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经学教育还有那些书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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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将《论语》、《孝经》、《尔雅》等儒学教材也抬到了“经”的高度。唐玄宗时已在“御撰”的《大唐六典》中规定，在教学过程中和科举考试时，均要重点考《五经》，并要求兼习《论语》和《孝经》。至唐文宗时，朝廷任长于经术的郑覃为宰相，并在开成二年(837)依其奏议，刻九*字于石，仿汉魏旧制，立石经于长官国子监，世称“唐开成石经”。在文宗太和年间，石经内容增至12种，除加入《论语》、《孝经》而外，还增加了《尔雅》。这三部书入“经”，对唐代的经学教育有较大的推动。在统治者看来，作为孔子言论的《论语》和作为事亲忠君之本的《孝经》包括了儒学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加之，此二书言简意明，篇幅较短，又不像《五经》那样难懂，粗通文字者便可习读背诵，有利于官方思想深入人心。《尔雅》是诸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是训释古籍的工具。除解释《五经》外，其所用训诂资料还旁及《楚辞》、《庄子》、《穆天子传》、《管子》、《吕氏春秋》、《国语》、《礼记》等。非常适合唐代以儒为主，旁及百家的文教*。在教学中，其主要作用在于，使经学的语言分析成为一种高缘的学问受到教育者的重视。后人将《尔雅》比作“《六经》之户牖，学者之要津”。(宋·林光甫《艾轩诗说》)视为“训诂之渊海，《五经》之梯航。”(清·翔宋凤翔《尔雅郭注义疏序》)其认识均源于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