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州汉语“标志性方言”的阙如

２０ｌ　ｌ　ｆ　尊ｌ≯　鼍　譬　擘　学缸（０掌■０　拿　）　ｊ（１ｌ　ｄ　ｏｆ（Ｉ　ｏｌｌ　ｖｒｒｓｉｔ　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Ｃ　　ｅｓ　ｆ　ｔ＇ｔｌｉｌｏｓｏｔｌ｝　“ⅢｔＩ　Ｓｏ（　‘　）　Ｎｌ１．１　（　警ｌ２５垮ｊ）　｝、ｆ　Ｊ｝．２Ｏ１　论贵州汉语“标志性方言＂的阙如　口杜国景　（贵州１民族学院，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贵州没有标志性方言，很难凭方言的差别，对贵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其中的原因，不是因　为贵州建省较晚，或贵州省乃“析地”建置，而是因为贵州长期缺少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另　外，贵州汉族移民的历史及其规模、方式、原因等，也有各自的若干特点，使方言间的分歧长期难出现某　种一致性。直到最近几十年，贵州标志性方言的形成，才有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贵州；汉语；方言；经济中心；移民　中图分类号：Ｈ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６４４（２０１１）Ｏ１—００３５—０８　“标志性方言”的相关问题　“标志性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所　谓“标志性方言”，指的是地域方言在内部众多分　歧中的某种一致性以及在外部的可识别性；内部　分歧越小，外部的可识别性越大；内部分歧越大，　一、如所周知，贵州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由　于北方方言内部有较大的语音差别，因此，语言学　家又将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大致划分为北方官话、　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官”是公共的意　思）。由于在西南官话内部，方言分歧仍然很大，　研究者李蓝又将西南官话划分为川黔、西蜀、川　西、云南、湖广、桂柳六个片。六个片中，在贵州有　分布的是川黔、西蜀、云南、湖广、桂柳五个片。…　其中虽有较多的分歧，但李蓝仍把它们归人西南　官话。　西南官话是一种在较大的区域内具有某种一　致性的方言，而本文要讨论的“标志性方言”，是　外部可识别性越小。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和　自治地区都有这张方言名片，很多情况下，凭着这　张名片，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他是哪里人。相比之　下，贵州比较特殊。贵州各地的汉语方言虽然也　各不相同，但显而易见的是，贵州没有自己的汉语　标志性方言，很难凭一张地域方言名片，对“贵　州”或“贵州人”进行识别。在贵州，虽然可以判　断出省会贵阳以及各地、州、市、县方言土语的差　别，但各地的方言土语却缺少一致性，不仅未能形　成贵州的标志性方言，而且还受到了不同少数民　族语言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汉语方言带有明显的　比西南官话更次一级的、以“省”级政区为单位的　区域性方言，如云南话、四川话、湖北话（东南角　除外）。这种更次一级的区域性方言在内部众多　的分歧中，往往也具有某种一致性，因而成为更次　一少数民族语音，“夹苗夹侗”现象十分突出。与其　说贵州各地方言是一种同中有异、但都带有贵州　地域文化共性的地方话，还不如说它们更接近各　自周边相邻省份的方言。对贵州来说，要“以言　识地”或“以言识人”并不容易。这种现象，在全　国范围内似不多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级的区域性通行语，这就是所谓的“标志性方　言”。这种“标志性方言”因为“有自然形成的公　认的一个或几个代表点，虽然不一定叫标准语，但　在方言区的社会交际活动中却有较高的威望”，　作者简介：杜国景（１９５４一），男，汉族，贵州黎平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　２０［１每薯１譬　（尊荨１２５瓤）　器州譬簿，Ｈ　…　、　赞簖　一　、、妈ｆ暂蕈　｛§稿爱＊　　，，　Ｊ一…　　ｉ／　Ｎｏ．１　Ｆｅｂ．２Ｏ１１　ｊｆＪｕｒ”ａ１　ｏｔ’Ｃｕｉｚｈ￣｝ｕ　Ｉ　ｉｔ＇ｄｖｃｒｓｉｔ３　ｆ　Ｉ。Ｎａｔ；ＩＩ｝１ａｌｉ｝ｉ　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ａ”　１　Ｓｏｃｉａｊ　Ｓｃｉｅ『ｌ（・　）　“在整个方言片（方言或次方言）中起着共同的交　先归纳出西南官话的八种声调类型，他发现：黔东　南方言不属第一种声调类型，而是被以武汉、汉寿　为代表的第五种声调类型覆盖，“这种类型东起　武汉，经湖南向西一直延伸到贵州的黔东南地　区。”可称“湖广型西南官话”；黔南方言，李蓝则　将它归入西南官话的“桂柳片”，理由是这种声调　类型“在地域分布上以广西桂林为中心，东起湘　际语作用”，　可识别性而言。　因而能够成为这个区域的标志　性方言，所谓“以言识地、以言识人”，就是指这种　关于“标志性方言”的功能、特点和作用，可　借袁家骅、周振鹤、游汝杰、李宇明等人所说的　“权威基础方言”或“权威方言”来认识。袁家骅　等认为，语言的整化和统一必然以一个有权威的　方言或语言为基础。“所谓有权威的方言或语　言，是指使用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高于其他的　部落或部族，特别是这个方言或语言已经建立了　丰富的文学传统。”＿３　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　与中国文化》，辟有专门章节讨论“权威方言和政　区中心变易的关系”。④而对此，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　长李宇明谈得更深透。借助社会语言学关于“权　势关系”的理论，李宇明认为方言也存在社会地　位的不平等现象，他将在权势关系中处于弱势的　方言称为“低势方言”，将处于强势的称“高势方　言”。李宇明指出，权威方言通常具有双重性，　“所谓‘双重性’，指的是作为民族共同语基础方　言的权威方言，常常既是权威的地域方言，又是权　威的社会方言”。　所谓贵州汉语的标志性方言，即是指这种具　有双重权威性的贵州地域通用语，或者可称它为　“贵州官话”。由于在袁家骅、周振鹤、游汝杰、李　宇明等人的研究里，“权威方言”往往与一种民族　共同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为区别起见，对像贵州　这样更次一级的区域性通用语，我觉得标志性方　言的说法或许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这毕竟只是　更小的方言片的一致性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　贵州省汉语方言的这种一致性似乎并不存在。　《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曾将贵州汉语次方言　划分为ＪＩ｝黔、黔东南、黔南三片，其中最大一片也　称川黔方言，其分布面积占全省一半以上。ｌ５　然　而这种区分，在命名上就早已将贵州和四川紧紧　联结在一起了。由于四川Ｉ早在汉代就已经是巴蜀　腹地，历史文化传统强大，而贵州开发则相对较　晚，因此，川黔方言不大可能成为贵州的可识别性　方言，而更可能被看成是四川话的势力范围。李　蓝在对西南官话的内部分歧进行二次区分时，首　南，西至黔南，横跨湘黔桂三省。历史上，桂林一　直是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周边方言的影　响非常大，湘南和黔南在历史上一直受桂林影　响”。　ｗ　李蓝的分析，由于是综合语音差异、人文历史　和地理分布三方面因素来考虑的，贵州汉语方言　分别属于不同的方言片的结论，自然能够经得起　推敲。贵州至今缺少一张方言名片的事实，也为　李蓝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是，李蓝所采　用的主要还是语言本体的方法，人文历史诸端只　是一种背景性的参考因素，并无更细致的展开。　而有些问题，单靠语言学的方法，似乎并不能得到　解释，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地理、经济、文化等多方　面的因素，尤其是人文地理（包括历史地理、经济　地理、文化地理等）与方言地理的关系。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从现代方言区划　与历史政区地理、权威方言与政区中心变易的关　系、方言地理与交通地理、城市地理、商业地理等　方面，尝试用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解决语言学本身　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他们提出，汉语方言及其　文化问题与西方不同，因此有必要为汉语方言学　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以“同言线”为基础划地域　方言的方法，这就是“历史地理分析法。”　周　振鹤、游汝杰认为，中国现行的省一地（州）一县　三级政区制度由来已久，长达两千余年，长期稳　定，管理有效，汉语方言区划与历史行政区划的关　系因此特别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有两个显著特　征，一是以府（二级行政区）为单位，内部有较大　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差不多每一个省都有。二　是方言区划和历史行政区划在许多地方事实上是　重合的。”　贵州缺少标志性汉语方言的问题，似乎也可　参考周振鹤和游汝杰的方法来解析。但是，具体　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任何理论，都必须紧密地结　２０ｌ１牟第ｊ期　（　嚣１２５　）　矗　蠢学　学爱（口拳≯　弭幸　）　ｉ｝Ｓ（　ｅ）　Ｎｔ）．｛　Ｊｏｉｎｍｄ　ｏｆ《　ｊｚｈｏ／ｌ　Ｉ　ｍ・ｒｓｉｔｙ　ｆｉ：，ｒ　ＮａＩＪｏｎａｌｉｌｈ　ｓ（Ｉ）１ｌＩｌ　（１ｆ１｝Ｉ１　ｌｊｌ｛ｄ　“－　２（）１　合实际，才能一探究竟。贵州为什么没有自己的　标志性汉语方言？通常的思路是联系行政区划建　粤，湖广含今湘、黔、桂，江北、淮南（引者注：河南　行省中的‘路’）含今苏、皖、鄂”。…＿Ｐ卜　湖南省的　置的历史，认为贵州建省太晚，迄今为止不到六百　年，而且还是“析置”，即从其他行省析地建置，所　以标志性方言难以形成。这种分析看似有道理，　建立，与贵州一样，也是“析置”的，即所谓破湖广　而立，并且时间比贵州晚很多，如从清康熙三年　（公元１６６４年）算，也不过三百四十多年。江苏、　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建省，情况也大致如此，早　一但其实是个误区。湖南建省比贵州晚很多，至今　还不到四百年，但湖南不仅有自己的标志性汉语　点的是在明朝，晚一点则在清朝，而且均为“析　方言，而且还堪称强势。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　辖市，至今不过十余年，但即使是在西南官话的次　方言中，重庆话的标志性特征也很明显。所以，分　析一个地区标志性汉语方言的形成，需要综合考　虑多方面的因素。行政建置当然重要，但其他因　素同样不能忽略。　二、“中心”的变迁与“中心”功能的残缺　在任何一个地区“标志性方言”形成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与其说是行政区划，不如说行政　区划内的各种“中心”，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交通等中心。这些中心，可以由中央政府根据政　治和军事需要人为设置，也可以是因经济和文化　教育发达，或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而自然形成（如　农垦、商业贸易、水陆码头等）。而无论什么中　心，都最有可能成为人口变迁的主要动因，并由此　带来语言的整合和分化。标志性方言的形成，主　要是整合过程，即那些大大小小的“中心”的基础　方言，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能够集中代表这个区域　方言系统的特点，被一定区域内的各种方言土语　所取法、认同、规范，并随之流行扩散开来，成为一　种区域性共同语、通用语，或日“官话”，而这，就　是标志性方言。周振鹤、游汝杰指出：“一般人的　语言心理是尽量靠拢这个中心。在这一点上语言　心理和时尚心理是一致的，都是倾慕中心城市的。　一旦首府变换了或中心城市变换了，那么当地的　权威土语也势必随之变换。”＿９　卜　李宇明则援　引其他学者的观点，论证我国古代语言规范的　“雅正”的源头，一般是为“王都之音”。“因此，中　国古代的京都方言，既是权威的地域方言，同时也　是权威的社会方言”。¨　中国省制的创建，始于元代。当时只有岭北、　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　广十个行省，其政区与今天相关省的辖地有较大　出入。“所谓江浙者，包含今闽、浙，江西含今赣、　置”。可见，要用析地建置或建置的时间早晚来　解释贵州为什么缺少标志性方言，很难说得通。　更主要的原因，应当是看经济开发的早晚以及是　否形成、何时形成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　交通中心等等方面。从这个角度去看，元代江浙　所含之闽、浙，江西所含之赣、粤，湖广所含之湘、　桂以及河南行省属下的江北、淮南所含之苏、皖、　鄂，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丰富，在历史上开发　都非常早，不仅大大小小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　遍布，而且还通江达海，经济、交通非常发达，所以　在这些地区单独建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经济　文化优势是令贵州望尘莫及的。此外，贵州虽然　与湖南、江西等省一样，都是“析置”，但贵州是　“析人”，即从多个省析地组建新政区，其方言便　难免有多个来源，而湖南等省是“析出”，其文化　影响是向外扩张。这也就是为什么湖南建省虽晚　于贵州，但它却不仅有自己的标志性方言，而且这　种方言还处于强势的道理所在。　贵州标志性方言的问题，虽然仅指西南官话　之下更小的方言片的一致性，但形成规律也是要　往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靠拢。然而，贵州　即使在建省之后很长时期，却基本不存在这样的　中心。府、州、县的设置，主要只是出于军事目的，　因经略西南，尤其是经略云南的需要，“机构时建　时废，兵至则设立某州某府，兵撤则将原先的建置　撤销，疆界极不稳定，名称随时改变，隶属关系也　屡有变迁，往往出现几处共管一地或一地在不同　时期有几种建置的情况”。ｌｌ　ｎ　而且，在流官之　外，还有少数民族政权，即土司，如宣慰司、宣抚　司、安抚司等。明清时期，行政区划相对稳定了，　但府治及其疆界变迁极大。按现今贵州的行政建　置，省一级行政区划之下，相当于明清时期“府”　的二级行政区划共有九个，其行政中心分别是贵　阳、遵义、水城、安顺、铜仁、毕节、凯里、都匀、兴　２０ｌ　１簟筝Ｉ期　薯　譬ｌ爱：牛慢（０拳咎０。－譬　）　Ｎ０．１　（忽韩１２５囊）　Ｊｏｗ’ｎａｔ　ｏ｝（；２Ｊｉｚ｝｝Ｏｉｌ　ｌ　ｈｆｖｅｒｓｉｌｙ』　）ｉ’Ｎａ“ｏｎａｌｉＧ￣ｓ（ＰｈｉＩｏ，￣ｏＩ）｝１ｖ　ｔｆ１ｄ　Ｓ￣．：ｉａｌ　Ｓｃ　¨　ｅ）　Ｆｅｂ．２Ｏ１１　义。追溯明清以后的建置沿革，府治所在地能够　与现今行政中心基本吻合的，只有贵阳、遵义（明　代属四川布政司）、安顺、都匀、铜仁、兴义（清雍　正间设）六个，但辖地比现今政区小；其余地区，　明清时分属平越军民府（今福泉）、黎平府、思南　府、思州府、石阡府、镇远府、松桃直隶厅（与府同　级）。民国时期，因为新旧交替，贵州行政建置更　为复杂，先后有府、州、厅改县，后又在省与县之间　恢复道的建置（分全省为黔中、黔东、黔西三道，　道官称观察使），复有对道的废除，改为在全省设　十一个行政督察区，每个督察区下辖若干县等，而　就是督察区及所辖县治，在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９年内　也屡有变迁，十一个督察区改八个，辖治复有裁　撤、合并、析置、更名、划拨、厘订县等等。　如此繁复多变的行政建置，如何能够形成长　期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即令是贵　阳、遵义、安顺、都匀、铜仁、兴义六地，从明清起便　已成为政区中心，但就其作用而言，也仅限于军事　和政治，即主要是为经略西南而人为设置，其战略　意义是为方便屯兵、用兵，对西南少数民族形成　“羁縻”之势，其指挥中心或军事要塞的意义显然　大于经济与文化开发的目的。与川滇、江浙、岭南　那些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又辅之以人为经营而　形成的强大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相比，如京都、　商都、边贸、通江达海的漕运码头或盐务中心等，　不可同日而语。据《元史》及元《析津志》等书记　载，在现今贵州境内，当时仅五条驿道，其中，只有　由湘西经镇远、黄平入黔，经贵定、贵阳、安顺、盘　县到云南的这一条，东西向横贯贵州全境，另外四　条驿道只是在川Ｉ黔、滇黔、黔桂一带往来。清雍正　间，随着遵义、桐梓等地划归贵州，川Ｉ、黔、桂南北　纵向驿道才贯通。贵州虽然也有乌江及南北盘江　等水系，但因峡谷深，落差大、险滩暗礁多等诸多　条件限制，开发通航的时间较晚，未能成为重要的　交通孔道，为军事、经济提供舟楫便利，即使是今　天，通航的里程、吨位等也相当有限。种种缘由，　使得贵州长期以来并不能够以府治所在地为基　础，形成强大的经济中心。而且，撇开自然地理条　件不论，即令是政区中心，也是随建随撤，事权归　属多变；好不容易有了几个较稳定的政区中心，可　规模又偏小，功能又单一，这应该就是贵州经济长　期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贵阳而论，地处冲要，　可通过驿道将全省东南西北连为一个整体，故从　元代起就成为政区中心，然而，当时的顺元（今贵　阳）“城址狭隘，城垣卑薄”，南抵南明河，北迄钟　鼓楼（今勇烈路），东起老东门，西至大西门，城垣　全用土筑ｏ［１３］Ｐ２８４此种情况，至明清时虽有改变，但　离繁华实在相去甚远，这一点，从人口分布和人口　密度上即可见一斑。清康熙年间，贵阳府辖地面积　１６　０９１平方公里，人口数字为１５　８１８户，２２１　５００　口，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为１３．８人。全省人口　较集中的地区首推黎平，辖地仅１１　１００平方公　里，比贵阳府少４　９９１平方公里，但人口总数和人　口密度分别是贵阳的三倍多和四倍多（人口总数　为６９２　４００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６２．４人）。　思州府辖地仅２　０００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达到　了每平方公里２２．５人，是贵阳府的１．６倍。嘉庆　２５年后，由于战乱减少，贵州人口中心始由偏处　黔东南一隅的黎平转向交通更为发达的黔中地　区，但从人口密度的看，此时排前两位的也不是贵　阳，而是安顺和平越（今福泉）。＿ｌ　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对标志性方言的　形成，作用主要有二：一是有利于产生具有吸引力　的方音标准点，使周围地区的方言能够自觉或不　自觉地向标准点靠拢；二是形成语言扩散力，使中　心的方言能够依靠其政治、教育、文学传统等权力　运作，向四周扩散。周振鹤、游汝杰把这两种作用　称之为离散和向心，ｌ１　５＿　认为这两个过程都是渐　变的。从贵州汉语方言的情况看，由于在历史上　未能形成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　心，川Ｉ黔方言、黔东南方言长期受四川Ｉ话和湘方　言、湘鄂西南官话的影响，整化为一的过程既没有　新的方音目标，也未能受新的方言扩散力的影响，　离散和向心难以摆脱原先的惯性。黔南方言自成　一系，倒是一种新的方音系统，但由于它自身的行　政区划过小，从不处在贵州政区的重要位置，不是　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它本身就是低势　（或弱势）方言，离散和向心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三、移民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作为一种语言演化现象，标志性方言的形成，　与人口变迁关系最紧密。举族（民族、家族、氏　族）迁徙、自发流散迁移、军队征战、驻戍围屯、经　２（）ｌ　ｊ　０毒Ｉ矬　静川　｝誊　堂搦，ｌ亏掌≠；　套辞堂版）　”．｛　（　蕾｛２５　）　ｌＩＪｌｌｊｎｄｌ（，｝｛　Ｉ『）ｌＪ　Ｉ　、，　ｒｓｉｈ　ｒ　Ｎａｌｉｏｔ￣ｍ　ｓ（ＰｈｉＩｆ１帅１ｆ｝Ｉ、Ⅲｃｒ　ｊＳ『１｛・　ｌ　（　Ｐ）　｝ｒ｝ＪＪ　２０　商流动等人口变迁因素，无论迫于战争还是灾荒，　无论由政府组织还是自发，都有可能引起方言之　间的取代、替换、融合或改造，出现新的语言代表　点或标准点，使原有方言逐渐向新的代表点或标　准点靠拢，从而改变原有方言的权力（势力）格　局，形成新的标志性方言。这个过程应该不会太　长，因为一般来说，语言的变异，少则一两代人，多　统还没有受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情况，但词　汇则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具体情况有三：一是吸收　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地名，如“毕节”这个地名，　来自古彝族比跻部族，“毕节”实为“比跻”之讹；　二是借用了一些少数民族词语，把“肉”称为“嘎　嘎”或“嘎”，这是来自苗族的习俗；三是受少数民　族的影响而产生了新的方言词，如“苗”义的泛化　则三五代人，就可见端倪，如以２５年一代计算，也　不过就是百余年时间。因此，贵州缺少标志性方　言，还需要联系人口变迁再作分析。首先要考虑　汉族人口在贵州的居住历史及其分布；其次是汉　族移民的来源、数量以及移民的时间、方式；再有　就是贵州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　贵州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从明清开　始，有关汉族移民的记载才逐渐增多，不仅见于个　人著述，如明郭子章《黔记》、清顾祖禹《读史方舆　纪要》，也见于各种地方志，如明嘉靖《贵州通　志》、清乾隆《贵州通志》以及各种地方府志。贵　州最古老的主体民族，是仡佬、仫佬、土家、布依等　少数民族，汉族移民进入贵州的历史，始于楚将庄　蹁西征和秦将常安开“五尺道”时期。及至汉派　唐蒙通夜郎，接受夜郎“旁小邑”且兰归附，不久　派大军平定且兰反叛，另置胖舸郡时期，汉族移民　才逐渐增多，主要以征战、驻戍等军事移民形式进　入贵州。在贵州早期的移民中，除了汉族，还有其　他少数民族，最早是苗族、彝族，稍晚一点是白族、　回族。《贵州省志・民族志》载，唐宋之际，南诏、　大理国的统治区域“三十七部”包括今贵州西部　绝大部分白、彝族等区，“贵州白族中有一部分是　南宋大理国时期从大理迁来的”ⅢＪ　６＿嘲　，而回族迁　入贵州的历史，则要从元初忽必烈东征算起。值　得注意的是，回族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而白族也有　过长时期的汉语和彝语并用时期。　】　与少数民族相比，古代贵州的汉族人口数量　有限；汉语自然就不可能处于优势。早期人黔的　汉族移民，在语言、习俗、风尚等方面更多是受少　数民族的影响。有人发现，贵州汉语中有一批词　语在汉语古籍文献和其他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词　语，但却在侗台语诸语言中可找到与其语义相当、　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说明它们来自侗台语。［１引　李蓝也发现，贵州各地的汉语方言音系和语法系　和衍化，“苗”不单指苗族，也泛指其他少数民族，　刚进入贵州的汉族将少数民族“大可骇怪、难以　理解”的语言、行为，一概称之为“苗”等。｜】　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贵州，始于明清两代。其　中明代对贵州移民的推动，主要来自军队的卫所　制。卫所制的建立，使几十万外省汉民以军事移　民方式进入贵州，其来源地主要是今天的江苏、江　西、湖南。然而，由于贵州ＬＬＪ高林密，自然条件、社　会条件、交通条件特殊，明代在贵州设立的卫所大　多是沿驿道分布，或与当地土司呈犬牙交错状态，　再加上明朝的卫所制一般都划有自己的特定疆　界，与所在府、州、县要严格分开，军、民各居其地，　多数卫建有专城，千户所亦可建城堡要塞，卫所军　人及其家属均列入军籍，生活、生产自成格局，赋　税由卫所摊派，月粮、食盐由卫所配给。其他如冶　炼（打造兵器、生产、生活用具）、养马、医疗等，一　应俱全，甚至寺庙、宫观、祭坛、城隍、关帝等，也都　是自建。如此一来，就造成了相对隔绝的语言环　境，外来的卫所语言与当地百姓和方言实际处在　一种隔绝、对抗、甚至歧视状态，彼此均视对方为　异端，相互之问宁愿保持原先的独立、自足之势。　这就使语言的演化变得缓慢起来，在移民语言与　当地语言之间，基本不可能通过人为法则或自然　法则，筛选出具有权威性的代表性语音点，方言的　趋同无从谈起。这与２Ｏ世纪６Ｏ～７Ｏ年代迁人贵　州的中央“三线企业”极其相似。当时深山里的　中央企业，除生产车间外，均自办粮店、商店，自建　子弟学校、电影院，基本不融人当地社会，把当地　语言一概视为苗话、土语，各个企业均以迁入贵州　之前，老厂所在地（一般均为中、大型城市）的方　言为时尚，而且较为稳定，一二十年没有太大的改　变。有人回忆，由于到贵阳支援铁路建设，当时在　贵阳市郊二戈寨还生活着来自山东、东北、四川Ｉ的　十几万人，大家的语言互相影响，变成了一种南腔　２０ｌ　１午审】强　（总荨１２５　）　；、　群脖学　泞警　搦ｆ　ｊ，訾ｚ４岛科，拳瞄）　Ｎｆ１．１　Ｆ’《小．２（）１ｌ　ｊ　Ｉｌｉ　ｎａｌ《）｛’（；ｌｌｊｚｌ　ｔ　ｕ　ｌ：¨；ｖ　ｒｓｉ｝ｖ　ｆｆ，＇ｔ　ａｔ＿｛）『ｌａｊｉｉ　Ｐｓ（Ｐｈｉｌｆ１　＇ｆ）扎ｖ　Ｉｌｎ（｛　ｔ｝ｌ　ｊ｜ｌ１　ｓ　ｉ《　¨《　ｅ）　北调的口音，被人戏称为“铁路话”。＠这种现象，　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贵州安顺二铺话（屯堡方　道光以后，清廷不得不对大批涌人贵州的移民采　取限制政策，但仍然难以阻止移民潮，以致一些官　员对到少数民族地区落户的汉民，只好采取虚报、　言）和晴隆、普安、郎岱等地的喇叭话（白话），从　某种意义讲，屯堡话和喇叭话就是当年的卫所方　言，经过数百年的演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屯堡　人的祖先是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由江苏南　京迁入贵州的，不仅风俗、服饰与周围的汉族有　瞒报政策，以逃避责任。遇到水旱灾害，移民贵州　之势更是不可遏阻。同治十年（公元１８７１年），　竞创下了四川灾民一次涌入达十万的记录。＿２　总体看，清代贵州移民的结构，较明代更为复　别，而且经过数百年的演化，至今语言仍自成一　系。“喇叭人”祖居湖南保靖、武溪、涪城、城步一　带，也是明洪武年间因征战而进入贵州，虽然他们　被认为是“喇叭苗族”，“但从语言特征看，‘喇叭　话’是一种汉语方言。”［２ｏ］　。。　清代，因军事性质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虽然　仍占相当比例，但明朝卫所制营造出来的那种相　对隔绝、独立、封闭的语言环境及其与当地语言的　对抗性、歧视性关系，由于清初的“裁卫并县”而　被打破。“改土归流”后，废革土司，开辟苗疆，编　户齐民，按亩升科，增加赋税，中央王朝对贵州的　统治，得到了有效的加强。清代虽然也在“苗疆”　实行屯卫制，但性质已不同于明代。明代屯卫　“是一种不隶于行政的独立的军事系统，有自己　的管辖区域”。而清雍乾时在“苗疆”新建的屯卫　制，“仅是一种用军事组织编成和管理的农业生　产单位，所设千总、把总等武弁，不管兵马，只管组　织屯丁生产和平时操练”。Ｉ２１］Ｐ９６屯卫制性质的改　变，大大缓解了屯田与民田的矛盾。屯田减少，民　田和少数民族的“苗田”迅速增加就是有力的例　证，这大大促进了民间交流，有利于改善语言环　境。　另外，清代实行奖励垦荒政策。贵州四季温　湿，气候条件适宜耕作，再加上地旷人稀，外省移　民纷纷涌入，形成高潮。《黔南识略》即有普安等　地土目大姓招佃耕种，使得“流民凑聚，滇蜀失业　穷黎携妻挈子而来者，踵相接也”的记载。这些　以“客民”身份进人贵州的移民，有的在农村置宅　购产，有的住在城镇而在农村置田产，豪富者竟至　购买“全庄”或“全寨”土地，而大批游民则在农村　租种土司和地主的土地，或者充当雇工。在少数　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苗”，不　但招募“苗民”耕种土地，而且还有许多“客民”为　其充当佃户ｏ［２２￣Ｐ１４３由于“客民”来势汹涌，嘉庆、　杂，除了军事移民那种整体性、成规模的来路，还　有为数更多的自发移民，这样的社会格局，自然比　明代更为开放，不易造成隔绝、封闭的语言环境。　然而，由于贵州山地自然条件依然如故，有清一代　交通也只是在原来基础上略有改善，因此，贵州社　会的统一化程度并不太高，既没有政治、文化、经　济中心的强大凝聚，也没有熙来攘往的人际流通　推动，黔中腹地以及黔北、黔南、黔东南、黔西南长　期是彼此相对独立的社会，仍保持那种相对分散　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节奏，相互不依赖。偶有　商业需求，西出云南，北上四川，东倚湖南，南下两　广，也远比黔中腹地更来得便利。直到民国，贵州　三大方言存在和演化的客观基础其实并无根本改　变，外省移民进入贵州，其语言演化倾向，仍然是　逐渐被分散和融合到了各地的方言土语当中。　四、可能的演化趋向　“标志性”方言的阙如，可能会给贵州人的文　化身份带来一点尴尬，最起码会导致文化自信的　缺失。这是因为，方言总会反映着一个地区经济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积淀。或者　说，方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本身即可被看　作一种文化载体，具有极强的文化凝聚力。所谓　强势方言与弱势方言之区分，除了使用人数多寡，　传播与分布的范围大小之外，它本身所反映着的　经济文化成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改革　开放以来，“粤语”行情的看涨，就是与珠三角地　区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分不开的。因此，强势方　言往往具有较强的心理凝聚力与文化整合力。相　比之下，弱势方言的这些能力则比较有限。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镇化速度加快，旅游业日　趋兴盛，自然条件的劣势正在转变为优势，贵州人　说“贵州话”开始显得越来越有底气。世纪之交，　随着广大观众对赵本山的小品和《刘老根》、《乡　２０１｛年旗ｊ魏　Ｎｌ】．１　（，一　簟１２５　ｊ　ｎ　ｊ，．２ｆ】　村爱情》等电视连续剧的追捧，“东北话”行情看　涨，各地方言剧一时热闹起来，这其中就有同属西　厂矿驻地附近的当地土话，而是接受省会城市的　“高层方言”。如贵州省水城钢铁厂早期是通用　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后来逐渐通行一种有撮口　呼的贵阳话，与水城当地城关荷城镇的方言有明　南官话次方言区的四川、重庆的影视剧，李伯清的　散打评书，昆明的方言动画片《小米喳》等。也许　正是受着这股潮流的推动，贵州的一些媒体也相　继陆续推出了一批以贵阳话为基础方言的频道、　栏目、电视剧、影视配音、音频或视频广告，欲打造　“贵州方言”的文化品牌，如早期的《天天摆故　事》，后来的《蓝色档案》，２０１０年的中天城投杯多　彩贵州小品比赛中的“黔味小品”等，这是一个　“文化自觉”的信号，它所传达的那种贵州人的文　化自信，让人耳目一新。很多年以前，贵州电台的　“贵阳话广播”，陈光余、Ｉ－小贵等艺术家的贵州　方言谐剧还让人觉得有点怪，现在，贵州方言艺术　听起来感觉是要顺得多了，这或许就有一个文化　心理方面的问题。　高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协同一致的社会运作，　强大有力的经济带动，自觉认同的文化心理，这是　方言之间的分歧逐步缩小，共同语流行范围逐步　扩大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作为一种区域性的通行　语，标志性方言的形成当然也要依赖这样的基础　和条件。如果说在建省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由于　山地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政治历史等方面原　因的影响，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远逊于其他地　区，既没有强大的经济中心的带动，也缺少文化心　理的自觉认同，因而方言问的分歧长期存在难以　避免，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尤其是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贵州经济社会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交通和通讯越来越便利，以省会城　市贵阳为中心的黔中经济圈呼之欲出，㈣以贵阳　话为代表点或标准点的贵州方言趋同倾向，于是　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前面提到的说“贵阳话”　的电视节目、戏剧、小品，就是突出的例子。在市　场经济时代，没有持同样方言的听众和观众的支　持，要推出这类作品是不可想象的。长期研究西　南方言的李蓝研究员发现，前文提到的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搬迁到贵州的中央“三线企业”职工　的第二、三代人所说的方言，大多数已经放弃了第　一代人迁入时带来的外地方言（包括安徽话、东　北话、上海话以及曾在厂区流行一时、带一些口音　的普通话），接受了当地方言，但一般又不是接受　显差别。Ｉ　２４］　贵州汉语标志性方言的演化，当然还存在着　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被普通话同化。既然贵州长　期没有自己的标志性方言，那现在乘推广和普及　普通话的东风，一步到位，直接以普通话来统一贵　州方言之间的分歧，似乎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　选择，“贵普话”虽为戏言，但它确实带有贵州人　说普通话的若干特点。有人发现，现在一些贵州　人讲的贵州话，很多韵母已逐渐普通话化，贵州方　言的一些词汇正在消失。但这里的问题是，方吉　的趋同和统一不能采用强制手段，当一种区域性　的通行语仍有强大生命力时，强制性地阻止使用，　必然引起社会生活的混乱。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　语，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只能采取示范、引导等　方式，以逐步实现语言的统一。而即使如此，方言　与普通话的长期和谐共存，也还会是一个相当长　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各省的标志性方言，由于反　映着特定经济成就，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其存在　价值与意义就更不能低估，因此，期待一种贵州汉　语标志性方言的诞生，同样是可理解的。　注释：　①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在学界影响很大，　１９８６年ｌＯ月由上海人民ｊ｛＿；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后来义出了修　订版，台湾出了繁体字本，“文化语言学”因这本书而得名。　②明清至民国贵州省行政建最的变动，参见史继忠主编的　《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第二至第五章，该书为贵州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　③贵阳火车站老职工毛以能当年他就操一一口“铁路话”，他们　到贵阳城区大十字去玩，人家一听口音，就会问：“你们是二：戈寨　的啊？”当时铁路职工中流传一句话：铁路上，除了没有火葬场，其　他什么都有。参见《贵阳晚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第５版报道：　《１９５８年火车驶入贵阳站》，记者田坚。　④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在安顺市调研时强调，要举伞省　之力打造黔中经济区，并以此作为贵州省“十二五”的重大战略。　根据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要求，贵阳市提出了“大贵阳”　发展战略，要在省域范围内形成以贵阳为核心的“黔中城市联盟　经济区”战略构想。参见《贵州日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　Ｅｌ第１版及　《贵阳日报》相关报道。　２（１１　１年翦ｌ　ＮＯ．１　（总莩１２５强）　Ｆｅ｜，．２０ｌｌ　参考文献：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６］［２４］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稿）［Ｊ］．方言，２００９，　［１３］史继忠．贵州通史（第二卷．明代的贵州）［Ｍ］．北京．当　（１）．　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王均．我国语言的功能分类和语言政策［Ａ］．中国社会科　［１４ｊ杨斌．清代前期贵州人Ｖ１分布［Ｊ］．贵州社会科学，　学院语盲文字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语言・社会・文化　１９９９，（１）．　［ｃ］．北京：文字出版社，１９９１．　ｎ　［１６］［１７］翁家烈．贵州省志・民族志（下册）［Ｍ］．贵阳：贵　［３］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Ｍ］．北京：文字出版社，１９６０．　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１Ｏ］李宇明．权威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Ｊ］．清华　［Ｉ８］周艳．贵州汉语中的若干侗台语底层词［Ｊ］．贵州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Ｃ　２００４，（５）．　研究，２００７，（３）．　［５］［２Ｏ］涂光禄．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Ｍ］．北京：方志出　［１９］李蓝．贵州汉语受当地民族语影响三例［Ｊ］．方言，　版社，１９９８．　州．ｗ　１９９９，（２）．　［７］［８］［９］［１５］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Ｍ］．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致　［２１］［２２］［２３］史继忠．贵州通史（第三卷．清代的贵州）　学；硅　　　［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一平　２０００．　拯［１２］史继忠．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Ｍ］．贵阳：贵州人　．㈨　爹㈨　学　篑　Ｏｎ　ｔｈ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Ｄｉａｌｅｃｔ＂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段　）．　ａ　ＤＵ　Ｇｕｏ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ｕｉｚｈｏｕ　ｈａｓ　ｎｏ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ｄｉａｌｅｃｔ．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ｏｒ　Ｇｕｉｚｈ０ｕ　ｆｏｌｋ　ｂｖ　ｍ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ｉ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ｔｌｙ，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　ｔｈａｔ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ｃｏｕ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ｕｉｚｈｏｕ；Ｈ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