵扰之后,乃于腾冲边境地区筑八关(神护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天马关、汉龙关、虎踞关)。

论述大理国的政治局面 高氏“大中国”的出现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初,采取温和政策,保证了各方利益,从而赢得了从和到治的根本转变,但也就没有去实现中央集权。

1063年,高智升帮助国王段思廉镇压了杨允贤的叛乱,事后段思廉封高智升为鄯阐侯。

1080年,杨义贞又发动政变杀段廉义,高智升打垮杨义贞,扶持段廉义之侄段寿辉做皇帝,高智升为不布燮,高升泰为鄯阐侯。高氏势力猛涨。

1094年高升泰废段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

段氏王位重行恢复,高氏各封建主格局

高升泰只做了两年黄帝,便在其死前嘱咐儿子高泰明还国段氏。公元1096年,高升泰死,其子高泰明还国段正明之弟段正淳,史称“后理国”。

段氏复位以后,高氏世袭布燮,称“中国公”。高氏在地方势力不断扩张,高氏家族的封建诸侯割据纷争,封建主们以争夺布燮为中心进行了会盟。

这时的段氏,仅为形式上的皇帝吧,实权则掌握在高氏手中,但是高氏也无权完全废段,这便形成了以段为中心,以高为相的平衡局面。

其他民族各部贵族的地方性分裂纷争

当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以高氏诸侯为主进行割据称霸的时候,其他被统治的各民族贵族分子们也进行着地方性的争夺。

东方鄯阐府境内的“乌蛮”三十七部贵族发动了对外战争。在大渡河、金沙江北的“乌蛮”各部中,邛部(今四川越西县西昌市)的势力逐步强大,自称“山前山后百部都鬼主”。另外还有,西南部的“金齿百夷”区域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割据局面。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已经不受大理国所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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