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普曼的新闻传播思想比较

第３０卷第１２期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ｆｅ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　Ｖ０Ｉ．３０　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ｏ９　梁启超与李普曼的新闻传播思想比较　孙巍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吉林省　长春　１３００００）　摘要：梁启超和李普曼是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新Ｎ４￣－播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　们的一生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以不同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哲学对新闻的使命观、新闻舆论观、受众　观等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他们的新闻传播理论在世界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新闻传播思想；使命观；舆论观；受众观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０９）１２—００６８—０２　主张。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　级改良派政治家，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以政治家身　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　物，在爱罔救亡的过程中，他充分利用了报纸的宣　李普曼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　在近６０年的时间内结交了地球上几乎所有重要的　政要，从老罗斯福到约翰逊，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　重视他的立场观点。此外，与丘吉尔、戴高乐、阿登　纳、赫鲁晓夫等首脑人物都有直接的接触。　传作用，把握舆论向导，在努力推动中国民主化进　程中，使中　的新闻事业也迈上了新的阶段。　李普曼【ｌ８８９—１９７４）是２０世纪美国最负盛名　的新闻学者、社会哲学家与专栏作家，以其深邃的　李普曼不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研究政治　事件，还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　重大国务和外交事件。例如１９２７年美国的石油公　司和天主教的好战分子因为墨西哥决定把天主教　会的土地收为国有和控制外国人拥有墨西哥的石　洞察力、独特的视域和犀利的笔触影响了几代美同　新闻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开　拓者。李普曼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面对问题，均经过　深思熟虑和冷静地分析，才得出他的独到的见解。　油原因，督促当时的总统柯立芝推翻墨西哥政府。　为此李普曼写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坚决反对美　国入侵墨西哥。在李普曼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总　梁启超和李普曼是世界新闻传播领域的代表　性人物。本文对二者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比较，分　析、探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新闻传播特　点。　一统柯立芝放弃了大棒政策，并派遣李普曼亲自代表　美国与墨西哥进行谈判，在经过一年的拉锯式的谈　判，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新闻使命观共性与差异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具有代　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一生都是以政治为核心，以报　刊为手段，在政治与新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　李普曼选择了新闻传播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　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时评家。　（二）差异：报刊所担负的新闻使命　色。他们在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　政治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这是他们最为突出的共　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其核心就是以报纸为　耳目为喉舌。创办报纸的目的就是“为国民之耳目，　作维新之喉舌”，“去塞求通”。　梁启超的去塞求通在政治上讲，实际是指国家　上下、内外之间的协调、联系与和谐。它一方面表示　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于封建专制政治下孤陋寡闻状　同点。而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方法成了　两人根本性的区别之处。　（一）共性：以政治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行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　然后才是一个新闻传播者，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以政　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是维新运动的主　导者，是政治ｉ｝．争的发起者。为了满足政治斗争的　需要，决定先办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　一况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实　现君民共主的强烈愿望。梁启超能够在清末社会及　政坛动荡的情况下，践行自己的新闻使命，是冒着　相当大风险的。　６Ｒ～　李普曼的新闻生涯，一方面注重和各种政治势　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新闻的独　控制的，是直接为统治者服务的，而普通民众受众　无法摆脱被宰制与被歪曲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与想象。李普曼的舆论观是现实的，具有批判性质　的。梁启超的舆论观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社会的基　础上，他的舆论观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认为舆　立性。在他心目中报纸配合政治但又不隶属政治，　“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　他却置身事外”。李普曼认为普通民众对外界的接　触是间接的，而报刊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　论可以监督政府，高于政府，舆论是建设民主宪政　的工具。　三、受众观新闻人的感性和理性表述　他从事新闻业就坚持“谨慎求实”的原则，依照自己　的见解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不受　政治主张的制约。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　梁启超和李普曼一生都是和政治密不可分，他　者”，提出新闻的使命就是用事实把隐蔽的真相公　布于众。　二、新闻舆论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新闻理论研究和探索中，都　将舆论及舆论监督问题作为新闻传播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　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是个内忧外患的国家，　作为一个爱国者，当维新运动正盛时，他全力以赴　去作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工作。梁启超提出了“五　本”、“八德”。他认为健全的舆论，不仅是公众意见　的表述，更重要是这种表述还意味着公民对现实政　治生活的影响。一般来说，这种影响可以统称为舆　论监督。涉及的对象不仅是公民还包括政府的政　策。在社会监督体系中，以舆论监督最为重要。　李普曼对于舆论关注主要是关心公众舆论本　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决　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相互作用来做出，舆论　已经取代立法机关的权利，于是保护舆论的来源便　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　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　正确判断，一旦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为某些阶层　或社会集团所俘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甚至直接　依附于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造势工具，可以想见，　随之而来的舆论宣传为广大民众“局外人”编织出　来的“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梁启超认为健全的舆论，不仅是公众意见的表　达，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还意味着公民对现实政　治生活的影响。梁启超的新闻舆论及舆论监督，具　有很大进步意义。但是，作为政治家，梁启超的政治　活动又明显地背离了自己提出的原则，他本人的资　产阶级性质使新闻伦理屈从于政治权术之下。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认为舆论是被少数人　们以不同的视角和哲学对新闻使命观、新闻舆论观　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和研究。但是不论他们是出于　什么目的、达到什么目标，新闻传播的终极接受者　是受众。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表达传播思想时，对受　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　梁启超是个报人，更是个政治家、宣传家，办报　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　来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　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１９０２年２月８日梁启超主　编的《新民丛报》目的首在“新民”。“新民”之意是改　造中国的民族。　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是以报刊这种新闻媒介，向　国民（即受众）灌输西方先进的思想。他从事新闻的　目的就是为了教化民众，而不是为了满足受众的信　息需求。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　位。　李普曼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所持的则是一种　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　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导致民主被破坏。　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　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两分　的，在李普曼那里还存在着精英人：　与普通民众的　分别。受众接受的是被宰制与被歪曲的关于这个世　界的意义与想象。　梁启超的受众观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士　大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相联系的，他终身以“救国　为第一义”，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中他以报刊为　手段教育受众，是一种感性的受众观。而李普曼是　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新闻传播　中受众的地位，以“拟态环境”理论来阐述受众在新　闻传播中的地位，是理性的受众观。　（责任编辑姜黎梅）　一６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