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

龙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要：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

袖，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在对梁启超的译介活动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以其文学翻译作品为对象进行展开，并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其功利性提出了批判。本文旨在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出发揭示其译介活动中存在“功利性”与“经世思想”的必然性，并试图在清末这一本土语境中对梁启超的译介活动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起到的积极意义进行一个再评价。

关键词：梁启超；福泽谕吉；译介活动；功利性󰀁󰀁

1 序言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袖，最

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导、以日本维新为蓝图的变法运动在慈禧太后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据点，译介、吸收了大量海外作品。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译介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

漏译、误译。也正因如此，“梁启超式输入”一直处于众矢之

的。①

翻译学的角度给我们研究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提供了很好

的学术视角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史视角的缺失：梁启超虽译介了众多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身份依然是启蒙思想家，我们无法脱离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家这一身份来把握和评价其译介活动。本文拟在参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着手探讨梁启超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和“经世思想”的必然性，同时站在清末这一本土语境的视角揭示梁启超的译介活动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意义。2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为了清末思想语境中的主流方向。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先直面的难关，则是语言上的障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层面创设了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3)等专门学校，致力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层面也开始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翻译活动。譬如，外交官曾纪泽曾言“考求各國語言文字，誠亦吾儒之宜所從事”主张学习外语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马建忠亦言“譯書之不容稍緩，而譯書之才之不得不及時造就也”道明了译作和译才需要的迫切性。②梁启超亦是不遗余力地主张和提倡翻译活动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正如学者所言，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和政治活动是紧密相连的③

。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梁启超的翻译理念，本文将首先对其政治改革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大都是在“民主主义”的大语境中逐步推进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大语境下，梁启超是如何看待与“民主主义”一样强调政治目的在于民众利益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民本主义”的呢？梁启超认为，中国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134

养，强调君主实施仁政。但是关于谁来监督君主实施仁政这一问题，儒家给出的答案是超越性的、抽象的“天”，而缺乏现实中人民对其进行监督的平台和机制。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民本主义中缺乏法治思想这一弱点：

“我先民極知民意之當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實現，則始終未嘗當做壹問題以從事研究。若執政若違反民意，除卻到惡貫滿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時更無相當之的制裁之法。此吾國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點也”。(梁启超，1999：3619-3619)

康有为曾用“流质易变”来形容其弟子梁启超。诚然，梁启超的政治改革活动几经变动，其思想中的“革命”和“改良”

因素何为表象何为本质这一问题也备受争议④。就改革方向而

言梁启超经历了从由上至下的“戊戌变法”到由下至上的“新民”的转变，就改革内容而言梁启超经历了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到伯伦知理的国家主权说的转变。但是在这些转变中依然有不变的成分所在——即梁启超对法理上民众主观能动性的重视

以及对国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强调。那么，为了实现这一贯穿在梁氏政治活动中“不变”的理念，使得民众的智慧程度达到政治参与水平的“开化民智”，则构成了梁氏启蒙活动中的核心部分。换言之，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围绕培养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而展开的。3 梁启超的翻译理论让我们再回到梁启超的翻译理论。1897年，在《时务报》的第27、29、33册上梁启超连载了《论译书》一文。在该文中梁启超在论述翻译的意义时，就首先提出了“苟其處於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議書為強國第一義”(梁启超，1999：45)这一出了“择当译之本”、“定公议之例”、“养能译之才”三个方针。

何谓“当译之本”？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被翻译局所重视的兵书“雖毋譯焉可也”(梁启超，1999：46)，而使得西方国家强盛的政治、法律、历史、农学等书籍才是“当译之本”。“公议之例”则是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乱感，对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的译语进行统一规定。在翻译工作刻不容缓之际亦能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一侧面管窥到梁氏处理问题的冷静。而关于“养能译之才”，梁启超则强调了创办专门学校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在推出翻译方针之后，梁启超将目光投向了翻译的效率。作为收获成果的最高效方法，梁氏提出了以日本译文为媒介翻译西方著作的路线，针对这一路线，梁氏从以下两个层面上给出了理由。首先是对翻译难度层面的考虑。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本自

古以来就行用汉字，虽然随着和文的创造，日文中开始夹杂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汉字仍占八九成。因此对于我国人而言，读懂日文并非难事。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翻译内容层面的考虑。西方学术复杂难懂，经过日本学者取舍过的译本对和日本国势风俗相似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并且，日本学者自己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客观、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⑤

󰀁(下转第136页)“翻译强国”的核心思想。为了振兴翻译事业，梁启超紧接着推语言研究

降，最后关外地区满族放弃满语，最终都转用汉语。究其原因与满清统治者的显性语言规划与隐形规划背道而驰紧密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满语自身的缺陷。相对汉语而言，满语构词法比较简单，词汇量比较少，书写体系也不够完善，并不能很好的满足交际的需要；第二，满语负载的文化落后。相对汉语负载的汉文化而言，满语负载的满文化相对落后，不能满足满族政权统治需要，并且八旗子弟中的中层知识分子逐渐被中华汉文化所吸引，出现“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第三，满语使用的环境比较复杂。满清入关之后，八旗子弟因为不能从事其他行业，但大多生活奢靡，因此越来越贫困，不得不偷偷从事其他行业，因此与汉人的交际不断增多，汉语水平不断提高，满语逐渐下降。尤其是随着满族入关时间的增长与满清统治的不断稳固，满族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和文化认同逐渐超过民族认同，因此对汉语的认同也慢慢超过满语认同，随着时间推移，满族逐渐转用汉语。

四、语言转用的影响与结果

语言转用实质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竞争与融合，语言规划主体发挥的作用类似于催化剂，最终结果由语言规划的客体决定，也就是被规划者的语言态度最终决定。另外隐形的满语语言规划与显性的语言规划背道而驰，尤其是满清统治中期之后，这种矛盾越来越明显，最终隐形语言规划力量超过显性语言规划的力量。满族转用汉语是满族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种类越少，语言的生态链条越不紧密，语言环境越不平衡，给人类文化带来重大损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母语记录的文献无法(上接第134页)󰀁

精准解读，目前我国国家图书馆和辽宁档案馆等大量的满语文献一致没有解读，许多流传到国外的满语文献研究更无从下手。目前，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加快，越来越多的民族选择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这造成大量民族语言的濒危或消失，据统计，当今世界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据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显示，本世纪末全球7000中语言的一半将会走向消亡。我国也面临着这种状况，国内很多少数民族语言不断衰落，尤其是中部的土家语、云南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和新疆的塔塔语等，这将给我国民族文化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要加大民族语言的保护，做好语言规划。满清政权对满语做出的各种规划以及满族最终转用汉语中取得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今民族语言保护等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1]张晓传，蒙元时期语言规划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3 (2)：205.

[2]博赫.清语易言·序[M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1774：1.[3]清实录[z].仁宗卷 10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册：23。[4]清实录[z].卷489，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册：13 1。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从语言政策看满族政权国治国理念及其转变(L16CZS002)；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清代满语语言规划史研究(W2015137)

作者简介：张晓传(1983-)女，汉族，山东滨州人，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汉语词汇、语法。

概言之，梁启超欲以“择当译之本、定公议之例、养能译之才”(翻译的方针)为前提、以日本译文为媒介(翻译的路线)来进行译介活动，通过“开化民智”(翻译的核心)最终实现“翻译强国”(翻译的最终目的)。因此可以说从梁启超强调高效、有着明确目的的翻译理论中，我们也不难管窥到梁启超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和“经世思想”的必然性。1898年梁启超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以提倡、推进为主，而1898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更则编纂了《和文汉读法》投身于译介活动，将自己的翻译理论付诸实践。

4 结语

本论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着手，分析了梁氏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的必然性。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时刻以其培养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新民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功利式”的译介活动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是有着积极的史学意义的。翻译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给了我们启示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新的课题：我们是否能通过对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与同时期政治活动进行时序对比来实证其翻译活动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呼应性？另一方面，正如学者指出，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中存在的大量的误译、漏译。那么，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落差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出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在译介作品时的“取舍”？.我们又该如何去从思想史的角度辩证地评价梁启超对译文的处理？在日后的研究中笔者将围绕这一课题，继续展开深入研究。

注释：

①比如区建英认为梁启超的翻译中存在大量的漏译和误译，给中国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这一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参见区建英.中国における福沢諭吉の理解(J).日

本歴史，1992(2)：72-75.

另外，郭延礼在其著作中也用了一章来介绍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并指出其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功利性”和“经世思想”。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5.

②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0.

③张洁、张德让.翻译与政治——梁启超翻译活动的“善变”与“不变”(J).巢湖学院院报，2005(4)：139-144.

④冯友兰(1958)、李泽厚(1958)、桑兵(2002)、黄克武(2006)等学者均对此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

⑤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46.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启超.新民丛报.上海广智书局，1993.[3]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M).岩波书店，1959.[4]邹容.革命军(M).华夏出版社，2002.

本文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从清末的思想语境出发解析以梁启超为媒介的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批准编号：16GWCXXM－18)的支持

作者简介：龙蕾(1992-)女，汉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日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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