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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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层公务员，是指在县乡（镇）两级机关任职的拥有国家正式编制的公职人员。长期战斗在一线的基层公务员是群众与上层*联系的纽带，虽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但在现实中往往遭遇一些尴尬，如：面临着艰苦的工作环境、较重的工作任务、较低的工作报酬、较严的考核机制、有限的晋升途径等一系列问题。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大背景下，基层公务员的压力更加凸显，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职业倦怠问题。人民网2004年发布的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报告指出：在所有职业的被调查者中，高达5
4.88%的公务员出现一定程度的工作倦怠，*部门、公共事业单位是工作倦怠出现比例最高的行业。近日，一张“少年白头公务员”的图片传遍了网络，谁也不敢相信图片中已经满头白发的公务员实际上只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云南基层公务员。这位公务员在2011年至2014年湾碧乡村民搬迁期间，因工作太过劳累导致头发变白。中国青年报的特别节目《曹林说会》有一期节目中还提到，某地区在同一年里有9位基层公务员英年早逝，平均年龄只有40岁，最年轻的只有30岁。上海市首条24小时危机干预心灵热线开通前三个月，拨打量排前三名的竟然分别是白领、无业游民以及基层公务员。这些事例无一不提醒着我们，当下基层公务员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实，基层公务员除面临压力外，资源的短缺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事实上，基层公务员面临的资源不足问题，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考量，同时也是高度实际的事项。与较高层次的部门相比，基层部门所配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会存在与实际工作量不匹配的状况。基层公务员除解决群众各不相同的问题和困难外，每日还会有固定的常规工作和例行检查，而基层公务员花在这些常规工作上的时间实际上占了一天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其余的特殊性工作，如贫困户走访，往往在晚上或节假日进行。尤其是自十八大以_，从*到地方强力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各项规定、禁令不断出台，基层公务员的心态随之发生变化。虽然各级*已注意到基层公务员心态的变化，并先后出台了减负文件，例如湖北省纪委针对以往年终绩效考评程序繁琐、内容繁杂、主观随意性大等问题，自2017年起取消原有的对市州纪委工作绩效年终考评活动，转为日常工作记录在台账上，年底进行汇总;对全县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全面清理，共撤销12个考核事项，合并8项督查内容为1项;2019年3月10日，***发出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但由于减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面临因时、因地、因人、因部门不同的困境，故虽然在减负，但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问题也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基层工作效率将会大大降低。所谓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在重压下产生的对工作丧失热情、情绪烦躁易怒、工作态度消极等状况，一般包括情感衰竭、去人格化和个人成就感低下。职业倦怠最早在1974年由Freudenberger提出，随后由Maslach等人把对工作上长期的情绪及人际应激源做出反应而产生的心理综合症称为职业倦怠。国外关于职业倦怠的研究着重在对医护人员的研究上，例如，Thomas，Bantz和McIntosh通过研究发现80%的美国人反映都经历过工作压力，74%的*表明急性和慢性压力都是导致*倦怠的重要原因。_2]Hu，Nien-Chih MD等学者通过对1 560名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的全职员工进行调查，再根据哥本哈根职业倦怠量表（CBI）得分，将受试者分为上，中，下三层次，结果发现：长时间的工作与职业倦怠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其中50岁以下被调查者、女性以及不活跃的员工在长时间工作下职业倦怠的情况更加显著。1993年至今，国内关于职业倦怠的研究多达10 000多篇文献，但主要集中于对教师和医务人员这两类职业倦怠情况的研究。从2008年起，开始对公务员职业倦怠有所研究。近年来，由于*调整，聘任制的“提议”让公务员铁饭碗的地位有些动摇，逐渐变动的公务员制度以及工作内容、工作氛围等让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情绪日益高涨，相关的研究文献也喷涌式增长，仅2013年以后就有130余篇，这些论文以硕士论文为主.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是双因素理论。双因素理论强调以薪酬为保健因素、以晋升机会为激励因素的内外结合手段来缓解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倦怠。例如，胡贵仁表示要完善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应建立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的双轮驱动机制，仅关注外部激励是远远不够的;缪国书、许慧慧认为公务员职业倦怠主要涉及的是公务员个体与工作之间的不协调关系，而工作的挑战性和竞争激励的缺乏等原因是导致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吕维霞、徐晓明和王超杰通过建立3个评价指标和3个影响因素之间的九个假设关系，从中得出职业控制困难容易导致情绪低落，职业价值降低容易导致缺乏成就感，而职业激励不足则容易导致人格*的结论。尽管双因素理论确实对缓解职业倦怠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需要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是逐渐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上，这种需要的转变是怎样的走向？
不同层次之间的需要呈现出怎样的关系？
这些仍然有待研究。同时，现有对基层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的实证研究，更多是基于某一乡镇或区县的小范围调查，未能立足于省级行政区域的大规模调研，这凸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