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文物局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樊锦诗一天只吃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土房、睡土炕、用土桌。“每天这里拍拍，那里拍拍，都是土”，她拍拍左右胳膊，比划着当时的情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爬蜈蚣梯。
什么是蜈蚣梯?就是一根棍子上分出不同的短叉，通过攀爬这些短叉上下的“梯子”。“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梯子’，还那么高”，81岁的樊锦诗一边比划一边往脚下看，宛如当年站在梯子上那个心惊胆战的小姑娘。
因为害怕，樊锦诗每天都会在身上揣几个干馒头，尽量不喝水，少去厕所，以免攀上爬下。
现实生活如此艰苦，而洞窟里却宛若仙界。“完全是两个世界，陶醉、震惊、震撼，反正怎么形容都可以，简单说就是太美了!太好看了!内容太丰富了!”
当时，一些老画师在洞里临摹壁画，洞里没电，他们想出个土办法。早晨太阳从东边出来，洞窟坐西朝东，他们就拿一面镜子对着太阳，再拿一张白纸，靠反光来照明，就这么在洞里临摹，居然临出了许多艺术精品。
还有敦煌研究所带头人常书鸿、段文杰，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却脚蹬布鞋，穿着打扮与当地农民无异。经过他们将近20年的整理，在几乎没什么经费的情况下，莫高窟初步有了个样子，看起来不那么破败了，樊锦诗心里很佩服他们。
从此，这位江南姑娘尽心尽力做起敦煌文化的供养者。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贝”
“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1963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至今仍在继续做着贡献。樊锦诗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作出重要贡献，是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
在宣讲中樊锦诗介绍了敦煌文化灿烂辉煌的成就，强调了敦煌保护的重要意义，她从“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讲述她与敦煌之间的“情缘”以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的研究、保护、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她带领团队致力于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敦煌学的深化研究，在全国文博系统率先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制定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办法、建设数字敦煌档案。通过多方面努力创新性解决了莫高窟旅游开发与永久保护之间的矛盾，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真正做到了让莫高窟走出去、火起来。樊锦诗强调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性，敦煌研究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几代莫高人的付出。樊锦诗表示，敦煌研究院成立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莫高人传承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研究、保护、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新时代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不忘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莫高窟的保护乃至全国文物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王吉德指出，“莫高精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强劲持久的精神动力。要大力践行“莫高精神”，深入开展向樊锦诗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扎根一线、爱岗敬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敢于作为、使命在肩的担当勇气，改革奋进、矢志不移、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践，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任重道远
贾正：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珍贵的历史遗迹，一定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但是我也注意到，近些年随着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带来不少压力。如何平衡文物保护和弘扬之间的关系，您做了哪些探索?
樊锦诗：文物管理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谋取未来，要把各项保护研究和管理制度串起来，综合协调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社会上不能正确理解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动不动就有人跟我讲旅游规划、讲捆绑上市。保护是利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只有把文物保护搞好，把文物保护贯穿于旅游开发的全过程，才能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文物的可持续利用。我始终提倡负责任的旅游，既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一方面，我们积极落实“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战略部署，通过数字技术，上线了30个精品石窟。游客可以在电脑、手机上畅游莫高窟，进行视频、音频互动。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莫高窟旅游承载量研究”项目，在所有的洞窟都安装了监测器，监测游客进洞之后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等等，确定了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但敦煌的游客量每年都在增加，要保护，也要让游客尽兴，怎么办?还是要打破旧思想，开发新思路。我们想到了敦煌的数字资源库，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我们请来导演，将这些数字资源制作成数字电影，一部是4k的高清宽屏电影《千年莫高窟》，主要讲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部是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主要讲述洞窟的历史。“数字电影+预约参观洞窟”既让游客得以尽兴，也让我们能够控制日游客总量。这一模式很成功，游客非常欢迎。有了这两部电影，敦煌莫高窟就“活”了。
贾正：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也是您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数字敦煌”概念时，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工程。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吧?
樊锦诗：国家规定文物单位必须达到“四有”，其中“一有”就是得有档案，可是莫高窟当时没有。首先就是要给莫高窟建立科学的档案。当时虽然有一些照片，但是照片终究是要变质发黄，最终慢慢消失掉。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壁画正在逐步退化和病变，照片和录像无法长久保存历史信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建立能长期保存的洞窟文物真实信息档案刻不容缓。
那时，我对电脑没有感觉。通过演示，我了解到只要保存成数字，它就能永远保存下来。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我脑子里逐渐明晰起来，就是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对壁画做了数字化实验，但效果与最初的构想存在较大距离。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数字化方法，但当时采集用的还是柯达胶片，不能满足高质量数字档案要求。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在与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不断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2016年5月1日，第一期“数字敦煌”平台终于上线，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登录敦煌数字资源库。应该说“数字敦煌”历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的最终形成，是莫高窟保护发展理念跟随科技发展步伐的结果。“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具有抢救文物历史信息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贾正：您刚提到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两个条例的提出，对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樊锦诗：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突出矛盾，在外部环境、政策不断变化的时代，要做到莫高窟的长期保存，稳定保护机构，稳定保护管理和研究人才队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于是，我们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有目标、分目标，也有原则和措施。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文物所在的环境，包括寺庙、舍利堂等人文环境和植被、树木、沙漠、水流、森林等自然环境。如果只保护石窟本身，而无视周围文化、环境氛围，那等同于破坏。《条例》和《总体规划》的颁布与实施，对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进一步做好莫高窟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里程碑式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认为保护文物只是文物部门自己事的错误观念，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遗址保护规律的认识和对保护本质特征的理解。
贾正：敦煌研究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全国文物界开启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先河。开展这种交流，您最初的动机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樊锦诗：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国外文物保护的技术，萌发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在西北一隅的山沟里，本身就特别闭塞，必须要把大门敞开，让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关心、关注它。从那时候开始，莫高窟就不断开展国际合作。在合作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合作机制也从最初的单向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发展到双方平等对话合作解决莫高窟文化遗产重大疑难问题，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其实最初的动机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最重要的事，让年轻人介入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