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榆林大场秧歌的历史文化形态

论榆林大场秧歌的历史文化形态

作者：丁丽

来源：《北方音乐》2015年第04期

【摘要】榆林大场秧歌作为陕北秧歌的重要分支，是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本文详细梳理榆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脉络，以期为榆林大场秧歌的深入研究积累必要的文化资料。

【关键词】榆林；大场秧歌；自然环境；历史渊源 一、榆林地区干旱荒漠的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指人类生存的自然地域空问，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榆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层次制约着榆林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潜在制约和影响了榆林大场秧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形成传统榆林大场秧歌祈祷雨水、祭祀神灵的艺术内容和刚健柔美、洒脱细腻的秧歌艺术表现特征的重要因素。

榆林市是陕西省的最北边的城市，是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地相互交界的中间区域，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东临黄河与山西省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隔河相望，西连与宁夏吴忠市、甘肃省庆阳市相接，南接本省延安市，北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相连，系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地。榆林市包含榆阳区、府谷县、神木县、绥德县等11个县。地形大致以明代长城为界，北边为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风沙草滩区，南部为黄土高原的腹地，沟壑纵横，丘陵峁梁交错，风沙区较多，丘陵沟壑区相对较少，适合于农作物种植的田地就更为稀少，整体地形地貌可以称之为“七沙二山一分田”，

从古代农耕生产方式的角度，风沙大、降雨少、荒漠多，十分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这成为榆林地区长期贫穷的自然根源。清光绪年问，朝内翰林王培芬来到靖边、安边和定边视察时用辞赋格律写下《匕笔勾》：“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稠，山花无锦绣，狂风阵起哪辨昏与昼。”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眼巾榆林地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 二、榆林地区兼容并蓄的历史文化脉络

榆林地区处于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胶着地带，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斗争频繁，客观促使榆林地区历史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质，这成为榆林大场秧歌重要的历史背景。据历史考据研究表明，夏代商代时，榆林市的部分区域归属于雍翟族管辖。随后，秦始皇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六国，将行政区域划分为二十六郡，榆林变更为秦朝的上郡地。三国时期，列强纷争，北方游牧民族乘机南上，榆林地区被匈奴所占据。十六同时期，赫连勃勃定都统万城（内蒙古乌审旗南纳林河乡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交界处的无定河北岸流沙之中），建立大夏国。随后，发生多次变更。直到唐朝时期，区划相对稳定，将其设立为设银、绥、夏二州，由关内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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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北宋时期，榆林地区归属于永兴军路。榆林处于西夏和北宋的边境地带，纷争不断，战火连连，实际控制区域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巾。元代在榆林地区设立绥德州和佳州；明代在此设立榆林卫；清代在此设立榆林府和绥德直隶州。辛亥革命后，管辖方式反复变革，最后归陕西省直接管辖。巾央红军历经艰辛到达陕北后，于1937年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榆林市建立苏维埃人民政府，并上L设置绥德、二边两个分区。1949年，巾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榆林市改设为设榆林分区。考虑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1988年榆林县从行政建制上改名为县级榆林市。依据国家整体行政改革安排，2000年，榆林地区设立地级榆林市。 透过历史轨迹勾勒可以看出，榆林地区兼备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特质，形成了榆林地区多元文化格局。止是在交流、融合、吸纳多种异质文化的基础上，榆林大场秧歌逐渐形成了“扭、摆、走”的舞蹈风格和聚众狂欢的艺术特质。 三、榆林秧歌的历史文化功能

榆林大场秧歌作为承载复杂历史文化存在的活化石，内在蕴涵下列历史文化功能价值。 第一，有效地宣泄个体生命情感。

自然环境的恶劣艰难，军事纷争绵延，天灾人祸的聚集，导致陕北人口一直处于低水平阶段。从西汉开始，榆林地区不断需求外来人口帮助，历朝历代采取移民开垦荒田、少数民族转化安置、屯军戍边等多种方式，增加人口数量。止是在这种状态下，反而培育了榆林秧歌巾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日常生活的贫瘠、单调、乏味，内在蕴涵着突破压抑、超越平凡的渴望和驱动。地处于巾华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剑封建伦理制度束缚相对较少，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辐射影响下，大场秧歌鲜明直白地描述对于人性自由和男欢女爱的向往，成为人们情感宣泄和情感释放的重要渠道。

第二，有效的加强乡村共同体的凝聚力。

大与欧洲音乐作品个体性的形成历程相反，大场秧歌不是个体创作的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文化中不断的修止变革的口口相传而来。榆林大场秧歌追求的不是精致的欣赏性的生命效果，而是实用件的历史文化功能价值。大场秧歌的凝聚力是潜在而广泛存在的。它能够将乡村社会共同体的人们联系和巩固，能够将祖先、神灵产生神秘的观念和联系，形成家族、社区、街坊等多重维度的横向联系。 榆林大场秧歌加强社会共同体联系。这个共同体首先是人际关系，塑造符合儒家要求的政治社会秩序。其次大场秧歌本身存在巫术功能，在祈雨过程巾，映射着对神灵的崇拜、顺服和依赖，表征对自然鬼神的沟通和联系。

大场秧歌的参与性较强，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附着在历史仪式活动巾的白发性参与行为。在秧歌活动巾，将平时缺少联系的村民、街坊聚集都一起，形成加强社会共同体联系和交集的特殊形式。大场秧歌聚众人数众多，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体性活动，成为传递社会价值观念的重要场所。在这一过程中，大场秧歌某种意义上实现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在参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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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活动中，赋予大场秧歌内容中宗教因果报应、儒家社会制度、个体孝敬祖先的价值遵循。这样的参与性教化效果，比被动型的你说我听式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化明显效果上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