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房
作者:阎连科
来源:《小品文选刊》2019年第11期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才会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
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的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毕和结束。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情,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婚配成家,有志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对这一目的就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往,父亲的那种病,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但哮喘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山区,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服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月月,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
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都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再在小树周围扎下一圈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般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筑瓦屋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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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趟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別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里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讲述故事,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围困着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完婚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寻找着另外一种安宁和清静。 选自《我与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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