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徜徉在乡村的阡陌间，人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福利。每个人，不论性别如何，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机遇，获取劳动创造的收益，拥有奋斗得来的幸福。
然而7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解放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压在妇女身上的一座大山。这种落后观念剥夺了妇女的自由，打压着妇女的社会地位，让中国妇女们不能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
那时，在申纪兰的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有一句流传甚久的说法——“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每次想起这个说法的时候，申纪兰都很生气。
“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951年，正值解放初，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被选为副社长。当时社里劳动力短缺，社长李顺达鼓励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
“动员妇女真难呀!”回想刚开始那段时间，申纪兰非常感慨。那年才20出头的她，很快召开了农业社妇女大会，动员村里妇女下地干活。可是到会的还不到一半人，就连那些过去妇救会的积极分子很多人都打了退堂鼓。申纪兰只好挨家挨户去说服。不仅男人们不支持，就连妇女们也觉得出来劳动不如在家看孩子给男人做饭，工作进行得很艰难。
突破口的打开，始于一位叫李二妞的村妇的改变。
李二妞是村里出了名的“不出门”，手脚慢不说，对村里的事情也没什么热心。要是能让李二妞下地，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想到这，申纪兰起身去了李二妞家。
“刚进她家，我就问：‘家里有人吗?’李二妞在里头说：‘没人。’”回忆到这里，申纪兰叹了口气，“你说明明她就是个人，她还说没人，以前的妇女就是这，只要男人不在家，就当自家没人。妇女在家里没地位，在社会上能有地位?”
刚开始，对于申纪兰要自己下地这件事，李二妞是很抗拒的。
“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子，解放不解放吧，无所谓。”
申纪兰急了：“他爹(李二妞丈夫)瞧不起你，你能怨谁?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想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
第二天，李二妞真的扛个锄头下地了。原来妇女们都不相信她能来，一看连她都来了，全村妇女也就都下地了。
然而，即便人都来了，积极性还是不高。
“我黑来(方言：夜里)就想，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因。”当时，妇女都下地了，可是挣的工分还是“老5分”。那时候10分算一个劳动力，两个妇女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所以妇女只能记5分，这按性别划分的不公道的计分方式，让妇女们没什么干活的劲头。
只有男女同工同酬，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申纪兰决定在村里组织妇女和男人比赛。
“理不辩不明!同工同酬为个甚?是说妇女有能力，也能干男人的活儿!要想挣10工分，就要跟男人们比一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看谁干得好!”
以在地里撒肥为例，以前都是妇女们装肥，男人们撒肥。撒肥是个技术活，不容易撒匀，申纪兰和妇女们下定决心要在这里跟男人们比一比。他们各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地，比谁能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要赢在体力和经验上有优势的男人，关键在于使巧劲。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人们先把地划成行，然后一行一行地撒肥，撒进去的肥料又匀又实。不到晌午，女人们就干完了自己的地。
反观男人们，他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也没干完。一看妇女干完了，他们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袋烟。回忆到这儿，申纪兰笑着说：“妇女们不吸烟，不耽误功夫。”第一次，女人们挣到了10个工分，和男人一样多。
就这样，男女同工同酬，在这个中国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率先实现。申纪兰也因此当上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回想过去，申纪兰用无比坚定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带领妇女争同工同酬，就是这个决心，为妇女争口气!人家都说妇女是半边天，我们就要为‘半边天’争光，争气!要是妇女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