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Journal of 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ug. 2018Vol. 38 No. 4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陈茁

(广西大学政治学院，广

西

南

宁

530004)

[摘要]近代的中国国势危如累卵，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云诡波谲，作为中国精英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敏锐

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被西方现代国家的强大实力和先进的理念震撼的他们，本着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和使 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的美好愿望，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西方宪政和国家意识的洗礼，其国家观念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这个转型的过程可以通过对政治体制、国族认同、国家地位和指导思想四个方面的认识进行切 入，以把握这种变化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脉络。

[关键词]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国家观念

[doi]10. 19575/j. cnki. cn42-1892/g4. 2018. 04. 017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〇96_3734(2〇18)〇4_0090_〇4

一、

中国知识精英的旧国家观念

等概念进行强化，譬如秦相李斯在传国玉 玺上刻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是这一行 为的典型表现；在对外方面，并未以平等的 姿态对待其他国家和组织，对待越南朝鲜 这种文化相近的邻邦，则以附属国待之，对 待未知的国家和地区，则统称“蛮夷”，“蛮 夷”诸国在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知识精英） 眼里并无所谓主权的概念，天朝优越论牢 牢地占据着他们的身心。

这种情况维持了上千年之后，于1840 年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国的 知识精英们第一次强烈认识到，世界上除 了中国，还存有其他的实力更加强大的文 明国家存在，这对他们的既有观念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知识精英的代表魏源撰写了 《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等方 面的情况，建立起取代传统天下观的、全新 的世界观念，开启了引导中国由“天下”回 归“国家”的过程。[1]

国家这一观念成为主流得益于西方资 产阶级的崛起和民族意识的形成，现代国 家包含三个主要概念：领土、人民和主权。古代的中国并无完整的现代国家观念，对 于领土，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与近代 的知识精英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认为“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 且纵观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国的领土范 围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强盛之时扩 张，衰弱时收缩，与此同时，中国还具有独 特的朝贡体系，具体体现为核心区域与羁 縻一附属国的关系，所以远离核心区域的 土地，在中国的认知里也以某种形式成为 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也应对其负责；对于 人民，自秦汉以降，构建以汉族为主体的国 家是一种常态，而类似蒙元和满清这样的 少数民族王朝，时常不被主流认可，蒙元的 统治仅仅维持了几十年便土

崩瓦解

，但满

清的汉化程度更深，其统治也更加稳固；对 于主权，中国自认为是天朝上国，自认为是 “天下”，一方面，国家的绝对权力掌握在皇 帝一个人的手中，并且由“天命”和“天子”

二、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国家观念 的震荡与变化

上文所述的回归，或者说转型过程持 续了几十年，在清末民初达到了顶峰。甲

[收稿日期]2018 — 04 — 28

[作者简介]陈茁（1992 —)，男，湖北荆门人，广西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HJSFXYXB 90

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午战争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等一系 列屈辱使得国内形势不断恶化，民意汹涌， 清朝的统治逐渐走向了末路，持续了 2000 多年的封建制度再也无法维持，开明且接 受了西方新思想洗礼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开 始探寻救亡图存之路，而且这种求索，是与 其国家观念的变化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他 们认为，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可怕 的历史惰性力，成了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产 生和民主制度建立的巨大障碍。传统国家 观念不破除，中国将长期滞留于中古，近代 国家制度的变革便无从谈起。[2]他们认为， 自己身负改变国家和民族的重任，需要在 这个时候站出来，引导中国这架老迈的马 车，重新走向一条光明的道路。

知识精英们的国家观念转型，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对国家政治体制认识的转型。 古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君主集权制，皇帝拥 有着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而治理国家 的权力由皇帝控制，然后下放给各个分管 的大臣。戊戌时期的知识精英们在寻求国 家改革的漫长过程中，已开始触及主权在 民、三权分立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理念的 一些重大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专 制与民主宪政的区别，他们认为专制是中 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国家是皇帝一个 人的国家，亦或是满清贵族们的国家，而非 人民的国家，权力集中在统治者的身上，而 非人民的身上，严复特别强调：“国者，斯民 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 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3]意 即国家是人民的公共财产，而高高在上的 统治者们，理应是人民们的公仆。这一言 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但是却得到了许 多知识精英们的赞同。逐渐地，他们达成 了一种共识即：有别于封建时期的中国，重 生之后的中国，主权应掌握在人民手上。 但是这只解决了构建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 问题，而现代国家的体制问题则引起了知 识精英们更加广泛的讨论。譬如康有为等

帝制派支持君主立宪，梁启超始终坚持共 和立宪，袁世凯这种政治军事强人在君主 立宪和共和立宪之间摇摆，而孙中山代表 的革命党人则认为民主立宪最适合中国。 虽然最后各方妥协退让勉强达成一致即共 和立宪，但也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二是对国族认同的转型。在封建时 期的中国，以汉族为统治民族建立的国家 自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将外来少数民族 统称蛮夷，而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则建立土 司等官职和机构加以管理，但潜在地仍将 其置于主体民族的对立面。至于元清等少 数民族政权，则以蒙满为统治民族，汉族作 为被统治的民族，实际上存在着二元对立 的关系，即使是满清这种汉化程度很高的 政权，对待汉族也是有提防心理的。而到 了清末民初，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国族的 认识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譬如民国初立 时，知识精英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在《临时大 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 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 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 统一。”[4]他放弃了自己在1905年提出的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激进主张，转而谋 求构建国族认同，而这也是国内知识精英 们在现代中国建制过程中少数达成一致的 观念。但是民族国家实际上需要民族认 同，既然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无法成行，那 么势必要建立新的民族认同。以章太炎为 首的国内知识精英们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 决方案，他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 一文中表示：“‘中华7之名词，不仅非华一 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 文化之族名。”[5]所以现代中国的国家民族 认同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而非血统和地 理上的认同，这一论断有力地为中国人民 的国家观念转型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上的 支持。

第三是对国家地位认识的转型。在现 代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传入中国前，中 国是有自己独特的外事体系的，近则羁縻

HJSFXYXB 91

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之，远则蛮夷之。“家天下”的思想牢牢镌 刻在每一个士大夫知识精英的脑海中，中 国与外国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 种俯视的姿态。这种优越感在鸦片战争失 败之后都没有消失，但在甲午海战败给蕞 尔小国日本之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 识精英们才彻底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了。 平等对待彼此是当代中国对待国家交往的 基本法则，但是这个观念的完全形成，已经 是封建中国瓦解之后的事了。知识精英们 在这方面的转型至关重要，“师夷长技以制 夷”只是这种转型的萌芽，“西学东渐”是这 种转型的发展，而“全盘西化”是这种转型 的高潮。通过这种转型，西方先进的政治 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理念得以传入中国 并为中国人所接受，在这之中，知识精英们 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群体，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第四是对国家指导思想认识的转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 思想一直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与小农 思想一起成为封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在古时的士大夫知识精英看来，中国的农 民是愚昧无知的，需要用儒家思想加以“教 化”。但是这种“教化”带来的负面恶果，却 又被清末民初的知识精英所批判，陈独秀 痛切批评国人缺乏公德、缺乏对国家事务 的参与意识，即使面对“国家危殆之势”， “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份内之 事”，为改造国民性，必须破除奴隶思想、苟 安思想，增强权利意识、抗争意识。M以陈 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意识到，儒术再 也不能指导中国前进，于是他们转而向西 方寻求解决方案，认为应该唤醒民智，让人 民积极参与到政治中来，了解到自己才是 国家的主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宪政是一 个广泛且久经考验的解决方案，西方自由 民主的风气适宜成为古老中国新的主流文 化，然而历史证明了，这些都是为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量身定做的方案，并不适合资产 阶级力量孱弱而农民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

HJSFXYXB 92

中国，于是他们转而向马克思主义求索：在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 (知识精英）在直面封建主义国家学说和资 产阶级国家学说双重危机的严峻时刻，毅 然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7]这也为后 来新中国的成立进行了理论上的奠基，埋 下了重要的伏笔。

清末民初知识精英们国家观念的变迁 轨迹还可归纳为：从汉族国家观念到中华 民族国家观念，从颠覆君主专制到重建政 治共同体，从打破大一统到维护国家统一， 从针砭专制禁锢之下的臣民到呼唤适应现 代政体的国民。[8]这场转型历时漫长，斗争 残酷，并且困难重重，老迈枯朽的中国成为 现代国家的道路，漫长而崎岖。

知识精英们的国家观念转型，并非一 帆风顺，总体而言，他们主要经历了三种困 难：帝制复辟、列强干预和内部分裂。

封建中国的制度惯性太过巨大，而从 清朝到民国的转型又太过剧烈，导致封建 遗毒并未完全消除，诸如袁世凯之流帝制 派的存在，还有推波助澜的满清遗老遗少， 以及“感念帝国余恩”的顺民，都是反对国 家观念转型的主要力量。这种困难是实际 存在的，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袁世凯洪宪称 帝和张勋复辟，虽然两场闹剧都以失败告 终，但极大地损害了知识精英们的革命意 识，也从客观上反映了许多知识精英带有 理想化色彩，对构建现代国家的难度预估 不足，准备不够充分。

其二是列强的干预。在列强统一扶植 的清政府轰然倒台之后，列强又开始谋求 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张勋复辟之前， 黎元洪和段祺瑞爆发“府院之争”，英美两 国表示支持黎元洪和冯国璋，而日本则支 持段祺瑞，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中国割据 势力，有很多都是西方列强的代理人，保护 列强在华利益同时搜刮民脂民膏。中国的 知识精英中许多人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

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点，一度还对军阀们抱有幻想，认为其掌握 了军队是革命性的力量，其中最典型的就 是康有为，他预先代写了《黎元洪奏请归还 国政》，与张勋沆潼一气倒行逆施拥护宣统 再次登基，背叛了革命理想。与此同时，另 一批人则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认为西方 拥有先进的制度和强大的国力，势必能为 中国的转型指出一条明路，殊不知列强在 华是利益所驱，中国的强大是他们所不愿 意看到的，又何谈真心实意为中国设计改 革方案呢？

其三是内部的分裂。排除许多帝制派 为了妥协而选择的君主立宪不谈，剩下的 较为激进的知识精英们又分别支持共和立 宪和民主立宪，孙中山更是一度妥协，在二 者之间摇摆，梁启超鼓吹的“虚君共和”在 群体内部也非常有市场

，一

家观念转型风云激荡，落后的中国与先进 的西方，保守的儒家与激进的自由民主，马 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宪政等等因素在不断 地撕裂着知识精英们的认知，不断地分化 着原本抱有同样理想的他们

。

一

开始，他

们想要建立一个保留皇室的君主立宪国； 后来，他们想建立一个人人参政议政的资 产阶级国家；而后，他们又想建立代议制的 民主共和国；最后，他们引入了马克思主 义。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他们与四万 万中国普通人民一起，谱写了充满苦难与 挫折，血与泪，屈辱和不甘但却充满希望的 古老中国的未来，这种未来，在经历了历史 的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必定要走 过一条曲折却又光明的道路。

方面这是由于

[参考文献]

[1]余祖华.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J].河北

学刊，2012,(01).

[2]李华兴，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3]余祖华.晚清知识分子现代国家观念的生成[J].河北

学刊，2012,(01).

[4]余祖华.从帝国到民国嬗替之际国家观念的变迁[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5]张元隆.《新青年》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革[J].安徽史

传统封建力量余波未消，另一方面也因为 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这种分裂导 致知识精英们的力量无法整合，固然他们 掌握了中国舆论的发声渠道，却因为内部 矛盾使得渠道无法良好地运作，造成了一 定的混乱，清末民初的建制之路多次反复 倒退与这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毛主席的 话讲：“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 团结则团结亡”，知识精英们的国家观念转 型之路斗争与退让并存，令人唏嘘不已。

四、展望与未来

总体来看，清末民初知识精英们的国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ate Concep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EN-Zhuo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modern times was at stake,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as intricate and complex. The intellectual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elite were keenly aware of this change and were shocked by the powerful power and advanced concepts of the modern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spirit of desperate survival and the desire to make China stronger, they had actively or passively accepted the wester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re had been earth — shaking changes in their state concepts.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four aspect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status and guiding ideology to grasp the main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is change.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ntellectual elite; concept of state

HJSFXYXB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