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形象”

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形象”

作者：李澜

来源：《文学教育》2019年第05期

内容摘要：从未来过中国的卡夫卡，一个说着德语的犹太人，却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本文结合该小说的写作背景与相关介绍，以及卡夫卡自身的经历、处世观、写作风格，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探讨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阐释了“中国形象”的隐含意义。

关键词：卡夫卡 《中国长城建造时》 中国形象 奥匈帝国

德国表现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卡夫卡在其作品《中国长城建造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中，讲述了一个遥远东方帝国的奇幻故事：从一个无法想象的久远时代起，中国人就开始修建长城。修建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修建方法是“分段而筑”。小说前半部分着重描写了这种“分段而筑”的修建方式，后半部分则主要围绕帝国皇帝与其臣民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展开。作者通过一位自称参与过长城建造、具有一定建筑学知识的且研究比较民族史的中国学者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东方专制帝国的社会图景。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奥匈帝国的时代背景，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来探寻作者的写作意图，并试图阐释其隐含意义。

“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和社会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莫哈称大多数人往往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1]卡夫卡就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印象只是源于西方的文本介绍或传统认知。他读过某些中文典籍的德文译本，研究过黑格尔等人对中国的历史性描绘，读过有关中国的游记、报道和评介性著作。从马可·波罗时代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就具备了疆土广阔、君权无限大的帝国特征，这些在小说中均有体现。关于长城，《马可·波罗游记》、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对此都有介绍。以上便是卡夫卡认识和建构长城的全部基础。在西方视野中，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长城的奇迹逐渐成为了中华帝国的象征，它既可代表中国伟大的文明成就，也可表现中华帝国专制、封闭与停滞的状态，而后一种意义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卡夫卡就受到后者的影响。[2]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极其混沌的世界，帝国领导层所处的环境是荒淫无度，腐朽不堪的，“皇帝的周围拥满了服饰华丽却内心阴暗的侍臣”[3]，“皇妃们倚靠在丝枕上，在狡诈侍从的诱惑下忘掉了贵族的礼仪，她们统治欲膨胀，贪婪粗暴，荒淫无度”[4]，这些描写与卡夫卡所处的时代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如此种种都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小说中“后宫干政”片段的描写就很可能取材于晚清的宫廷政治戏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顺忠诚的百姓形象，虽然皇帝对于百姓来说其实非常陌生，他的宫殿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一样不可逾越、难以把握。在此，帝国制度的混乱不堪，统治者对于百姓的神秘莫测所造成的感觉与卡夫卡在写作中情有独钟的荒诞感与陌生感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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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还存在许多矛盾与悖论之处：泥水匠暗无天日的单调劳动与领导者虚无缥缈的伟大理想之间的矛盾;泥水匠的劳动分开看，每一段都是心酸而幸福的，因为五年的时光并不漫长，对于既定任务的完成是值得期盼的，但综合起来考虑，五年之后又是一个五年，如此周而复始，即使长城完工了，还有上面永远无法完成的巴别塔，泥水匠的工作由此变成了永无止境的悲剧，如同《城堡》中土地测量员K的处境，永远在希望中迎接绝望;全文最大的悖论之处无疑是长城的修建方式与修建目的之间的矛盾，因为通过“分段而筑”的修建方式所建造的一座不连贯的长城根本无法起到防御作用。不仅如此，就连所谓的防御北方民族的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文中的“我”明确说明，其家乡位于中国东南部，没有北方的民族能够威胁到他们，即便北方民族想入侵，因为国土无垠，他们也无法对其构成威胁。由此看来，领导者好像存心要干这件没有实际意义的大工程，这似乎不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单纯为了让这种劳动得以继续。这些矛盾都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的写作风格：理性中夹杂着荒诞、写实中隐含着反讽。

此外，在小说中我们时常能瞥见西方社会的缩影：“为了长城的修建，人们在破土前五十年就在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学科（建筑艺术）进行培训，因为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5];对于“分段而筑”的修建方法以及层级管理制度已经相当具体，简直达到了现代“数字化管理”的水准;“虔诚的信徒们在圣坛上诵唱，祈祷长城的竣工”[6];牧师成为了村庄里的知识分子，“为村民宣读皇帝颁发的诏书，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座上宾”[7]……凡此种种在古老的中国显然是不会出现的，卡夫卡将自己的西方思想融入到了对于中国的古老意象“长城”的修建当中，形成了社会形态的错位，进一步为文本增添了荒诞色彩。 1.精神世界的“长城”

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的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并将研究重点从“他者”转向形象接受主体。巴柔所下定义的两个层次分别是：1.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2.形象是一种象征语言。[8]这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卡夫卡的西方视角与自身的情感、思想性格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长城”代表了一种极强的防御意识，卡夫卡似乎在长城的象征意义中找到了自身的影子，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缺乏归属感的人。关于这一点，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尔斯作了精辟的概括：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而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因此其好友称他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9]卡夫卡将自己内心的无归属感写进作品中，将长城描述成另一个自己，进而形成了一种 “异化”。卡夫卡对外部世界采取了逃避的态度，利用写作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建构起一座“长城”。但由于工作，他不得不与外界打交道，因此这座“长城”是残缺不连贯的。其次，用“分段而筑”的方式建造长城是一个看似即将实现，却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可见卡夫卡对于“长城”的建成是不抱希望的，这与他悲观的处世态度相契合。家庭、社会、个人遭遇所造成的精神压力造就了卡夫卡苦闷、压抑、绝望的思想性格及其悲观厌世的世界观。这种绝望的思想性格也体现在其许多作品中，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始终控制着一切，使其最终归于灭亡。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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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后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

“对于他者形象的描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我形象，这是因为作家在对异国异族形象的塑造中，必然导致对自我民族的对照和透视。正如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他者形象生成时，一定会伴生出一个自我形象，他者形象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别人，也照见了自己”。[11]卡夫卡就借助对“中国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奥匈帝国的社会现状，显示出对自身社会所处环境的一种焦虑。在该小说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说着双语的犹太人，卡夫卡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在小说中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12]奥匈帝国在其存在的50年间，不断有民族起义和其它纠纷发生，最终于一战后解体。小说中的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当时奥匈帝国所处的社会状况：社会腐败，帝国专政，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不断升级，战争导致经济衰败以及人们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能为力等。在小说中，百姓如木偶一般，被统治者虚无缥缈的命令控制，处于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深感绝望但不得不服从，而所谓的皇帝不过是形同虚设。这也影射了当时奥匈帝国所处的状况：约瑟夫皇帝执政时，人们对其忠心不已，皇帝与帝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晚年时，约瑟夫因为接连失去亲人、突发的政治暗杀和对战局的悲观情绪陷入一种老年人的孤独当中。一战爆发后，他因病一度中断工作，只能通过召见内阁大臣等方式掌握权力，因此这期间关于皇帝已经驾崩的消息不胫而走。[13]“帝国是不朽的，可是每一个皇帝都会陨落、倒台，甚至整个朝代会最终灭忙，会挣扎着咽下最后一口气。”[14]此处即表现了作者因为约瑟夫皇帝随后的离世，对于帝国未来命运的担忧：战争尚未结束，老百姓无法想象没有这位皇帝的帝国究竟该何去何从，普遍对未来感到迷茫。

3.“南方”与“北方”——“奥地利”与“匈牙利”

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由于国土无垠，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似乎是完全隔离的。这里的 “南方”与“北方”，也可视为对“奥地利”与“匈牙利”的一种影射。奥匈帝国是一个双元帝国，是由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组成的联盟，皇帝为同一人——弗兰茨·约瑟夫。奥匈帝国其实就是奥地利帝国和他的殖民地匈牙利妥协的产物。在这种体制下，帝国虽然有一个中央政府，但匈牙利和奥地利都有各自的议会和首相。皇帝的权利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但实际上是有限的。

4.巴别塔——多民族帝国的语言纷争问题

在一个由德意志、捷克等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内部，争议最大的就是语言问题。其官方语言有德语等11种，语言的不通似乎也预示了帝国的解体。而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由于国土无垠，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似乎是完全隔离的;泥水匠的工作也是孤立的，与领导层之间没有任何沟通;文中的巴别塔，其建造的失败也是由于语言不通的问题。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骄傲的人类为给自己扬名，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为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其说不同的语言，使之相互间无法沟通，计划因此失败。[15]小说中的“长城”是座古怪的建筑，下面是不连贯的城墙，上面即传说中的巴别塔。当时一位学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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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的修建可以为巴别塔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16]这显然无法实现，因为按照“分段而筑”的方式修建的长城本身就无法围成一个圈，这也预示了其悲剧性的结局。小说中的巴别塔如同《圣经》中的一样，象征了人类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失败，但《圣经》中的失败缘于“上帝的干预”，而小说中则要归咎于人类自身的弱点：“人的本性是轻率的，天生就像飞扬的灰尘，忍受不了束缚。”[17]于是领导者就想出了“分段而筑”的修建方式，这其实只是顺应了人类的天性。“分段而筑”的修建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奥匈帝国内不同种族的语言纷争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在建造自己的“长城”，城墙与城墙之间无法连通。奥匈帝国由于种族纷争问题，始终无法实现一个精神上统一的帝国。一个是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奥匈帝国，一个是古老而遥远的大清帝国，“这两个多民族帝国几乎同时面临多重危机，随之相继走向解体”[18]。小说中围绕长城修建事件对于中国的描述，其复杂性、令人困惑的防御体系和行政体系几乎对等于濒临崩溃边缘的奥匈帝国。

卡夫卡利用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影射了“奥匈帝国形象”，进而对奥匈帝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现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与批判，同时也考虑了帝国的重建问题，“长城”的修建就如同一场声势浩大的建国运动，人们都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但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形成一个精神层面的共同体，于是造成了各自孤立的劳动，这种劳动对于帝国的重建显然是徒劳的。卡夫卡由此告诉人们，帝国的重建必须克服语言不通的问题，必须建立在精神统一、文化认同一致的基础上。

本文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结合时代背景对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中的“中国形象”隐含意义进行了分析。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可运用该理论对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以此为镜，照见自己形象的一些真相，进而对自己的社会体制和生存状态进行相应的反思。

[1]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韩瑞祥、仝保民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99（3）.

[3]梁展.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J].外国文学评论，2015（4）.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庞伟奇.从“他者神话”到“自我镜像”[J].美与时代，2005（11）.

[6]曾艳兵.跨文化的“万里长城”——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解析[J].域外视野，2007.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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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艳兵.跨文化的“万里长城”——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解析[J].域外视野，2007：114-115.

[3]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韩瑞祥、仝保民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93. [4]同上，第194页. [5]同上，第188页. [6]同上，第189页. [7]同上，第195页.

[8]庞伟奇.从“他者神话”到“自我镜像”[J].美与时代，2005（11）：82.

[9]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67152401000bld.html （2016年10月03日）. [10]http：//baike.so.com/doc/261740-277054.html（2016年11月16日）.

[11]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99（3）.

[12]梁展.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J].外国文学评论，2015（4）：9.

[13]同上，第21页.

[14]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韩瑞祥、仝保民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93.

[15]http：//baike.baidu.com/view/299433.htm（2016年11月16日）.

[16]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韩瑞祥、仝保民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90.

[17]同上，第190页.

[18]梁展.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J].外国文学评论，2015（4）：18.

（作者介绍：李澜，宁波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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