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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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恩格斯指出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衣、食、住及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种的繁衍及婚姻家庭形式的发展)。社会制度受这两种生产的制约。在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低下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成为国家产生以前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社会制度。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逐渐代替了血缘关系,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新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由血缘关系决定的氏族制度,这就是具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制度。恩格斯曾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指出原始社会制度瓦解是个逐渐的过程,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家庭私有制的出现和奴隶阶级的形成是国家产生的前提。在原始社会,生产发展到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时,就已经有奴隶出现,而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离)时,奴隶已成为农业、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这时国家尚未出现,只有阶级形成后,当两个对立的阶级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才出现了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获得了*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基本分歧点。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提出的前后,一些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国家起源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有神权论、暴力论和契约论。神权论认为,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这种理论在东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社会,普遍信奉“天道”,说国家的权力来自“天命”,把帝王称为天子。在欧洲中世纪,*教的势力支配了整个思想界,普遍宣扬“一切权力来自神”、“除上帝外,别无权力”的观点。集神权思想大成的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是其代表。神权论从16世纪开始衰落,但至今在一些国家仍有影响。暴力论认为,国家起源于掠夺和征服,强调暴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上的奴役先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国家的产生不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德国哲学家E.K.杜林、奥地利社会学家L.龚普洛维奇和德国理论家K.考茨基都是暴力论者。契约论是资产阶级*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说,它把国家的产生说*们订立契约并共同遵守的结果。16~18世纪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都用契约论说明国家的起源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英国的T.霍布斯、J.洛克,法国的J.-J.卢梭都是契约论的代表。契约论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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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观*史,可知国家起源说有自然说、契约说、武力说、私有制说、氏族说等。据自然说之倡导者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生来就是*的动物。”其国家之起源,即由于人类繁殖所需的一对男女以及生来就为主人与奴隶的相互保全欲求,自然而然地构成家庭,由此逐步形成一个自然村。人类天性向往美好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本性*,继而在自然村的基础上自发地建立一个共同体。这一顺其自然发展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国家。"(亚里士多德《*学》第一卷第二章) 契约说之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就中又以卢梭著之《社会契约论》最为典性,概言之,即“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各个家庭成员,一经成年脱离家庭依附关系后,为了维护各自生来具有的自由和平等,确保自身生存的利益,理智地于社会生活中发生一种约束,当社会发展需要人们共同协作,“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障结合的人身和财富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将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而原来的约束就转化成了“社会契约”。结合行为产生的道德与集体之共同体,“过去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武力说认为:“国家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军事征服,此说近代较为流行,论者遍及欧洲各国。" 私有制说见于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氏族说则为我国现代旧史家代表人物梁启超之主张,任公曰:“凡国家皆起源于氏族,族长为一族之主祭者,同时即为一族之*首领。”(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新民丛报》第六十五号)
  余以为自然说将*与国家一体论之,实则*先于国家存在。古代氏族、部落社会之初民集体生活中实行一定的*规则与措施,并不一定要有国家之组织,两者非能同日而语。契约说将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实则两者有所区别。武力说将军事与国家相提并论,实则军事只是国家建立之手段,而非为国家起源之因。氏族说者任公先生不知国家政体与氏族原始公社制之本质区别所在。
  在古代社会,国家与氏族之分,在财产方面,表现在一为财产私有,一为财产公有;在产业方面,表现为一以农业为主,一以渔猎畜牧为主;在生活方面,表现为一以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之共同体生活为主,过着相对安居生活,一以血统为缘的集体生活为主,过着游居不定的生活;在社会方面,一为有阶级之存在,一为无阶级之存在。相对历史而言,国家是一时的统治政体,而氏族演化为民族后则是长久的血统集团。氏族内部之*机构若要演变为国家政体之统治组织,多需通过经济关系变革来转化。本质上,国家政体实非氏族*组织的继承和照搬,两者有实质性区别。依据客观实际,而非主观论之,余以为国家成立之私有制说较为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情......。”(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第一种思路的结果是对现代国家三个特点的总结(即国家起源的三个标志):
  1)统治者及*的专业化。
  2)权力中心的集中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金字塔形的法律体系(在法制国家内:*—法律—法规—行政命令)或规范体系。
  3)*权力的制度化、非人格化、非家族化。这首先意味着抽象的公共权力与执政者的分离: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它还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严格*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其运用应严格遵守现行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要去除一切不确定性。
  通过第二种思路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逐渐生长起来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被人创造出来的。
  它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在西方: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城邦制国家(City—State, Etat—Cité)—帝国(马其顿或罗马)—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 Etat— Nation)。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出现得比较早,且形式少有变化。秦王朝便已经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概首先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其典型特征是王权与教权、封建主权力的斗争,而在此过程中,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性也日益凸显。
  第一个阶段是王权与教权的斗争;
  第二个阶段是消除农奴、佃农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上级:国王。在*之后,这种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则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就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各种*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如市镇议会、如各种咨询机构(逐渐演化成*各部)等,这是现代官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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